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如果想步進入主流的位置，就不得不與本地傳統勢力作鬥爭和融合。任何一種宗教形式的發展和傳播都離不開特定的空間範圍，受到地理環境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宗教一經形成，就會反作用於地理環境，併成為地理環境的組成部分。而此時的少數民族政權也懷著不同的心理，對佛教採取了不盡相同的政策，這對當時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佛教在不同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產生了不同的特點，但此時的少數民政權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佛教的發展，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興盛的局面，併為以後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佛教的傳播與發展不僅對少數民族政權本身的鞏固與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對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南北大統一,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北魏太武帝討滅北涼後，將北涼的3萬戶佛教信徒遷徙到平城。佛教主張人死後能夠轉生來世，人的今生如果能忍受苦難，虔誠地信教，來世就能得到幸福。

少數民族皇帝信奉佛教更多的是處於政治考量，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少數人去統治漢民族，基礎並不穩固。

武力鎮壓只能解決一時問題，採用漢族的行政體制再加上宗教的思想認同，雙重抓手更容易掌握政權。

當政教合一的時候，只要你是信徒你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不論你是鮮卑人、金人、還是遼人，這樣就可以有效緩解民族衝突，增強認同感。

另一方面，不同於道教，佛教對人的思想具有很大的麻痺作用，少數民族依靠暴力在中原建立政權後亟需安撫漢人，所以往往具有麻痺作用的佛教在境內扶持。

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原因為： 第一、文化融合，穩固政權。少數民族皇帝信奉佛教更多的是處於政治考量，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少數人去統治漢民族，基礎並不穩固。 公元398年，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成為北魏的開國皇帝道武帝，並定都平城。拓跋珪對中原燦爛的漢文化十分羨慕，他採取了兼收幷蓄的態度，把各種文化都拿來為我所用，當時民眾崇信佛教已成大勢，他便也跟著信佛。武力鎮壓只能解決一時問題，採用漢族的行政體制再加上宗教的思想認同，雙重抓手更容易掌握政權。當政教合一的時候，只要你是信徒你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不論你是鮮卑人、金人、還是遼人，這樣就可以有效緩解民族衝突，增強認同感。

第二、民不聊生、逃避戰亂。不同於道教，佛教對人的思想具有很大的麻痺作用，少數民族依靠暴力在中原建立政權後亟需安撫漢人，所以往往具有麻痺作用的佛教在境內扶持。公元前後，佛教傳入中國，到了南北朝，佛法盛極一時，一躍而成為時代的主要精神。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戰火紛飛，社會動亂不安，很多人家庭經濟破產，民不聊生。佛家寺院又有特殊政策保護，可以避免戰亂，甚至還有自己的財產和武裝。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出家是活下去最好的出路了。所以在動亂年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迫於生計，有很多人到寺廟出家，佛教自然很快就興盛了起來，人們其實也是為了得到寺廟的保護。

第三、雲岡石窟、互相成就。雲岡石窟的歷史價值奠定了北魏時期的盛行價值。雲岡石窟的開鑿從北魏文成帝起，一直延續至北魏孝明帝時期，前後長達60餘年。除此之外，南北朝時期南北各地均出現大量修建佛寺以及繪繪製佛窟壁畫的熱潮，尤以北方地區的佛教石窟彙集了佛教藝術的無數珍品。這些建築的樹立更是奠定了該時期的佛教盛行。

第四、門閥制度、文人導向。門閥制度與門閥觀念下的文學創作，導致玄學對文學的滲透佛教與佛經翻譯對文學的影響很大，而且這一時期思想學說的動亂，文人的命運與文人的風尚的導向，使得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統治階級的提倡下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貴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先後被後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更有時勢成就思想。當時的皇族推崇、社會動亂、門閥制度的影響以及文人的思想風潮引領，自然成就了佛教在中國的北魏時期如此盛行的局面。

歷史上，中國的文化向來以儒道釋三家為主。儒、道主張入世 ，而佛家主張出世。

佛教的真正盛行，在中國是在北魏拓跋氏時期。尤其是北魏建國皇帝拓跋珪時期的影響更是頗為巨大，如今坐落於魏都大同市的雲岡石窟就是當時最鮮明的歷史年輪的腳印。而對於大同平城這座城市，餘秋雨先生更是這樣說：我反覆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並與希臘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中國由此走向大唐。

遼道宗精 通梵文，在佛教理論上很有造詣，尤其對《華嚴經》很有研究，政事 之餘，經常說法講經。在他的主持和倡導下，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 石經的《涅槃經》、《華嚴經》、《般若經》、《寶積經》四大部的刻經工 作，對於佛教經典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佛教在北魏、遼、金、西夏的盛行大大超過宋朝。遼朝與西夏的皇室、貴族幾乎到了佞佛的程度，遼朝帝后頻繁的飯僧，每次動輒數萬、十餘萬或數十萬。

遼朝佛教宗派中最發達的是華嚴宗，其次是密教與淨土宗，禪宗反而流傳不廣。遼朝刻經事業也很繁榮，除了《契丹藏》以外，從遼聖宗太平七年（1027年）起，還續刻了自隋朝始刻的涿州房山雲居寺石經。由於刊刻佛經的需要，關於佛經字形音義的研究著作也應運而生，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和行均的《龍龕手鏡》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金代佛教宗派倒有點百花齊放的態勢，華嚴宗、淨土宗、密宗和律宗各有一席之地，但最流行的還是禪宗。臨濟宗的楊歧、黃龍兩派承北宋餘緒，各弘宗風。金朝末年的萬松行秀，傳曹洞宗青原一系的禪學，曾在從容庵評唱天童的《頌古百則》，所撰《從容錄》，是金代禪學名著。

由於党項先人深受吐蕃文化的薰陶，兼之在疆土上與藏傳佛教地區相毗鄰，西夏佛教有著喇嘛教的顯著影響。

佛教的興盛推動了寺塔建設，宋遼金夏都留下了佛教建築的傑構。天津薊縣的獨樂寺和山西應縣的木塔，是遼朝的建築；山西大同的善化寺和華嚴寺，都是遼朝始建而經過金朝重修的；宋代儲存至今的著名寺塔有河南開封的祐國寺塔、河北定縣的開元寺塔、浙江杭州的六和塔、河北正定的隆興寺、浙江寧波的保國寺等等都是佛教興盛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