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活的時代，正是漢代制度逐漸確立的時代。

對於董仲舒的生卒，《史記》《漢書》都未有明確的記載。因此，歷來研究者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如蘇輿《董子年表》認為董仲舒生於漢文帝元年（前 179 年），卒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周桂鈿認為董仲舒生年當在公元前 200 年至前 196年之間，卒年當在公元前 107 年至前 104 年之間，壽命 90 多歲。美國學者桂思卓在中國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董仲舒生於公元前 195 年左右，卒於公元前 105 年左右[3]。這與周桂鈿的看法接近。其實這些看法都是推測之詞，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得出董仲舒的確切生卒年月，除非有新的史料發現。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對董仲舒生活時代的瞭解。

《漢書·匈奴傳》稱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據此，董仲舒至少經歷了惠、文、景、武四朝。根

據《史記》《漢書》儒林傳的記載，董仲舒在漢景帝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博士了。《漢書·五行志上》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這說明董仲舒真正登上歷史舞臺是漢景帝時，而其對當時政治產生重要影響則在漢武帝對策之後。

漢武帝即位之後，先後發動了三次舉賢良對策的活動，分別是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對於董仲舒對策的時間，學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元光元年的說法最為可信。武帝之所以舉賢良對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治理才能讓國家達致天下太平。這一點可以從當時所發的舉賢良詔書中看出。如元光元年五月詔書說：“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穀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漢書·武帝紀》）在武帝看來，三代的堯舜、周代的成康當政時期都是歷史上有名的盛世，都是他應效法的物件。他詔舉賢良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唐、虞、成、康那樣的盛世，“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在《漢書·董仲舒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僕滅，至后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這同樣以五帝三王為楷模，以桀紂為教訓，欲實現古代盛世所謂的“王道”。

漢代是在推翻秦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秦代是一個相當殘暴混亂的朝代。漢代要想在這樣一個滿目瘡痍、混亂不堪的基礎上實現王道是相當困難的。在董仲舒看來，漢代如果想得到好的治理，必須改制、更化。所謂改制、更化，就是改變秦制，實現漢制。

對於武帝的策問，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學的理論予以回答。他認為實現王道的關鍵在於知道天道，天道任德不任刑，因此，治理國家也應以德教為主，刑法為輔。這實際上就是改變以法為主的秦制，實現以德為主的漢制。在第二次對策中，董仲舒進一步申明瞭他的改制思想，認為“《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秦朝的滅亡在於“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不以文德教化天下。董仲舒認為，漢武帝當時雖然並有天下，內外率服，有太平之致的景象。但一般老百姓並沒有感受到這種太平景象，關鍵在於“王心未加”。如果加以“王心”，那麼就會實現三代的王道。那麼如何加以“王心”呢？董仲舒認為在於“興太學，置明師”，以教養士人，然後就可以得到優秀的人才。任用這樣的優秀人才就可以宣化君主的德教，使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恩澤。在第三次對策中，改制思想仍然是董仲舒論述的重點。

他說：“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週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捄者，救也。在董仲舒看來，道是沒有弊端的。弊端的出現只是道的偏失。因此，三王雖有不同，然皆是救弊扶衰的結果，都是順應天命的表現。因此，王者的改制僅僅是名稱上的變化，對於道的實際並沒有改變。在董仲舒看來，當時漢代在大亂之後，應該“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認為忠、敬、文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教方式，三者處於迴圈關係，前者如有弊端，就會用後者進行救治。漢代處於周、秦大亂之後，因此，要用夏代的“忠”來進行救治。

董仲舒的春秋學對兩漢經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把陰陽五行思想引入儒家經學之中，不但對春秋學本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易學、詩學、尚書學、禮學等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從董仲舒之後，儒家經學真正成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者也有了通往國家權力機構的正當途徑，從而對國家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一部分（簡介）

董仲舒是西漢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公羊》學大師。

在中國儒學史上，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曾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對傳統儒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來，封建統治者稱他為“闡道醇儒”，甚至掛匾奉祀。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79年，死於公元前104年，廣川（今河北棗強）人。

