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字:文化

中華名族有區別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核心

就是我們的文化

中國的文化都說是上下五千年，可是又豈止？

當東方龍之文化橫掃世界的時候，當文化真正復興的時候，那就是拿破崙說的:中國是一頭沉睡的雄獅，一旦覺醒它將震撼整個世界！

說到“中華民族的精髓”恐怕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個人的體會都不一樣，你總結若干條，他總結若干條，最後有個更權威的出來採取歸納法濃縮提煉出若干條。有一種說法認為中華民族的精髓是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精神，我認為這個不能算是中華民族的精髓。普天之下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數量有很多，不獨咱們中華民族。既然要稱得上“精髓”，那一定得是咱自家有而別家無的東西，是構成特色的東西。那會是什麼呢？

讀過英國哲學家羅素《華人的性格》的朋友，一定會對以下這一段文字記憶猶新：

“我記得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們一行人坐在轎子裡，被抬著穿過山丘地帶，路途崎嶇險峻。這些抬轎子的苦力十分辛苦。當旅途到達山的最高處時，我們要求他們停下來歇十分鐘。他們立即生成行拿出菸斗，又說又笑，似乎對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

這是讓羅素特別困惑、百思不解的事情，可是對於我們華人來說，沒有什麼神秘的，這就是老祖宗常說的“樂天知命”。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髓”？我認為，首先是“樂天知命”。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綿延至今憑靠的就是這種樂天知命的精神。

什麼是樂天知命？通俗地講就是安於自己的處境而沒有任何憂慮。《周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孔穎達疏：“順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也。” [南朝•梁] 劉孝標在《辯命論》中說得更具體：“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聽上去很有宿命論的味道，然而轉念之間與行動之間卻不是西方或古印度的苦行主義，而是我們華人獨有的樂天主義。李澤厚先生說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這個概括是非常準確的。

孔子和孟子都講“天命”。孔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絕不是說他知曉了天命的秘密、洞徹了生老病死、吉凶禍福的規律，而是說他自己到了五十歲才知道天命不可違。孔子到了五十歲才知道這一點，而普通的老百姓並不追問這些，他們彷彿一生下來就順從天性自然而活，正如羅素所看到的那樣。魯迅《彷徨•孤獨者》有這麼一句話：“但是學校裡的人們，雖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職員，也沒有一個不是樂天知命的。”如今讀來，這句話彷彿是為“中華民族的精髓”做的註解。

除了“樂天知命”，可以稱得上是“中華民族的精髓”的，我認為還有“重倫理講人情”，全世界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中華民族這樣講究倫理輩分關係，複雜到外華人在中國生活幾十年也搞不清楚，別說外華人，就是80後、90後的中國年輕一代也搞不清楚。全世界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中華民族這樣講究人情禮道，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禮尚往來，幾乎等於自絕於人民，走向社會必然是寸步難行，自尋死路。《紅樓夢》中有一副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賈寶玉見了扭頭就走，因為他是傳統文化的叛逆者，但今天的年輕人如果也像賈寶玉那樣做恐怕並不明智。要想做一個得體的合格的華人，最好把“三綱五常”、“四維（禮義廉恥）五常（仁、義、禮、智、信）五倫（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仁愛和平)等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溫習一下，剔除糟粕，取其精華，貫徹於日常生活之中。做到這些，你才能算是一個情商高的人。

由於“重倫理講人情”，華人不能不將“道德”二字看得非常重要，然而華人的道德終究是一種缺乏超越性的世俗道德，雖然先賢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天道”、“天理”，但是這些概念與範疇實際上同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們中國的道德有一種泛道德主義色彩，不管是政治、法律、經濟，還是審美活動，統統都被道德化了。政治道德化，強調賢能政治也就是德治，德主刑輔；法律道德化，強調“明德慎罰”，人情成為訴訟斷案的重要考量因素；經濟道德化，強調熟人經濟與心靈契約而忽視法律契約。而將花草樹木人格化、道德化、精神化，則是華人審美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松梅竹蘭或者松梅蘭菊分別對應君子的四種品格，這是古代讀書人盡皆知的常識。凡此種種，今人在面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不能不知。

至於“中庸和諧”與“天人合一”等，它們從屬於“倫理道德”這個總範疇和總框架，都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此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