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艾麗絲·門羅專攻短篇小說不同，加拿大文學女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以女詩人出道，擅長各種門類的寫作，從出版的作品來看，詩歌、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三駕馬車並駕齊驅。所謂藝多不壓身，其實也是一種寫作和生存策略使然。在她十幾歲開始寫詩，二十六歲出版詩集之後，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會不會自殺。在那個年代，她說，身為一個女詩人，除非你願意冒生命的危險，或者徹底地放棄生命，否則別人也不會太認真地看待你，就如同西爾維亞·普拉斯在自殺前兩天寫的詩句：“噴射出的血柱是詩，沒有止血的方法。”只有用死亡殉道，才能掙得女詩人的一席之地，這就是當時社會的“神話”，對女性藝術家的習俗設定。阿特伍德自嘲說，幸好我除了寫詩也寫小說，雖然自殺的小說家也不乏其人，不過寫作非詩歌類文字有平衡的效果：“可以說是，盤子上多了一點肉和馬鈴薯，少了一些砍下來的人頭。”從要自殺的詩人，到能養活自己的小說家，至少不用活在男性規定的神話裡。

阿特伍德寫過一個短篇《訓練》（收錄於短篇小說集《跳舞女郎》）。阿特伍德從一個男孩的視角描述了一名腦癱女孩的生活。男孩叫羅布，是殘疾人夏令營的志願者，他照顧的女孩叫喬丹，非常聰明，但除了眼珠能夠轉動，她的身體被困在了輪椅上。羅布見到喬丹時，這個描寫讓人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自由意志：“那股龐大的自由意志，它被封印在她的眼中，如同某種兇猛的小動物，被金屬的捕獸網所俘獲。她出不去！她被綁在輪椅上，囚於支架、托盤、鋼鐵齒輪的牢籠之中，但這只是因為她被束縛在她自己的身體裡，彷彿置身一趟顛簸不已，令人暈眩的遊樂場過山車。要是把她從輪椅上放出來，她就會一路大搞破壞，呼天搶地，猛敲猛打，橫衝直撞。”

男孩覺得他能明白她心裡在想什麼，他總是跟她在一起。有一次，他在小溪邊，想讓喬丹親自接觸下水流和青草。他偷偷地把她從輪椅上抱下來，握住她的手，放進冰涼的溪流。那一刻，他笑了，感覺自己是一個施予者，一個治癒者。可是這個時候，喬丹卻害怕了，她發出一陣陣的哀鳴和低吼，渾身抽搐，她根本不喜歡這樣。

這兩個場景無疑是高度隱喻性的。男性經驗無法讓女性作家感同身受，女性作家需要自己的真實感受，而不是遵從男性作家的設定。而女性被困在輪椅上無法發出聲音的形象是男性文學敘事中的主要場景。就如同美國女性學者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在她們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十九世紀文學想象》一書中的描述，男性作者以同樣的方式既創造了又囚禁了他虛構出來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賦予其筆下的人物形象以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剝奪了她們的主體性，剝奪了她們獨立言說的能力，迫使她們沉默：“他使她們沉默，正如濟慈在《希臘古甕頌》中所寫下的那樣，他使她們處在靜止的狀態下，或者——將她們鑲嵌入藝術的大理石之中——從而殺死她們。”小女孩喬丹在最後一刻恐懼了，她以為他要溺死她，而死亡是大多數女性藝術家最終歸屬。

在她的另外一部長篇小說《別名格蕾絲》中，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這樣的寫作，這是一本將過去的歷史進行重構的新故事。

這本小說的主人公格蕾絲是加拿大19世紀40年代最臭名昭著的殺人犯，她在16歲時，夥同另外一名僕人詹姆斯·麥克德莫特殺死了僱主金尼爾，以及女管家南希·蒙哥馬利。兩人被捕後，麥克德莫特被絞死，格蕾絲因為年齡太小，又是女性，加上假定的弱智，被判終身監禁。此案轟動一時，一百年裡有無數版本，正如阿特伍德所言，對格蕾絲的態度也隨著時代不同有不同看法，反映了當時對女人的本性的模稜兩可的態度，她是女魔頭，還是誘惑者？是主犯，還是脅從犯罪？是真正的兇手，還是受害者？

在這本重寫的小說中，阿特伍德利用不同的講述手法，還原了那個時代女性生活的真實狀況。看似偵探小說的形式和格局，但探討的卻是不同視角和文化狀態中，對女性認知和態度。格蕾絲成長的環境，她的父母，無力逃脫的卑微身世等等，都對她以後的人生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為她們無法成為自己，只能活在男人的陰影之中，沒有人真正關心她們想要什麼。