青年時期的董仲舒曾隨《公羊》學派的大師公羊壽學習《公羊春秋》。

漢景帝時，他擔任過博士官，那時，他就開始招收弟子，傳播儒家學說。

據說，他學習十分勤奮，連家中的園子都幾年沒看上一眼。

第二部分（主張）

漢武帝即位後，立即頒佈了“舉賢良文學”的詔令，要求各地的官員推舉學者以備朝廷策問，董仲舒也被推舉到了京城。

漢武帝曾經先後三次召見董仲舒上殿策問，在這三次對策中，董仲舒藉機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張。

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論證了他的“天人感應”觀點，認為上天不僅主宰著自然界，也主宰著人類社會，自然界的變化和災異都和國家政治有關。

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不僅“王者承天意從事”，而且“天”經常用符瑞和災異來表示希望和譴責。

第二次，董仲舒談論了選才任吏對於治國的重要意義，並提出了一套選官措施。

第三次，他則系統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並強調應該用儒家思想來鞏固統治，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認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的這三道對策，就是後人所稱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對策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武帝不僅接受了“獨尊儒術”的建議，還派他到江都王劉非那裡為相。

西漢中期，今文經學出現了陰陽五行化的趨向，以之附會經義的妄怪之論也隨而產生。在江都王劉非那裡，董仲舒經常宣揚公羊學派講災異、推陰陽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澇一類的活動。《漢書·董仲舒傳》也說：“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然而，當時統治者的興趣在於“王者承天意從事”的“君權神授”理論，並不是對陰陽災異學說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講災異也遭到了漢武帝的反感。第三部分（貢獻）

董仲舒一生實際並不得意。由於他為人耿直，經常向武帝上疏諫爭，批評時政，加上丞相公孫弘忌恨和排擠，所以58歲時，便結束了仕宦生涯。

董仲舒回家後，朝廷遇有大事，還常常派人徵詢他的意見。

在居家的日子裡，董仲舒專意於讀書和著述，埋頭鑽研學問。

董仲舒著述很多，據《漢書·董仲舒傳》，他“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條，凡百二十三篇……十餘萬言”。

但至今已大部分失傳了。據東漢的應劭說，此間董仲舒曾寫下了《春秋決獄》一書。

當時，朝廷中主司法之事的大臣張湯遇到棘手的案子就去問董仲舒，這樣，天長日久案子多了，董仲舒將其系統化為著作，主要說明判案應以《春秋》為根據。

此書已佚，但後來依據《春秋》決獄卻風行一時。

董仲舒的著作大都是闡發《春秋》之意的。董仲舒認為，孔子在《春秋》裡蘊含的“微言大義”並沒有人真正領會，只有透過他的著作才能明白。

董仲舒將自己解釋《春秋》的123篇文章彙編成集，取名為《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唯一流傳下來的完整著述，其中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和主張。

在這部書中，他再次系統地宣傳了“天人感應”學說和“三綱五常”等一套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受到歷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和尊崇。

漢初，統治者推崇無為而治，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好大喜功，這一套黃老思想已經無法滿足他的要求，他迫切需要實行一套高度集權的統治思想，儒家主張大一統、仁義和君臣倫理，這迎合了漢武帝的需求。

董仲舒西漢武帝的大儒。他因改造儒學使之成為幾千年來封建正統思想而名留青史。那為何在西漢初年直到武帝前期被採納的“黃老之學”為何會被改造後的儒學取而代之呢？要知道，正是經濟了幾十年在“黃老之學”思想的指導下而實行的與民休息的政策使西漢國力大大加強了。但強大後的西漢卻拋棄了“黃老”，為何？這就要從西漢時期內部，外部以及統治者內心深處出發去理解這一改變中國歷史文化的決定。

顯而易見的是，在當時的整個東北亞以漢文化為中心文化圈形成並發展著。這源於西漢國力的進一步強盛，但其強盛背後的內部卻也逐步發展起來的在劉邦時期大批次分封的同姓諸侯國。這讓最高統治者深感頭疼。這就自然而然的讓帝王為其自身考量而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黃老的無為恰恰與帝王的意願向左，這就催生了指導思想的轉變。

