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知名度，絕不僅僅是東漢初期（光武明章）與東漢中期（和安順質）這兩段東漢內部分期比不過東漢末年（桓靈獻），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的知名度都遠不如漢末三國時期。我們不妨把三國曆史理解成一個“產品”，然後從產品經理的視角分析一下三國曆史這個產品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處：

自唐代傳奇小說的流傳與唐宋之際印刷術的發明以來，宋元明清時期的社會基層，受到了遠強於周秦漢唐時期的通俗文學影響，以至於在唐傳奇的基礎上，先後衍生出宋元戲曲雜劇、明清平話小說等更便於民間傳唱的文學作品。在經過宋元明三代不斷積累而成型的《西廂記》、《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英雄傳》乃至於《說岳全傳》、《七俠五義》、《東周列國志》等平話小說中，唯有《三國演義》涉及到的歷史時間跨度最長、歷史人物最多，歷史滄桑感與文學戲劇性相互疊加，自然成為明清小說中最能表現歷史的，歷史題材小說中文學張力最強的。相應的，《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也便順道帶動了漢末三國的知名度。

亂世的矛盾衝突更加激烈明顯，激烈的軍事鬥爭遠比深沉的政治鬥爭更加吸引人。所以，任何一個亂世都比治世更具有文學戲劇性，可供普羅大眾玩味。所以，三國、水滸、隋唐、說岳、東周就會成名，而不會描述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小說出現並廣為流傳。而三國在諸多亂世中，又具有：①剛剛夠表現歷史滄桑感的時間跨度（一個世紀）；②先後半個多世紀的不同陣營精英人物的叢集對立衝突；③主要歷史程序亂中有清，有條不紊（十六國南北朝與五代十國便是吃了這個虧）。這三點就決定了，三國曆史是最適宜進行文學改編的歷史，進而有助於三國曆史藉著文學傳播的快車，走入普羅大眾的茶餘飯後。換言之，三國曆史本身的改編難度最低，很容易藉著這股子亂世之中的歷史滄桑感表現出文學張力，是一個“開源性”極強的模本。

武侯祠與關帝廟是中國境內僅次於佛寺、孔廟的祭祀廟宇類存在，這本身絕不僅僅是單純的民間信仰的結果，也有宋元明清以來官方的認同與推廣。換言之，諸葛亮的鞠躬盡瘁賢相形象與關羽的忠肝義膽勇將形象，被封建王朝作為模範大力頌揚，使得三國時期一下子就擁有了兩個廣為民間熟知且被民間信仰的人物，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周朝只有一個孔廟，宋朝只有一個岳廟，其餘朝代的人物更是幾乎沒有一個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人物祭祀廟宇了。那麼，諸葛亮與關羽同期的故事便因為武侯祠與關帝廟的存在，而受到民間的焦點性關注，也便不足為怪了。

明清之際，三國故事的影響力走出國門，深刻影響了北韓、日本、越南等東亞儒家文化圈之內的國度，清代與近代，三國文化甚至成為東亞小國際之間的共同語言。到了現代，日本光榮公司對於三國題材的深度開發，又為三國曆史的熱度增加了一把強勁的促動力，以至於現今的國內遊戲，無論網遊、單機與桌遊，只要是選取歷史題材，都最喜歡用三國題材來設計遊戲，這就為三國曆史在年輕人當中的傳播提供了最好的興趣激發來源。

東漢的歷史一句話就能講完。皇權，宦官和外戚互相制衡，輪流主政。所以東漢的歷史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就有一個宦官蔡倫發明了造紙術。

為什麼東漢末年會大亂，那是因為外戚董卓殺光了宦官，架空皇權，破壞了平衡，所以天下大亂。董卓一死，群雄逐鹿。而後三分天下，歸於西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