當屬范蠡莫屬，范蠡是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實業家，人稱陶朱公。范蠡在輔助越王勾踐滅吳後，功成身退，與大美女西施泛舟而下，廣遊五湖四海。後以經商致富，富可敵國。後人稱之為“陶朱公”，也常把他的畫像當做財神來供奉。范蠡無論是從政功成時的急流勇退，還是隱姓埋名在社會上經商，都可以看出范蠡的大智若愚，急流勇退，不居功自傲

，方能善始善終也。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功高蓋主，禍必降之”是透過無數的歷史事實總結出來的經驗。正如商鞅被施以車裂；李斯被腰斬咸陽；韓信被誅三族；誅晁錯以清君側；岳飛毒死於風波亭等等。

“擁有極高權勢的臣子難以善終”似乎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條鐵律。

但是，萬事都有例外，雖擁有極高權勢的臣子多難以善終，但總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我個人認為功臣難以善終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當朝皇帝的品行心智；二是臣子本身的政治智慧與覺悟。

接下來我就以東漢劉秀開國功臣多以善終來說明我的觀點。

東漢光武帝劉秀，自舂陵起兵反莽，經過長達十二年之久的統一戰爭，結束了自新莽末年以來長達近二十年的軍閥混戰與割據局面。

而劉秀雖是漢氏血統，卻身出布衣。之所以能成功的復興漢室，建立東漢，與他那些手下的大將們的是有著密切聯絡的，其中最為出名的是“雲臺二十八將”。

漢明帝永平年間，明帝追憶當年隨其父皇打下東漢江山的功臣宿將，命繪28位功臣的畫像於洛陽南宮的雲臺，故稱“雲臺二十八將”。這28人功勞蓋世，地位尊貴，多得善終。

如鄧禹，他是劉秀稱帝的首倡者，戰功卓絕，居軍師之位，封高密侯。明帝即位後又拜為太傅，卒於官位上，年五十七，鄧氏家族也累世寵貴。

如吳漢，任大司馬率軍轉戰南北振旅榮歸，封舞陽侯。吳漢留任軍職，“以功名終”，得到劉秀“終始倚愛之親”，“吳氏封侯者五國”。

如賈復，從徵以來身披12創，未有敗績，封膠東侯。劉秀待其“恩澤甚厚”，罷左右將軍後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

如耿弇，多立軍功，劉秀稱其有勝韓信平齊之功，封好畤侯。罷上大軍將後，以列侯就國，劉秀每有徵討大事，則“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得善終。

如臧宮，隨劉秀征戰表現出色，諸將多稱讚其勇，歷任太中大夫，封成安侯。其為功臣中少有的從政者，常見任用，得善終。

由此可見東漢“開國功臣”問題處理得相當不錯，我認為東漢開國名臣多的善終原因有二。

其一，光武帝劉秀“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之明”。

諸葛亮在《論光武》中透過分析了劉邦、劉秀對待功臣的方式，點明瞭“漢二祖”的為人。正因為劉秀“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之明”，深謀遠慮，早早將危險消滅在了發生之前，因此“臣不顯功”；而劉邦才能和謀慮不足，經常導致戰場上的被動，所以陳平、韓信等人只好不斷的“救火”，反而透過“救火”無意識的成就了個人威信，成尾大難掉之局面。

其二，遠見、妥善的功臣處理策略。

劉秀在奪取天下尚未分曉時便大封功臣，同時誠懇告誡部將，切戒放縱。因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的前鑑不遠，劉秀的忠告很容易被部將接受。

東漢成立後，光武帝十分謹慎、緩慢地實施了“退功臣而進文吏”之舉，採取收繳兵權按封就國的明智方式，將建國時以功臣為核心的武官體制，改造為以文吏為核心的文官體制，及早的解決了開國功臣問題。

劉秀趁著大封功臣，及早地實施“上印以列侯就第“的策略”。使得尚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將軍們願意一手繳出將軍兵權，一手接過侯爵印綬，按封就國。這樣，“退武”進行得很順利，沒有引起國家震動。

當然，劉秀的“退功臣”做的是成功的。一方面，退功臣沒有引發政權動盪；另一方面，退功臣並沒有削弱東漢的武裝力量，因為一些年輕名將仍在軍中，此後出現的鎮壓叛亂、邊境戰爭予以了證明。這一點可與趙宋政權進行比較，為防藩鎮擁兵而採取“文臣換武臣”之策，致使弱國弱軍，苟安於半壁江山。至於“進文臣”之舉，一是採用了一批虔信讖文，進獻符瑞的儒士，降低了官吏隊伍的素質；二是尚書檯職權過於集中，遂成凌駕於百官之上的特權集團。

總體來說，劉秀推行“退功臣進文臣”策略，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決了功臣權重的隱患，從而熄滅權臣之慾，避免藩鎮之亂，為東漢爭得八十年百姓生息，這便是他的高明之處。

皇恩加身，功成身退，豈不是皇帝臣子之共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