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來講的話，唐憲宗時期，宦官權大，但是還夠不上專權這一說法，如果按照黃永年老師的說法，唐朝中晚期的宦官更像是大宅門裡的家奴幫助各自支援的主子爭權爭產業，並非真的掌握大權。這樣的說法是從深層次以及對比的角度來看待中晚唐的宦官專權的問題。如果單從史實上來看，宦官自唐玄宗之後所獲得的權力的確是越來越大，甚至漸漸的發展成了制度，雖然這些宦官的確分門別派互相之間鬥爭，扶持各自的主子上臺，但是不得不說，對於唐朝這的確是政治上的災難，也說明了皇權的孱弱。

回到唐憲宗時期，在執政初期，憲宗李純的最大的心病其實是安史之亂往後留下的藩鎮割據。早期他人用裴度、杜黃裳等名臣為相，一段時間內平定了許多藩鎮。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憲宗重用了自己的親信宦官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兼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和招討處置使等要職，作為統帥帶兵出征，使宦官勢力大大增長。並且讓宦官掌握了除了神策軍以外的禁軍，這樣的話這些宦官就手握軍權了。

另外，就是最為後世所詬病的，設立了左右樞密使，分別讓宦官劉光琦和梁守謙擔任，這個樞密使既要負責執掌機要，承受奏章，此外還設立了宣徽使，主管傳達詔旨，承宣內外。如此一來，這些宦官就成為了皇帝還有在鄉之劍的樞紐，給宦官干政提供了可能。

正是這些制度上的保證，唐憲宗時期他尚能控制，將宦官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越到後來，宦官的許可權就越大，很難掌控。晚唐，大概有八個皇帝都是宦官擁立的，可見影響。

提到唐憲宗時代的宦官，首先必須講講俱文珍這個人。他是在唐德宗後期開始受到重用，登上唐代政治的舞臺。為了擺脫以俱文珍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對於朝政的控制，唐順宗依靠，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和劉禹錫等，反動“永貞革新”。只可惜功虧一簣，參與革新運動的人被殺被貶，唐順宗也被逼退位，在俱文珍的擁立下，太子李純即位，是為唐憲宗。

這一階段似乎也就是俱文珍人生的巔峰了，雖然他擁立唐憲宗有功，但在唐憲宗當政期間他並沒有大權獨攬尾大不掉，僅僅是“累遷右衛大將軍 知內侍省事“，死後被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歷史上的憲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位期間知人善任，虛懷納諫，開創了元和中興的局面。畢竟憲宗不是體弱多病的順宗，在這樣一位有作為又強勢的皇帝面前，俱文珍確實也掀不起什麼風浪。不僅僅是俱文珍，縱觀憲宗一朝，確實也沒有發生宦官專權的事情。

至於憲宗之死，很多人把帽子扣到了宦官的頭上，並進一步將這一事件當做唐代末期宦官專權的鮮活例項。但從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開始，到建國後的陳寅恪、呂思勉，許多歷史大家都不認同這種觀點。如果仔細翻閱相關的史料，殺死唐憲宗的直接兇手最有可能是他的即位者唐穆宗李恆頭上。

雖然宦官王守澄等站在了擁立李恆的最前列，但背後真正的主謀是李恆的母親，郭子儀孫女德妃郭氏及她所處的政治集團。郭家的力量在唐朝中期是非常強大的，但唐憲宗似乎並不想把皇位傳給郭氏所生的兒子李恆，先是把太子之位給了長子李寧，後在李寧去世後，雖然在郭家的壓力下冊封李恆為太子，卻沒有罷免擁立二兒子澧王李惲的人，反倒還給予重用。因為唐憲宗太過明顯偏心，迫使唐穆總背後的郭家人出手，而宦官只是一個工具而已，誰讓他們離皇帝近呢。

其實翻看中晚唐的歷史，就會發現，宦官即使再飛揚跋扈，也沒有像東漢時代那麼強勢，永遠只是政治鬥爭中衝在最前面的棋子而已。所以說唐代宦官專擅朝綱 ,皇帝成其傀儡 ,生殺予奪任情 ,確實有些誇張了。反倒是藩鎮割據，才是唐朝的心腹大患，並最終斷送了這個王朝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