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習西經開始到今天，自己也經歷了幾個階段。從盲目相信西經的真理性，到部分懷疑。這是兩個階段。到今天考慮政經問題都必然結合中國文化，現實情況及理論誕生的根源來思考。這大概就是傳統文化中所講的“中庸”吧！

凱思斯學說是基於經濟週期，特別是大蕭條時期的經濟政策理論，直接結果就是使美國成了超級大國。

凱恩斯主義以政府主導的投資、及適度通貨膨脹，強調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以有形的手來改善來使市場機制重新發揮作用。

至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了偉大的經濟建設計劃，其經濟理論核心就是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及重商主義。政府主導大型基礎建設為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私營經濟參與競爭激烈的市場，主匯出口。以國際貿易的順差積累國家資本，進一步進行市場化改革和公共產品的再投資並形成大型產業集團來主導公共產品的市場化。

凱恩斯學說在中國的應用應該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其一是中國文化至古崇尚集體主義的傳統。其二是強大的中央政府。其三是國際環境的改善。這些原因導致凱恩斯學說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路標。也成就了偉大的中國時代。

哈耶克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是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與凱恩斯是同時代的人物，但其學說卻是凱學說的反動。

哈耶克認為任何的政府集權都會導致惡行。所以他排斥經濟中政府有形的手，並且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經濟週期的方案。

從現實角度出發，哈耶克的方案是失敗的，但其問題的提出卻是深邃無此。

經濟學的終極目標是最大的利益增進。最大也可理解成大多數。用中文的語境來描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一但以中國化的眼睛來觀察及思考，哈耶克理論必然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

歐洲是由諸多小型國家形成，有地理原因，有文化原因，有歷史原因。群體的利益增進往往讓位於個人的利益。而中國的歷史文化及地理原因，只有國家大一統才會有國民的福詆。所以任何社會理論都必須基於文化及歷史和國民心理。不然就會南轅北轍，而帶來災難。顯然，在中國，集體主義是極其長遠的歷史文化結果，對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換句話說，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我嘗試著對比一下兩人的學說，說得不對的地方請狠噴。

簡單粗暴地劃分二者的區別，凱恩斯的學說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哈耶克的學說是為了解決“政府失靈”的問題。

兩人學說的差別是由其各自不同的出發點決定的。

凱恩斯雖然以經濟學家的身份被世人所熟知，但他也是一位金融投資家。凱恩斯從20歲就開始做投資，後來不僅管理自己和家人的資金，還創辦過投資合夥企業，並長期為劍橋大學和國民互助保險公司管理資金。在投資實踐中，凱恩斯發現不僅在金融市場，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參與者都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動物精神”所驅使，並且認為“市場非理性的時間可能超過我們破產的時間”。凱恩斯的學說的最初出發點是對“動物精神”的認識。

如果經濟的參與者不理性，那麼市場就不會完全有效，而是會經常失靈。市場失靈時，政府透過逆向的或擴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降低市場失靈的影響程度和持續時間，避免經濟危機。

哈耶克是自由經濟的捍衛者，計劃經濟的堅決批評者。但在師從米塞斯以前的早期，哈耶克是計劃經濟的同情者。因為愛過，所以恨得也比沒愛過的人更深入。沒愛過的人可能只是泛泛地批評一下計劃經濟，哈耶克卻為此寫了兩本著名的書：《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負》。第一本書被認為從思想上啟蒙了參與推動蘇聯解體的一批前蘇聯官員。哈耶克認為政府不可能獲得完整的市場訊號，所以計劃經濟的企圖最終必然會失敗。哈耶克學說的最初出發點是對計劃經濟的批評。

市場經濟下政府的經濟干預政策可以看作一種程度較輕的計劃經濟，不僅面臨市場訊號不完全的問題，還會干擾市場訊號的傳遞，造成市場結構性的不均衡，最終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都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凱恩斯和哈耶克的學說都有著對方不可替代的價值。市場失靈有可能導致經濟危機，政府錯誤干預市場也有可能導致經濟危機。如果要在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的學說之間做選擇，理想的做法是：當經濟危機來了或者真的即將要來時，為了對抗市場失靈，採取凱恩斯的主張，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衰退；當經濟正常波動或者個別行業出現問題時，為了避免政府失靈，採取哈耶克的主張，例如絕大多數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