匈奴的不對南下，侵擾這西漢。這對整個西漢統治以極大的威脅。而長時間的忍辱負重為西漢發展贏得了時間，但武帝時進去級盛時期的西漢，使長時間採取和親等忍辱負重的政策出現了錯位。既國力與其對外政策的不匹配性。而經過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後，使武帝有了對匈奴戰爭理論基礎。

武帝之前的削番以及其雄心壯志，時期必然會放棄“黃老之學”的“無為”，而轉向儒家的“有為”。

總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決定。他維持了自秦以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延續性與穩定性。也使得中華文化流傳至今。不論好壞，他創造了一個獨特的中國。

漢武帝是獨尊儒家，但是他也發現儒家只能是糊弄的，比如儒家講究孝道，但漢武帝把太后幽禁了，以後有了太子被人家謀害，他把謀害的人殺了，又發現殺錯又反過來殺原先的原告，直到後來陪葬他的妃子們也是儒家的仁義？所以不能讀死書，漢武帝獨尊儒家是為了找一個理由反對老太后道教理論，但畢竟是漢武帝到後來發現儒家思想迂腐的，所以行動上老早拋棄儒家思想，中國的雄才大略帝王都是滅儒家的，漢武帝是沒有辦法，因為自己開始倡導儒家思想，不好反過來反對自己的倡導。真的是迂腐悟空

《史記孝武帝世家》，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記載。相反，董仲舒在《史記儒林列傳》中，並不是一個受上面信任之人，著有《災異之記》，有人將書呈上，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謝邀，董仲舒，廣川人，出生在漢文帝時期，漢景帝時授予博士的頭銜，是個專家。《史記》，《漢書》有其傳。司馬遷能為其立傳，可見其為當朝的牛人。司馬遷寫史善於捕捉人物特徵，通過幾件事就能知道董仲舒是個怎樣的人，第一件事，下帷講授。一般人當老師，都是直面學生，當面講課。董仲舒玩個花樣，弄個帳子座在裡面講，竟然能做到三年學生都不知道老師長得啥樣，這套路是不是有點象西方能夠人鬼相通的女巫呢?增加神秘感可以增加語言的威權。第二件事，寫災異方面的書，差點丟命。史載董仲舒擅長的學問是《春秋公羊傳》，但其行跡都偏好《春秋左氏傳》。《春秋》是孔子刪削的魯國編年史，為儒家五經之一，傳就是對經的講解，傳世的有三大家，《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的特點就是透過增補一些災異事件，以印證作者的觀點，而公羊，穀梁是透過對話闡述這本經書的微言大義。董仲舒就擅長用籖緯之術判斷災異現象，很象秦朝的方士，現代的算命先生，據說算得準，為此寫了本災異方面的書。後來皇家的祖祠失火，有人拿這本書說事。漢武帝的寵臣主父堰痛斥這樣的書，董的學生不知是老師的大作，也斥之為非常愚昧的書，就這樣董仲舒被下獄判了死罪。後來還是透過有人求請，武帝特赦才留了條命，從此再也不敢談災異。第三件事，明進退之理。董仲舒為人正直廉潔，雖然做了十幾年諸侯王的國相，但沒有置辦什麼私產，主要靠教書傳世，但漢朝置五經博士，各家的學術觀點不一樣，鬥得很利害。有的在朝庭做了大官，而他一直是地方官員，深知學術之爭隨時可能變為政治陷害，乾脆告老還鄉，專心著書立說。活了74歲，傳世之作《春秋繁露》。綜上所見，董仲舒的學問並不是純粹的儒家，實際上揉雜了陰陽，道德，名，法之學。至於漢武帝為什麼採納董仲舒的意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情節見《漢書-董仲舒傳》，《漢書》是東漢史家班固的作品，史料多延襲《史記》，關鍵是增補了一段漢武帝的冊問和董仲舒的對答，相當精彩，呈現了雄才大略的帝王夙興夜寐思考的是什麼問題，董仲舒回答得也絲絲入扣，反映了漢代書生博採眾長的知識結構。也回答了題主為什麼要獨尊儒術的緣由，這涉及春秋以至秦漢近千年逐步完善的大一統思想，中國為什麼必須堅持大一統，漢後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勢力的迴光返照，給華人以深刻的教訓。因篇幅所限，有機會專題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