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歷史的發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沒有什麼看得起看不起的說法，其實無需任何人看得起，它發生了就是發生了，研究歷史的目的，不是讓我們去給每一段歷史套上顏色，而是從中吸取教訓，雖然人類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太平天國運動發生於清末時期。從源頭來追溯的話，還是要從一本小冊子說起。落魄的中年窮酸讀書人洪秀全因為在廣州府的大街上，有人給了他一本宣傳耶穌基督的小冊子。回去後高燒不退一個月，做了一個很長的夢，這個夢是一切的開端。

那這個夢是偶然還是必然呢？ 從科學角度來講肯定是偶然的，人的意識來源於物質，夢境是潛意識的一種體現。也就是說，洪秀全是被這本冊子洗腦了，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天選之人，上帝的二兒子，從而開始了傳教之路。 接下來的一切行為都是傳教而引起的，包括馮雲山在紫荊山區秘密傳教，建立教會。這些是靠人為形成的必然事件。馮雲山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影響力，也恰好是在紫荊山這樣的三不管地帶，民智未開的地區，得以秘密傳教。

人數湊齊，大家就有了膽氣，武裝起義條件成熟，大家也就揭竿開幹了。因為一開始清軍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因為多年沒仗打了，肯定幹不過一幫人數眾多，蓄謀已久的莽夫。一路攻克東鄉、永安。因為永安是攻克的第一個州府，農民革命固有的侷限性就是，立馬要有收益。既然都攻下一座城池了，那一定要犒賞一下弟兄們，這樣大家才有跟你幹下去的動力，就在永安州封了王，建了制。

但是一旦成立政權，這個性質就完全變了。清軍馬上派出了精銳主力進行狙擊。把永安城包了大半年，在永安突圍的時候，士兵和家屬死了兩千多人。 這是前期一個很大的戰略性失誤，過早地驚動了朝廷，導致清廷迅速關注到了廣西地界。因為那時候不止太平天國戰亂，北邊有捻軍，西北有回亂。如果不是過早地定性，在衝出廣西之前都不會有這麼大的阻力。

隨後不久，在突圍桂林府，進攻長沙府時，馮雲山，蕭朝貴相繼受傷去世，這兩個太平天國謀略和軍事才能的將領的死亡，也帶來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在突破湖南後，因為湖南兵力的補充，促使了太平天國的戰鬥能力進一步增加，一路廝殺到了南京，只用了兩年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存在的很多偶然性，和諸多的偶然性疊加出來的必然性。最後指向了太平天國覆滅的結果。

這是全世界範圍內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場內戰，這是毋庸置疑的。此時的美洲，美國也在進行南北的內戰，但太平天國與清政府的戰爭死亡人資料保守估計，是美國內戰的十五倍。死亡是戰爭的必然，但如此大規模的人數也在警醒我們，這樣的政權奪權之戰存在到底是恐怖還是革命？

雖然說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詭異的一次運動，我比較同意這個說法。但是不存在看不起，看你從那個角度去理解。

因為是農民運動，看不起？

中國歷史上可歌可泣的農民運動有很多，起因大致都一樣，因為沒法生存，所以起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鬥爭，憑什麼看不起？

農民起義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大多沒有什麼合理的政治主張，只是因為生存。都是以粗狂發展為主，沒有章法，在發展壯大之後就會出現混亂局面，大多都以失敗告終。

因為是假借宗教名義起義，看不起？

“河出圖，洛出書。”就是因為需要一個不可反駁的理由，在科技尚未啟蒙的古代，天意就是最好的理由。

這和假借宗教起義有什麼區別呢。之前沒有，是因為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龐大的宗教體系，宗教體系的不完善以至於無法承載一個運動。

現在公認文明程度較高的西方世界，1096年－1291年的十字軍東征何嘗不是假借宗教名義而實則為了達成政治目的。儘管參與者很多真的以為這就是宗教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最大的原因不是起因，也不是它使用什麼名義，在於它最初的政治主張，它只不過是從最開始的生存之戰變成了奪權之戰。它的最高目標是推翻滿清，而推翻滿清只是為了能讓自己當皇帝，去替代滿清繼續奴役人民。

