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絕對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以看到張居正在位期間還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一個理想主義者想要進行的改革絕少成功，因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在遇到改革帶來的各方面的麻煩時，總會發現自己的理想其實並不能理想。張居正之所以能在嚴酷的上層鬥爭中，最終掌握了明朝的最高權利，靠得不可能只有理想。

實用主義者，他的改革之能成功，既兼顧現實情況，又解決了實際問題。他是個真正厲害的人。是個天資卓越的政治家！牛逼得不是一星半點！

任何一個，高舉改革大旗，並且不遺餘力的踐行，突破千難萬阻，罷官丟爵，甚至於粉身碎骨，也要達到改革之目的人，這種人，首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改革是一個最得罪人的工作。很多人將不會理解，因為改革實際上，即使利益的重新洗牌，或者說重大調整，你要那些尸位素餐，只圖個人安逸享受的利益集團放棄到嘴的肉，他能不恨你入骨？

所以，但凡高舉改革大旗的人，厲害都沒有好下場，都會得到保守勢力的反撲。改的幅度越大，反噬的力量，也就會越大。商鞅變法，最後車裂，吳起變法，亂箭穿心，王安石變法，最後幾次被罷官。張居正變法，死後挫骨揚灰。王莽篡位實行古法，最後身死國滅。

所以，變法不是一般的人敢做的，往往是具備了大無畏勇氣，還有過人的智慧膽識，以及崇高的理想追求的。這些人，或者追求一己之人生成就達成，或者為了求天下一個太平，一個朗朗乾坤，朝陽東昇，功在千秋萬代。不管是為己為私，還是於公於國，都是具備了理想主義的特質。追求夢想的，就是理想主義者。，小理想，也是理想。

不過，光有理想是不夠的。要想實現理想，實現的過程中的方法，手段，更重要。只有方法對頭，手段高明，得天時地利人和，才能成功。這就要求，變法者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變法必儘管真理在手，但是必須上有君王支援，下有臣工配合，中有輿論鼓譟，手中有大權保障，方能成事。

這就是現實主義者的做法，即必須能夠變通，甚至於有的時候，必須做出妥協，做一些現在看來，阿諛奉承，甚至於黑暗的事情來。

譬如，張居正要想徹底的推行變法，就必須與掌印太監馮保這個大太監合謀。巴結太監，這在東林黨人，清議之流看來，就是與閹黨同流合汙。但是張居正必須要這個太監合作，方能更好的與小皇帝合作。

張居正為了能夠獨掌大權，更好的變法，就必須把和他意見不合的，前任內閣首輔髙拱給擠走，否則都有阻礙，難以很好的執行。

張居正為了防止軍事政變，必須要培養提拔年輕有為的將領，於是把戚繼光調到了北京以北當總兵，名義為防備蒙古，其實另一層意思，就是防止軍事政變。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不是理想主義者，絕不會擔此風險極大的苦差事。

不是現實主義者，絕不可能突破層層困難阻礙。

兩者必須兼得，方可大成。不過，歷來變法深刻的變法者，大都後世淒涼，下場不好，豈不悲乎！

頌江陵(張居正) 

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是儒家提高自己的兩條路徑，張江陵顯然走的是外王內聖的路，明知前方荊棘遍道毅然決然而往，在事業時艱中鍛鍊精神，於風雲際會間澄澈本體。觀對江陵正反兩面的評價，執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樣，未能深諳中華文化內涵所在，乃至於精義處一無所知。 

曾因反對張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鄒元標幾十年後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又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與友人談論張居正：“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則諸實用，則江陵為盛。”（源自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1950年，一向不問政治的熊十力寫出《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批評張居正“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之舉與秦始皇之焚書無異，並以此引申說：“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界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他還寫信與老友梁漱溟論道，指出辯證法的根底在鬥爭，而大易之學卻是以仁義為常道。 

張居正與好友談證悟的三封信的摘錄與評價： 

(張的信件所述之證得內容很實在，且有前後遞進的層次表現。熊氏的解說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評：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思者，猶雲常惺惺。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從此實踐中體現得來。 

《答羅近溪宛陵尹》: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評：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規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書》:辱喻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下在於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 

評：至此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另外，還有對六藝的論述 

在《答胡劍西太史》中曰： 

弟甚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彈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這，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獨復有得力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