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貨

清廷頒發上諭，以“有礙邦交”等為由諭令商民“不應以禁用美貨輒思抵制”，並以“從嚴查究”相威脅。《申報》連續發表兩篇評論進行辯駁，指出：“此次抵制，舉國一心，實為中國民能力膨脹之萌芽，中國轉弱為強之大關鍵。”認為政府不予鼓勵而反行壓制，是“遏絕中國民能力發達之萌芽，摧壞其轉弱為強之基礎，是則可慨也”。

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抵制西方的武器技術，抵制西方的文藝作品，抵制西方的文化輸入，抵制西方的教育觀念，綜上所述，都是抵制西方的核心價值觀，生怕引狼入室與民族覺醒顛覆皇權的地位

清末各項新政措施的推行，均離不開財政的支撐。在清末烽煙四起、財政捉襟見肘的狀況下，政府應對財政危機的舉措嚴重失當，一方面表現為財政支出未能做到統籌計劃、循序漸進，反而盲目無序、操之過急；另一方面表現為協調中央與地方財權之爭的努力失敗，允許地方經費自籌使得中央財權的控制力更加削弱。

清末各項新政措施的推行，均離不開財政的支撐。在清末烽煙四起、財政捉襟見肘的狀況下，政府應對財政危機的舉措嚴重失當，一方面表現為財政支出未能做到統籌計劃、循序漸進，反而盲目無序、操之過急；另一方面表現為協調中央與地方財權之爭的努力失敗，允許地方經費自籌使得中央財權的控制力更加削弱。

盲目無序，操之過急

清末新政改革涉及各行各業，各項措施的推行可謂是千頭萬緒，舉凡興學、練兵、憲政等等，無不是當務之急。然而，清末政府財力不可能支撐驟然間暴增的新政支出，這裡有一個統籌計劃、循序漸進的問題，令人遺憾的是，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卻思路混亂、盲目無序、操之過急。

在財政投向問題上，清政府盲目無序、全方位並進。一方面強調興學是新政第一要務，“最為新政大端”，認為學堂多設一所，中國就多一分生機，學生增加一人，中國就多一主人翁；另一方面又把練兵視為內政第一位應注意的問題，“亟亟以練兵為要”，認為當務之急是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以便於將權力完全集中於朝廷。興學、練兵兩項外，還有人認為“憲政成立，以清理財政為最要”，“而整理財政必以確定全國預算、決算為最要”。

如此看來，似乎各個領域都很重要，然而，都重要就意味著在結果上變得什麼都不重要了。缺乏清晰的財政投向思路，雜亂無章，漫無頭緒，是清政府應對財政危機舉措失當的第一個突出表現。

問題尚不僅僅如此，清政府應對財政危機舉措失當還集中表現為急躁冒進。

以發行公債為例，清政府於1898年發行昭信股票1億兩，但募得之款不足2000萬兩；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又發行了“愛國公債”3000萬元，實募之款不滿1200萬元。清政府舉辦的幾次國內公債均未能按預期計劃進行，多中途而廢，發行量小，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發行資本主義公債的經濟基礎———近代化的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加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民眾缺乏近代公債意識，導致其公債政策的失敗。國內公債發行的條件根本就不具備，學界批評其發行失敗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其次是政府操之過急。

再如印花稅的試行，清政府最高當局再三責令度支部要“迅速研究”，所給期限僅為兩個月，嚴詞強調“勿得稍涉延宕”。以這樣的心態催生新政策，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還有推行統捐一事，清政府仍是操之過急。戶部在未作任何系統研究的情況下，就要求各省在一個月之內改辦統捐，實在是過於倉促。半個世紀的積弊卻幻想在一個月內革除，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在財政方面的無奈及其浮躁心態。

面面俱到，面面不到

以四川省為例，當時全省各府、廳、州、縣的警察經費均由地方當局自行籌措，其主要來源是隨糧捐、契捐、煙捐、煙館捐、官膏紅息等十二項，州縣以下的警察分局的經費亦系自籌經費，來源主要有戲捐、官膏捐、燈捐等八項。因此，四川在禁菸後經濟困難，萬分拮据。

警費之外，煙稅還與練兵關係密切。禁菸開始後，綏遠將軍稱，蒙古從來以罌粟培植、鴉片製造為重要物產，綏遠城之練兵費實賴於此，禁止鴉片後，鴉片稅逐漸減少，軍費無著落。最後，不得不求救於度支部。

總之，清末政府的財政支出未能做到統籌計劃、循序漸進，反而盲目無序、操之過急，試圖快捷推行全方位新政，面面俱到卻面面不到。以教育為首要，結果是學生集體背叛清廷，特別是留學生成了反對政府的精英；以練兵為首要，結果是新軍集體譁變，成了王朝崩潰的直接鑄就者，清朝籌練新軍實是自掘墳墓。如此結果，對於清政府來說，值得總結的教訓特別是程式方面的教訓良多。

財權分散，政令不通

清末新政時期，清廷視“清理財政為預備立憲第一要政”，意圖收回地方籌款之權和規制地方財政，但因舉措太急，反而激化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辛亥革命中督撫或背叛、或離職，未能恪守臣忠，與清廷推行財權集中中央錯失最佳時機，因而造成督撫離心離德，不無關聯。

受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清廷財權下移，中央財權的控制力嚴重消弱，“戶部雖為(錢糧)總彙，而各處之虛實不知也”。針對此點，清廷企圖透過整頓戶部、清理財政、實行預決算、清理各省收支奏銷、核定外銷款項及各部經費等各項措施，以強化中央對財政的控制能力。

為消解財權分散、政令不通的困局，清廷提出財政管理應實行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和預算制。分稅制把一切租稅分作兩項，一為國稅，以備中央政府之用；一為地方稅，以備地方行政之用。此外，改布政使為度支使，每省一員，統司全省財政出入，徵收國稅和地方稅，直接受度支部管轄，但仍受地方督撫節制。預算制要求經費開支由度支部統一收發，各省不得各自為計。每年責令各地方衙門分造概算書及預定經費要求書，送度支部辦理，然後通盤算定，事先預籌海陸軍經費應如何指定，京外官薪俸如何平均，實業、教育應如何補助等等。

不過，在地方督撫的抵制下，分稅制和預算制並未得到有效貫徹執行。如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參與清理財政的官員、地方督撫、憲政編查館官員和資政院議員進行了廣泛熱烈的討論，在分稅與否問題上各方意見一致，前提一致也並未能促進問題的解決，因為中央與地方各抱損人利己的一廂情願，而提出了種種不同的劃分標準。

地方自籌，弱幹強枝

當然，清末中央政府強幹弱枝之所以未能取得明顯實效，最為關鍵的原因還是中央允准地方財政自籌。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清廷針對各省籌資發展實業，就明確表示：“非部撥之款，應由(各省)自行酌核辦理”。到了《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之後，面對外債、賠款的重壓，清廷一面對地方督撫好言相勸：“和議既成，賠款已定，無論如何窘急，必須竭力支援。”一面因列強緊逼不已，擔心督撫叫窮拖宕，不得不強擺天子威儀，嚴厲告誡各省賠款必須“如期匯解，不得短少遲延，至有貽誤”，否則“唯各該督撫是問”。以往清政府要求各省增添款項時，總是採取協商辦法，而到甲午戰後，清政府則採取堅決措施———攤派和允許開徵新稅。上述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表明清政府財政收支實在困難，不得不依賴地方籌款；另一方面又表明中央財權旁落，舍此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