關於這一點，就是它的侷限性，但是不存在看不起，看看太平天國往後的歷史，華人民用了多少時間和代價才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談到太平天國戰爭，相信很多人的腦海裡都只是認為這中國封建時期的又一場農民戰爭罷了。稍微再回憶起初高中學過的歷史教科書，可能會想起這場戰爭與以往的農民起義相比規模更大了、反抗的物件除了封建統治者之外也多了一個帝國主義勢力。而《近現代史綱要》中也為其賦予了反抗外來侵略和抗擊封建勢力的政治屬性。 然而，這就是這場持續了13年的內戰所包含的全部嗎？ 事實上，這場發生在1851—1864年（咸豐元年到同治三年）的農民戰爭，比中國兩千年以來的任何一場農民戰爭都要特殊。他的規模之大、參與勢力之多、思想理念和政治鬥爭之複雜，以及最重要的：戰爭之殘酷，都凸顯於歷代農民戰爭之中。 正由於太平天國戰爭發生於中國近代，我們能夠得到最詳細最全面的關於這場戰爭的資料。20世紀以來，學界關於戰爭中共導致華人口減少多少始終爭論不休，較為保守的估計下，人口損失是2000萬—3000萬，出於中游的數字為5000萬左右，也曾有激進估計為一億。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這是華人口損失最多的農民戰爭。 關於戰爭中人口損失的原因，除了最直接的戰場軍隊減員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現今生活在和平時代的我們難以接受的。本文將檢視從這場戰爭中對非戰鬥人員的暴行出發，去探究在距離現在只有150年的中國大地上，曾發生過怎樣泯滅人性卻在當時習以為常的殘酷事實，以及這些人為的苦難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們的同胞身上。 一、太平天國戰爭中的大屠殺概況 自1851年金田起義以來，太平天國在短短10年間就已佔領中國最富饒的長江中下游流域。在天京事變後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太平天國似乎很難繼續突破現有的格局，而曠日持久的戰爭也朝著更為殘酷的大規模戰役發展。新被提拔的曾國藩立誓要儘快掃平叛亂，而重視結果的另一層意味往往是不計較過程。 事實上，整個戰爭期間進行屠殺行為最多的恐怕也就是曾國藩的湘軍。如1861年9月湘軍曾國荃部攻佔安慶後進行屠城，“殺賊凡一萬餘人，男子髻齔以上皆死”。1864年7月湘軍攻佔南京後對城內兩萬餘平民進行屠殺，精壯男子做苦力後，剩下“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皆遭殺死”。此外湘軍在南京城還存在擄掠和縱火的行為，使南京遭到嚴重破壞。 與之對應，太平軍在攻略城池時也存在屠殺行為，其中最為普遍的為屠滿城。1853年太平軍攻佔南京後，在滿城“屠駐防嬰孺無疑，復驅隱匿之婦女出聚寶各門盡於橋上殺之，河水皆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在太平軍攻佔後的人口損失主要是居民自殺所致。如金壇城“士民約六七萬人，自六月以後，如事急，多預為死計；且有先自殺者。及城陷，爭先就死”。常州城“無分老幼，盡登陴，嬰城固守”,太平軍攻佔後“老弱婦女飲刃自縊赴河池者又二三萬人。 焦土政策和大規模焚掠是造成戰區人口損失的另一大原因。呤唎記載：“（1863年）當忠王軍隊初自南京渡江時，揚子江以北三百英里內，盡成不毛之地，撤退的清軍將這一地方摧毀殆盡，以圖用可怕的飢餓困阻太平軍的前進”。太平軍對待團練興盛的佔領區也實行報復性焚掠，如江陰和句容等地多處聚落遭到毀滅。事實上，焚掠產生的饑荒是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 除了戰時對平民的暴行外，殺降事件也值得注意。如1861年湘軍於安慶屠八千太平降軍。更為知名的是淮軍蘇州殺降事件。李鴻章將投降獻城的八王處死，並屠城內降兵一萬餘人。 二、太平天國戰爭中屠殺事件的原因探討 首先值得討論的是戰爭中的屠城現象。太平軍在江南地區扎穩腳跟後，便將宣傳重心從宗教移至漢民族主義，這也明確解釋了他們屠滿城的原因。與之對抗的是曾國藩的儒學宣傳，他稱對方將“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但令人疑惑的是，湘軍相比於太平軍進行的屠城更為嚴重，這與曾國藩個人的理學信仰和“愛民”的治軍理念顯得格外矛盾。 但實際上我們稍加分析便能發現，湘軍屠城這一現象是由當時的諸多因素綜合造成的。首先的原因便是軍隊層面的地方主義。地方團練的出身決定了湘軍具有濃厚的地方主義色彩：成員大多來自湖南一帶、軍餉發放由地方士紳捐贈和徵收厘金支撐、軍隊的實際最高指揮權掌握在地方官員手中。這些因素在湘軍日後的屠城行為中均有所體現。由於安慶和南京的圍城均十分艱苦，圍城時間漫長，期間又存在多次敵軍解圍和拉鋸戰；使得湘軍士兵長期處於高壓狀態之下，思鄉之情蔓延，攻城之後難以保持軍紀；同時極不穩定的發餉也造成了進城後的大肆掠劫行為。 軍隊指揮權的地方化則是湘軍屠城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即軍隊領袖個人意願的不確定性。湘軍始終遵從曾國藩等極少將領的指揮，使得這支軍隊地方化、獨裁化，因此將領個人的情緒和意願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軍隊整體的行為。1860到1861對安慶的聞攻中曾國藩本人曾多次陷入絕境之中，使得他本人的情緒消沉且對戰事的看法不穩定。他在日記中稱自己給兒子的信“略似寫遺囑之式”。戰事明朗後情緒轉好，在與其弟通訊中道“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克城以多殺為妥，不可假仁慈而誤大事”。