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生到死亡，張居正經歷了嘉靖隆慶萬曆三個朝代，真正使其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莫過於萬曆前期，隆慶六年穆宗仙遊，年僅十歲的萬曆登上皇位。在萬曆母親李太后的掌權下，由內相馮保和外相張居正輔助，萬曆前期出現了一派祥和的局面。後世評價張居正，大都是因為其施行了有名的萬曆新政，封建主義的自我救贖將面臨崩潰的大名王朝從懸崖邊拉了回來。張居正在土地上實行一條鞭法，在考核上實行考成法，這樣大大增加了國庫稅收和官場的清廉。又改革學堂制度，懲治何心隱等人，為明王朝積蓄人才。這些鐵面宰相所做的事情，在其死後被完全廢止，由於曲流館事件，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正式從尊敬變成害怕和不滿。張居正死後，其施行的一系列改革付之東流，同時也被皇帝抄家屍體也被重新處以極刑。這樣的做法顯然是萬曆這些年不滿的充分表達。此後，萬曆二十多年不上朝，致使後來官員都不知道皇帝長什麼樣子。至於張居正與李太后，坊間多有傳聞，更有對聯:艾自修，自修勿修，白面書生背虎榜;張居正，居正勿正，黑心宰相臥龍床。但是就我個人來看，可能張居正和李太后都心儀對方，但是當時的背景使得他們僅僅只有想法而已。 綜合來看張居正是中國偉大的改革家，文學家，其 <<論時政疏>>對改革的看法和建議已是對當時局勢的集大成表現。

個人非常喜歡張居正。

提到張居正恐怕大家很多想到的就是張居正雖然是一個改革家，但是他是一個權臣，貪汙腐敗，律人不律己。其實我認為這都是對張居正不全面的瞭解，有誰能夠體會張居正一人面對改革不被理解的心酸與痛苦。

公元1577年，萬曆五年，此時的萬曆新政已經進行五年，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的進行著，而且效果極好，此時的大明王朝似乎已經有了復甦的景象。這一年，按理說應該是張居正最得意的一年，如果不出現後來的事的話。這一年，張居正的二兒子張嗣修進士高中榜眼，這一年李太后把小萬曆明年的婚事全權交由張居正處理。真可謂“恩寵之至，得意盡歡”啊！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一日，張居正正在內閣值班，他的管家遊七來到了內閣，面色凝重，手中一封信，張居正滿臉凝重的接過信，看了兩下，突然淚流滿面，原來“張居正的父親大人張文明在老家去世了”，此時的張居正已經心亂如麻，將閣事交給同事張四維、呂調陽便回到家中。

一方面給父親弄了個臨時靈堂守孝，一方面給萬曆小皇帝上書請假回去給老父親守孝三年（按祖制），可是萬曆改革還在進行，萬曆哪裡離得開張居正，於是萬曆便下旨張居正“奪情留用”。張居正還沒有做出什麼反應，這個時候朝中的那些以道德自居的道德領袖便開始上書彈劾張居正了，說他應該按祖制回家為父守孝。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先後上書彈劾張居正，其中有居正的學生、老鄉，他們都不理解張居正，可想而知張居正那種孤獨的心情。史書記載，當聽到老鄉沈思孝上書彈劾自己，張居正淚流滿面，激動的說“當年嚴嵩禍國殃民，還沒有聽說他的哪個老鄉出來攻擊他，我張居正難到還不如一個嚴嵩？”

萬曆為了留住老師，下令把這五個彈劾張居正的人全部進行杖刑，要知道在明朝杖刑是很容易打死人的。於是，朝中那些清流們就開始著手營救這五個人，最後還是找到張居正本人身上。這天，張居正正在家給老父守孝，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領幾十個官員來找張居正求情，趁遊七不注意直接衝到了後堂靈堂處。他還沒有到，便聽到了張居正冷冷的聲音“王大人，好氣魄，靈堂深處也是你能闖的嗎”，王錫爵回答到“為救人而來，老太爺泉下有知，不會怪罪”，張居正眼睛看著父親的靈位緩緩說到“我為國奪情，父親也不會怪罪”就這樣，他倆談了很久，張居正也沒有答應救人，轉頭走向靈堂，這個時候王錫爵著急了，直接喊到“張居正，這五個人都是因為你才被梃杖的”，張居正停住了腳步，“都是因為你在他腦中迴盪”，張居正猛的一回頭，手裡多了一把刀，徑直走到王錫爵跟前“撲通一聲，張居正長跪當地，抬頭已是滿臉淚水，說到都是因為我，都是因為我，那你殺了我啊”

至於王錫爵有什麼表現，那五個人結果如何我想已經不重要了，張居正身為內閣首輔，大權在握，他竟然向自己的下屬跪下了，都說他弄權，可是他真的弄權，他還用這樣嗎？他可是首輔啊！

夢迴441年前的那一天，你是否聽到了張居正那一聲聲委屈的吶喊？你是否看到了張居正那滿臉苦澀的淚水？你是否體會到了張居正那內心的孤獨？

是的！我聽到了，我看到了，我體會到了！

頌江陵(張居正) 

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是儒家提高自己的兩條路徑，張江陵顯然走的是外王內聖的路，明知前方荊棘遍道毅然決然而往，在事業時艱中鍛鍊精神，於風雲際會間澄澈本體。觀對江陵正反兩面的評價，執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樣，未能深諳中華文化內涵所在，乃至於精義處一無所知。 

曾因反對張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鄒元標幾十年後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又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與友人談論張居正：“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則諸實用，則江陵為盛。”（源自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1950年，一向不問政治的熊十力寫出《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批評張居正“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之舉與秦始皇之焚書無異，並以此引申說：“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界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他還寫信與老友梁漱溟論道，指出辯證法的根底在鬥爭，而大易之學卻是以仁義為常道。 

張居正與好友談證悟的三封信的摘錄與評價： 

(張的信件所述之證得內容很實在，且有前後遞進的層次表現。熊氏的解說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評：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思者，猶雲常惺惺。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從此實踐中體現得來。 

《答羅近溪宛陵尹》: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評：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規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書》:辱喻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下在於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 

評：至此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另外，還有對六藝的論述 

在《答胡劍西太史》中曰： 

弟甚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彈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這，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獨復有得力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