首先要注意到，阿特伍德作品的體量是很大的，14本詩集、11篇長篇小說、5個短篇小說集、3部文學評論，在這個龐大的體量裡，她關注的主題也非常宏大，人類生存、社會犯罪、女性主義。僅僅就文學來說，阿特伍德的格局比大多數的作家都大。女性主義是阿特伍德作品最重要的元素，關於這個主題，作家走走給過一個說法： 14世紀的時候，阿特伍德的母系家族裡有一女性作為巫婆被處以絞刑的，但是絞刑繩索掛上脖子吊起來以後她沒死，所以這個女性就變成他們家族的一個傳奇。脖子硬，擋過一劫，這個說法就一直在家族裡流傳，女性的脖子要硬才有勇氣抵抗這個社會。

前段時間橫掃艾美獎的《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既是原著作者，也是編劇之一。基於美劇的大熱，那我在這裡就推薦這部，《使女的故事》。在這部小說（美劇）裡，突然有一天，女性不被允許工作，在公共場合也不得被接待，銀行卡被鎖住，裡面的錢被轉給了丈夫，因為她和她的財產一樣，都是丈夫的私人財產，她們被抓起來，被培訓，被當做生育的工具“使女”，如果有任何逾規的行為，會被就地殺害，屍體掛在高高的建築上……聽起來很駭人聽聞，但寫這部小說的時候阿特伍德曾說，我沒有虛構任何事實，小說裡出現的幾乎所有情節都是歷史上曾發生過的。

川普上臺後，這本書在歐美市場變得很暢銷，艾瑪沃森有個讀書會，之前也推薦過這本書。環境汙染愈甚，女性不能同工同酬、反而以各種方式被排擠、同性戀群體的權益與地位從之前的緩慢提升到現在的飛速直下，2017年的世界看起來竟然真的跟這本1988年所寫的書有某種趨同之處。裡面有段話是模仿了屠殺猶太人紀念碑上的句子，但我聽到的時候仍然很震撼：“我之前一直沉睡，事態才會發展至此。當他們劫掠議會之時，我沒有覺醒；當他們架空憲法之時，我也沒有覺醒，現在我覺醒了。”

這張《使女的故事》劇組在臺上慶祝獲獎的照片裡，穿紅色披肩的老太太就是阿特伍德。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 ）是當代國際文壇上最負盛名的加拿大作家，以小說創作成就為最，同時也是出色的詩人和文學評論家。阿特伍德曾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她的創作以女性主義和神話主題聞名。她已出版十四部長篇小說、十二部詩集以及多部短篇小說集和文學評論集。她的作品已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約三十個國家出版。她的作品包括，小說《女祭司》(1976)、《肉體傷害》(1981)、《女僕的故事》(1985, 獲總督文學獎)、《強盜新娘》(1993)、《別名格蕾絲》(1996)及《盲刺客》(2000)，以及近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等，其中不少已成暢銷書。她還是加拿大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其中詩集《圓圈遊戲》和小說《使女的故事》先後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盲刺客》獲英國布克獎。

其中最有名的是《別名格蕾絲》、《盲刺客》和《使女的故事》。

《別名格蕾絲》，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樁臭名昭著的罪案為底本，講述了一個錯綜複雜卻充滿詩意的故事。小說乍看充滿現實主義敘事風格，卻又隨著情節的推進，筆法自然翻轉，性、謀殺與階級衝突交相混合，想象的樹脂流淌進了歷史事件的縫隙裡。透過人物視角的切換，故事獲得了絢麗的碎片化效果，邪惡與尊嚴、悲劇與華美共存，虛實相生間，特定年代最為廣闊的社會畫卷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盲刺客》，是一部結構複雜奇巧、故事裡套故事的小說。小說有兩個主人公，一個是勞拉，小說一開始就在車禍中死去；另一個是她姐姐艾麗絲，生活在死者的陰影中，回憶著快被湮沒的往事。有關《盲刺客》的故事是勞拉生前寫的，描述了在動盪的20世紀30年代，一個富家小姐和一個在逃的窮小夥子的戀情。同時，這對戀人想象出了發生在另一個星球的故事。這個虛構的故事裡充滿了愛、犧牲和背叛。而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艾麗絲嫁給了富商理查德，在外人看來，這是一樁美滿的婚姻。殊不知，理查德將魔爪伸向了小姨子勞拉，於是，勞拉的車禍就令人產生了懷疑……

《使女的故事》描寫的最遠時間距小說寫作時間二百多年，以幾名歷史學家的發現，讓一位在基列不幸淪為“使女”、後來僥倖逃出的女性，通過錄在磁帶裡的聲音，向讀者講述發生在那個時間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來21世紀初的親身經歷，其間夾雜著大量主人公對20世紀80年代生活的回憶與反思。

小說描寫的是未來之事，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科幻小說。未來小說盡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強烈文化內容。它講述已成歷史的未來，從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