在攻破南京後曾國藩卻又“禁殺良民、擄掠婦女”。可見曾國藩在面臨多變的戰事和強大的精神壓力時，他的理學素養並不能完全剋制住他的個人決定與行為。 相對於湘軍來說，太平軍的軍紀總體較好。即使是後期戰事緊張時，太平軍主力的李秀成部正規部隊依然軍紀嚴明。如1861年底杭州被忠王攻陷，“因忠王有令不許傷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並不加兵”。而與太平軍相關的平民傷亡的原因主要有三： 這些原因皆可歸於民眾受封建綱常倫理思想影響這一共同原因之中。由於蘇南一帶受儒學倫理思想較深，且與太平軍的綱領和政策背道而馳，因此上述三類民眾行為也較為普遍。常州、無錫、江陰、蘇州等地的百姓也因此死傷慘重。 殺降現象則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作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一種戰爭手段，殺降的目的有打擊敵軍士氣和削弱敵軍潛在實力等。而蘇州殺降時常勝軍將領戈登與李鴻章的矛盾和以現今視角評判李行為的矛盾是相同的，即封建時代的戰爭傳統和近現代的戰爭觀念之間的矛盾。無論是清廷的政治觀還是曾李的理學思想都侷限於古代以來的戰爭思想，而在戈登和其他西方人中根深蒂固的不殺降觀念也在同時逐漸體系化，形成國際紅十字會和日內瓦公約等實體。因此，在蘇州若無其事地處理降兵降將的李鴻章怎麼也想不到，常勝軍首領戈登居然會因為此事憤然要求清政府處死他。 同樣的，焦土政策也是中國古代的戰爭思想之一。清軍和太平軍均採取過堅壁清野的政策，而19世紀前後中外也均存在大量的焦土戰略案例，戰略的效果也十分明顯。只是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焦土政策下的饑饉和疾病對受波及民眾的傷害巨大。 可以看出，這場戰爭中發生的各類殘酷事件都有著各自方面的原因。但以我們如今的眼光來看，時人對暴行的麻木在今日顯得格外的荒誕和難以置信。因為150年前的華人和現在的華人相比，無論在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已是天壤之別。 三、對太平天國戰爭中屠殺現象深層原因的探究 在上一部分我對太平天國戰爭中各類非人道事件的原因進行了分別探討。但正如我在第二段結尾所說，從今天的視角來看無論是哪方的屠城或殺降其背後都有共同的原因，而這一共因正是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意識的缺失。 眾所周知，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是在20世紀初從西方引進，在辛亥革命之後發揚光大。因此19世紀中葉的中國仍然是由封建宗法、天命觀念構建起的國家，無論是清廷還是底層民眾對民族主義這一概念都不瞭解。1858年英法艦隊駛向天津，“船擱淺在爛泥地時，船員會把繩子拋向民眾，岸上的人會幫忙將船拉離泥地”。正如民眾不會因為艦隊是外來入侵者而抵抗，湘軍士兵也不會認為安慶和南京的民眾是本族同胞而停止。 民族主義與屠戮同胞之間的關係亦可從西方的事例中得出。鄒容《革命軍》引俾斯麥語：“我歐洲人以平異種為功，未聞以殘戮同胞為功。”但在200多年前的德意志，三十年戰爭期間馬格德堡市也曾被同民族的天主教聯軍屠城，約25000平民被殺，聯軍指揮官馮·帕本海姆伯爵稱“自耶路撒冷被羅馬攻陷以來沒有比此更糟糕和更該遭天譴的事情”。而在這場戰爭結束時簽訂的《威斯特伐里亞條約》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起源。也就是說，在民族主義尚未興起而處於宗教和封建領主統治之下的歐洲也會產生屠戮同胞的事件，而到了兩百年後民族國家作為基本政治單位的西方自然已經不會發生同胞相殘之事。 對於中國來說，民族意識的覺醒一方面需要民族主義理論的成熟，另一方面則需要民族危機的深刻。此時中國面臨十分嚴重的內亂，民族矛盾相比之下只能位居次席，且華人對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瞭解和引入也近乎為零。 事實上，除了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我們用今日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事件時油然而生的憤慨和悲痛之情，也是因為21世紀的人們早已接受了人道主義這一概念。而人道一詞也是由日本紅十字會1877年使用漢字翻譯國際紅十字會的概念，而被中國紅十字運動者引入中國。在國際紅十字會剛剛創立的時期，戰爭雙方在屠城或殺降時也自然無法從“人道”這一角度進行價值評判。 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在此方面才逐漸與國際接軌，從狹隘的種族主義到“五族共和”，再經歷抗戰的民族戰爭洗禮，最後將民族主義精神深深扎入國家精神之中。因此若站在如今的視角去評判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事件，實際上是以如今的價值標準來約束過去之人。但這不代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種種不人道事件情有可原，相反，我們應該痛定思痛，透過對這些慘痛事件的回顧與剖析來警示今人，不讓這樣的悲劇在這片大地上重演。 而民族主義發展到了現在，這一在世界各地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精神是否還能繼續為世界的發展與進步做出貢獻，那就是本文討論範疇之外的另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