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謝邀，只能說商鞅變法，側重點不一樣，彼時的秦國，他們的禮儀在各國之中也不是那麼突出，其次秦國被人家打的細碎，還談什麼禮儀，當時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種國民完全信任中央的制度，激起人民的積極性，使國家，富強，然後才是其次的，國家都沒有了，都不復存在了，剩下的東西也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不知道這問題是誰提出來的，或者說是怎樣的腦回路才能提出這樣的問題。秦在戰國時期，本身就是個陪太子讀書的角色。偏安一隅，周圍強敵環伺。那時候“六國卑秦，不與之盟”，每日過的小心翼翼，生怕飛來橫禍。秦國當時被稱為西戎，表示是個未開化蠻族，秦國的禮樂仁義貌似也不怎麼樣吧！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四個方面，一是確定以法家的思想為治國之本，設立了嚴謹的秦法，讓國家以一個法治的面貌來管理執行，保證了統治階層對國家的有效控制。第二個是軍功制，打破了由士族階層壟斷的世襲官員制度。鼓勵民眾透過戰功可以進階，平民百姓也可尊王命而治理國家。使國家的用人體制，發生重大改變。第三是土地制的改革，打翻奴隸主制，加快土地私有化。鼓勵百姓開荒，所開田產歸個人所有，按時交付稅，國家指導耕種和提供鐵質農具。這一措施，使各國流民大量進入秦國，使秦國在短時間內人口飆升了一百多萬，糧食產量和人民財富也大幅增加，為以後的平定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四是統一度量衡，消除諸侯分封制，設立了郡縣制這一種中央集權制的管理模式，由王來統一發號施令。各地的管理者不再是世襲制度，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據各地官員的表現來任免調整，不再由士族階層把控。這是商鞅最大的歷史功績及貢獻，這一管理模式，已經被延續了兩千多年，到現在中國的管理體制也是脫胎於商鞅制定的中央集權制。

沒有商鞅的這種封建主義改革，秦如何會有實力去統一六國。沒有商鞅的中央集權制，華夏民族如何會養成大一統的國家概念？自周以來，運行了800多年的分封諸侯制，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被打破。而也正是這種中央集權制，奠定了後來的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小國林立，而是始終以中央集權的帝國形式來進行傳承。至於那時候關中六國所奉行的禮樂仁義士族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已經被證明那是一個應該被拋棄的過時的制度。沒有秦的變法，沒有商鞅的推動，也應該不會有現在中華民族，和歷史上那些讓人激動的盛世帝國。所以我認為能提出這樣問題的人，腦回路一定是有問題。要麼是停藥了，要麼是吃錯了藥。

商鞅變法不重禮樂仁義，不是精神上的倒退，而是精神上的進步。試問目前這麼多讀書人，有幾人精神境界高？往遠處說，漢朝之後儒學獨尊，又產生了多少像諸子百家一樣的大師？

一，戰國之世，鐵血大爭，能活著就是文明的傳承。

秦人立國後全盤繼承了周文明，並在春秋時期成了五霸之一。但是到了戰國之世，秦國這個大國被魏國這個立國不足五十年的霸主打得快散架，快亡國了。如果秦人不及時變法，則秦人將退後隴西草原徹底成為戎人，屆時何談禮樂仁義？

商鞅變法，就是激發秦人的血氣之勇：在陣為兵，按斬首獲數量得軍功爵；在田為農，按納糧多少獲得農耕爵。輕罪重罰，使民不敢犯法，真心護法；有功必賞，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國強大後，收復河西失地，痛擊東方六國，國氣民心揚眉吐氣；秦人以統一天下，止住刀兵為已任，滿滿的天下情懷，其精神境界高遠！秦國統一天下後，北擊匈奴、南征百越，又大興水利公路工程，為天下萬民做了不少好事，這等精神境界算最高了！

二、《商君書》裡的解釋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

《商君書.農戰》 這裡就說明了，國家興旺的兩個主體是農民和戰士，所以國家要厚賞農民和戰士。如果用儒生靠嘴和筆得到國家封賞，遊俠靠勇力得到國家封賞，那麼百姓都當儒生和遊俠去了，那麼誰去種地，誰去打仗呢？

“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商君書.開塞》這裡就說明了，只用用百姓厭惡害怕的刑法才能使百姓真正達到安居樂業，精神境界提高。如果用百姓喜歡的刑法去治民，則是害了老百姓。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法律規定賭博者無罪且有賞，那麼老百姓都賭博了，那麼百姓會家破人亡。如果法律規定賭博者斬手並罰勞役，則沒有人會去賭博了。也就實現了“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那些說漢代後儒家當大沒有戰國時的諸子百家那般爭豔，可是你們忽略了秦始皇焚書漢朝尊儒是為了什麼？就是加上中央政權，加上國家思想統一，諸子百家爭豔時代那時是諸侯紛爭，每個國都想尋找人才壯大自己，也就是在這種各國背景不同環境相對開放，才能有這種土壤讓諸子百家誕生，但是到了秦始皇后正式進入封建時期，天下只有一個皇帝，所有的國家都被統治了，就像現在的中國香港臺灣澳門一樣，如果不是一個整體，就會產生不同的思想，如果中國沒有統一的話，現在也一樣諸子百家當然就會像歐洲一樣分成很多國家，什麼鼓吹儒家思想遏制華人思想完全是扯蛋

儒法鬥爭放在今天現實來看就是如何看待法治和道德的關係。有法律磚家說治理國家只要法律就行，不能被道德綁架。到底是這樣嗎？首先我們是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的，按照馬列毛的觀點看，法律是有階級性的。法律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暴力工具。誰觸犯了法律，誰就受到法律的懲罰。這句話的本質就是，誰觸犯了統治階級，誰就受到統治階級的懲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誰觸犯了無產階級，誰侵犯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誰就要受到無產階級的懲罰。也就是說，法律告訴了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法律沒有說明應該做什麼。這恰恰就是道德要承擔的責任了，道德就要倡導大家應該做什麼。比如說愛幼敬老，救死扶傷，拾金不昧，熱愛勞動等等，所以說法律和道德是辯證的，治理國家不能光要法律不要道德，也不能光要道德不要法律。一個是不能做，一個是應該做。

肯定不是精神上的倒退，在春秋戰國和歷史中所有的戰爭(一戰二戰)的爭霸遊戲中，不變法不圖強不是滅別國就是被滅，被滅國的人從來沒有在滅中滅後會比沒滅之前生活的更好，如果想對人民仁義最好是別滅國，寧願在變革中受一些利益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