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許多人頓生豔羨之情，認為那是一種平和優雅、含蓄蘊藉的詩意生活，“貴在適意耳”。

在宋代，文人盡得時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們有極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晉文人須依附強權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亂離的唐末五代，須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動輒文字獄、血光之災。宋代文人在實現人生理想與政治抱負的同時，還能滿足個人的現實慾望，滿足身體與靈魂的多層次需要，享受豐富醇美的人生樂趣。

除了優待文士、以儒立國的政治環境之外，哲學思潮的流變也為文人的價值和品質生活奠定了基礎。儒、道、佛三教漸趨合一，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使士人精神振奮，熱情參政；道家任自然、輕就去和佛家自我解脫的思想又使他們超然對待榮辱得失，不入“縱慾”與“禁慾”之極端，自如遊走在情與理之間，使得他們保持著健全的人格。

比如身為文壇盟主的歐陽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人格風範令人欽敬，但他也流露出性情中多姿多彩的一面，絕非一個偽道學。他自稱“曾間洛陽花下客”，也寫有多首嫵媚綺豔的詞作，但絕非俗惡之詞，抒發的是“幽微”之情，一種富閒愁。

再如大文豪蘇軾，才情冠絕一時，心存理想與抱負，有志興利除弊，在任也多有建樹。後與當政者不合，頻遭貶謫，仕途多舛，卻也並不灰心絕望，而能於逆境中保持平和樂觀的心態，從超邁的哲學高度俯視社會人生。從他的詞“此心安處是吾鄉”、“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中即可領悟他通脫曠達的情懷。

宋代文人士大夫很多就是藝術家、不僅擅長詩詞歌賦，而且精通繪畫、音樂、書法，成就斐然，世所公認。面對紛擾的外部世界，他們還多存隱逸之心，熱衷園林藝術。

當然，他們的隱逸並非躬耕田畝的野隱，而是注重心性的主體修煉，是一種道隱，不必高臥林泉、脫離塵世即或獲得隱逸的樂趣。即不放棄世俗之樂，又能不為外物所役，求取個體人格的獨立與自由，守護和經營心靈深處那片只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這使得文人生活顯示出高中嫻雅的氣質，而不至淪為俗惡的官僚。

就社會政治而言，宋代理學盛行，又高度集權專制。這些都嚴重地束縛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壓抑著他們的精神。儘管理學影響著他們行為，但宋代的文人較好地處理了社會與個人、政治與人生、情與理等諸多矛盾，因此多坦蕩而真實，雖有“人生如夢”、“為歡幾何”的感嘆，但內心仍不乏道義的擔當，忠實於兼濟天下的理想。

宋詞雖是不錯，不見得宋人有多樸素，都是一個傳統下來的華人，和當代人也沒啥區別。寒窗苦讀就是為了一朝權傾，權傾的目的就是三妻四妾，榮華富貴。殊不知好多膾炙人口的宋詞，追述緣委，竟都是酒足飯飽後亂淫的淫詩。

總說今人不古，我看古人也好不到那兒去！

宋之所以樸素原因在於重文輕武，才有好男不當兵之說，文樸素，武魯莽觀念；當時有提拔一個文官到更高職位當武官不幹，寧願職位低。

科舉制也是宋朝建立起來的，也就是你想榮華富貴，必須苦讀聖賢書，肚子裡有才，而不是不學無術的草包，所以有文化的社會自然樸素。就像現在一樣想當公務員，大學文憑一關耗你青春年華，還不行，還要公考，逢進必考，應該說公職人員的文化水準高了，比透過關係進單位好多了。

再說宋徽宗他根本就不貪權，幾乎不上朝不問政，在皇帝中算是無為到家了，可他的畫和字帶動了宋文華上了一個臺階，那是因為宋太祖遺傳重文輕武，所以宋文華的樸素是後朝代無法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