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會。但沒意義。華人對自己落後的認識是逐步深刻起來的。而這是需要時間和機遇的。從鴉片戰爭到滿清滅亡70多年，華人的覺醒經過了：器不如人，政體不如人，制度不如人，這幾個階段。一直到民國初期民主意識才深入人心，而華人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是在抗日戰爭中完全成形的。

不會。民族國家一定戰勝非民族國家，這是歷史的必然。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是甲午之後。甲午早點出現，才能使中國覺醒。

謝謝！時間不是問題，問題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小農經濟和自給自足農業體系的逐漸解體。外國商品的大量引入，中國社會根基動搖，很多破產農民被迫成為外國資本家、中國買辦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的工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先後出現是華人早些覺醒的前提。鴉片戰爭提前，西方近代先進的學說、理論和制度就早些傳入中國，“舊民主主義新文化運動”（這裡不是說標誌性的“五四運動”）開始萌芽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訴求，政治矛盾、社會矛盾和經濟矛盾加深，華人覺醒應該會早些。

鴉片輸華，是英國為了平衡貿易逆差而推行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早20年發生戰爭意味著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尚未登基，英國處於一種詭秘的政治氣氛，所以開戰的對雙方應都有著勉強，加上沒有林則徐燒煙...可能不會認真打吧...

但道光年間的中國早已是日薄西山，鴉片屢禁不止，民生凋敝，政風敗壞，早20年打也沒贏面。所以還是得拖到魯迅的時代才會醒。

華人是否提早覺醒，我們觀察鴉片戰爭後的華人思想變化可以看出端倪。鴉片戰爭後，國內社會一度出現了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19世紀初葉，中國封建社會已從“康乾盛世”的頂峰上往下跌落，封建傳統思想的兩大支柱“宋學”與“漢學”也逐漸走向窮途末路。而產生於明末清初由黃宗羲、顧炎武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卻受到社會的注重。這種經世致用思想的興起，正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思想變革的主要表現。

鴉片戰爭前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封建社會危機四伏。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較敏銳的封建知識分子，進一步去探索和尋找中國社會擺脫困境與危機的良策。他們以傳統經學為依託，以匡時救世為己任，對內主張整飭吏治，改革弊政；對外提倡學習西技，抵抗侵略，從而逐漸在地主階級中形成一股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同時，經世派的代表由戰前的龔自珍、戰時的林則徐變成了戰後的魏源。魏源“開眼看世界”的經世致用思想曾影響了一大批政商文化界人士。隨著經世致用社會思潮作用逐漸擴大，以往計程車林風氣也發生轉變。過去的經學義理轉變為經學致用，傳統知識結構向近代知識結構進化，傳統的思維模式被打破，變易的思維方式逐漸被人們所接受。

我個人認為會。因為縱觀世界歷史，人類討厭戰爭，但戰爭確實是人類進化的加速器，很多發明創造和優秀的制度都是伴隨著戰爭出現的。就拿鴉片戰爭來說，沒有鴉片戰爭的失敗，華人依然坐井觀天、沾沾自喜的認為我們是世界中心而不思進取，鴉片戰爭失敗後，華人才意識到我們已經在各方面都落後世界先進國家，華人自古有一個特點就是知恥而後勇，絕不自暴自棄。所以鴉片戰爭後，維新志士、革命黨人都在尋找一個富國強軍的道路，當然這個道路是曲折的，但總是有所動作了，也為日後的辛亥革命種下了堅實的種子，所以鴉片戰爭是中國走向新世界的一個契機、導火索。這個契機早來20年，可能華人的意識早醒悟20年。

時間不是問題。老實說，中國在歷史上不上沒有時間去富強，而是在一些雞毛蒜皮的時期上拖拉，浪費了時間。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比清朝開放更晚，但人家來個明治維新，來個翻身仗。

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長時間的自大心態和靜止觀點，只有少數幾個人是真正為了國家利益而去學習和開發觀念，大多數的老古董阻礙了中國翻身的機會。咸豐、慈禧年紀大，思維固定就算了。同治、光緒，一個紈絝子弟，一個毛頭小子，在學習和了解外部世界上，都比不上一個老頭子李鴻章！

更可笑的光緒的戊戌變法，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根本就是胡來！釋出一百多到命令，沒有一件是對當時有作用的。

如果光緒時，繼續重建海軍，改革陸軍，裁撤八旗等老舊軍隊，建立新式陸軍，這才是真正的改革。一來得到有實力的老臣支援，二來建立自己的勢力，慈禧就算想廢他也是有心無力。

什麼成績都沒有，就想要炒了人家的飯碗，這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