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書名，“春秋”是時代，它們之間既有聯絡，又不完全一樣。

作為史書的《春秋》

史載：“春秋”一詞是周代各諸侯國國史的通稱。

《國語·楚語》載：“教之春秋”。《國語·晉語》載：“羊舌肸習於春秋”。

可見，當時各國均以“春秋”為名作史，但是經過戰國、秦漢之際的社會大動盪，特別是焚書坑儒和項羽焚秦宮兩次對先秦文化典籍造成的重大浩劫，很多史籍都不幸亡佚，其他國家的“春秋”都失傳了，僅有魯國《春秋》最終因儲存在牆壁中得以逃避戰火，而存世流傳下來。

《春秋》為什麼稱之為“春秋”呢？先秦時期，人們較為重視春、秋兩季，春季代表著一年之始，多稱為“王正月”，而“秋，禾穀熟也”，乃是收穫季。春、秋二字常連用，故常以春秋代表時令，以示重要。

《春秋》記述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共242年魯國曆史的一部編年史著作。相傳為孔子所編訂，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對當時的魯史《春秋》詳加考訂，並作為教材供學生們學習。

《春秋》以魯史為原始材料，內容以魯國曆史為主，兼記周室其他諸侯的重要事件，其內容“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讓後人可以以時間為線，審視歷史發展，縱覽歷史大事。

《春秋》記事嚴謹，遣詞造句十分考究，對人物的褒與貶、對事件的對與錯，用詞極其嚴謹，但敢於秉筆直書，是“良史”的發端。相傳孔子為了“為尊者諱”，用“微言大義”讓“亂臣賊子懼”，以此達到贊、勸、懲等目的，傳達孔子一門的思想，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後世，“春秋筆法” 、“微言大義”也成了中國歷史記述中特殊的一種風格，是中國曆代史學、史家一個重要文化傳統。

作為歷史時代的“春秋時期”

正因為《春秋》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後人就把這段歷史時期稱之為“春秋時代”。敘事史書《春秋》的年限，大致就是春秋時代的年限。

但是東周開始時間是公元前770年，距離《春秋》的上限公元前722年，尚有48年。《春秋》下限的公元前481年距離《資治通鑑》開篇三家分晉的公元前403年，尚有78年。因此“春秋時期”的分期主要有幾種說法：

呂思勉《先秦史》、錢穆《國史大綱》、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均以《春秋》一書記載的歷史年限為“春秋時期”。按重大歷史事件分期，“春秋時期”的起止，從公元前722年到晉國智氏滅亡的公元前453年。按《左傳》分期，“春秋時期”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3年。顧頡剛在編輯《春秋史講義》是依據的就是這一分期，但也順帶談到了晉國三家滅智氏。郭沫若將“春秋時期”上限定於周室東遷的公元前770年，下限到《史記·六國年表》的開始時限，即公元前475年。

綜合以上幾種史家的主流分析，我認為，從上限來看，自公元前770年周室東遷後，王室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對諸侯國的控制，進入了“政由方伯”的時代，列國爭霸的歷史程序實際上已經開始了。至下限來看，到公元前473年晉國趙氏、魏氏、韓氏三家聯合滅亡智氏，古老的晉國事實上已經被瓜分，在當時的列國爭霸局面上已經初步形成了八大諸侯的局面（齊、楚、趙、魏、韓、秦、燕，以及當時仍然存在的越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戰國時代。以這一歷史事件為分界點作為春秋和戰國的分界，是合理的。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3年，應是“春秋時期”一個較為科學的劃分方法。《春秋》記載的事件和時間起止，只是“春秋時期”的主體部分，並不是全部。這樣的分期，應能更好的從宏觀上把握歷史的發展。

另外多說一點，資治通鑑以周室正式策命三家為諸侯的公元前403年為開篇，實際上為了闡述司馬光保守政治思想的需要，藉此事件闡述其周室自壞禮制，造成禮崩樂壞、天下紛爭的觀點。

《春秋》的歷史地位

《春秋》在漢代，地位較高，設有專門研習、講授的博士，被儒家列入“四書五經”，奉為經典。歷代學者對《春秋》註釋考證的文章書籍瀚如煙海，《四庫全書》中收入《春秋》相關書籍115部。在歷史上，《春秋》及其註釋考證已經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春秋學。尤以清人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為集大成者。

《春秋》記載較為可信，後世根據《春秋》記載的天象，結合天文學研究，證明基本上是真實的。作為旁證，也就證明《春秋》史實大體可信。另一方面，由於近代以來，先秦時候青銅器和竹簡相繼被考古挖掘，很多史實可以和《春秋》記載相互印證，也證實了《春秋》是一部信史。當然，《春秋》仍是不完備，甚至有缺漏的，但這並不影響《春秋》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春秋》文字記載較為簡單，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對於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寥寥數語，經文言簡義深，如無註釋，則無法理解。特別是如不借助其他參考資料，後世之人很難全面瞭解事情真相。因此為《春秋》做傳，就顯得尤為必要。

《漢書·藝文志》記載，春秋有《公羊傳》、《榖梁傳》、《左氏傳》、《鄒氏傳》、《夾氏傳》。漢代以後，《鄒氏傳》、《夾氏傳》相繼失傳。《公羊傳》、《榖梁傳》、《左氏傳》也被稱之為《春秋三傳》。《公羊傳》的作者相傳是公羊高；《穀梁傳》的作者相傳是穀梁俶；《左氏傳》的作者相傳是左丘明。

《公羊傳》、《榖梁傳》是以語錄、對話、問答的形式，闡述《春秋》微言大義的義理，重在挖掘字面背後的含義，著重宣揚儒家思想和“禮義仁智信”的觀念，與政治配合較為密切，因此最初受到漢代統治者的重視。

《左氏傳》是以歷史資料解釋《春秋》經文，並彌補《春秋》敘事不詳的缺點，補充了很多重要的史料，它取材的範圍和描寫的細緻，都遠比《春秋》豐富的多，尤其是很多史料我們在今天已經無法看到了，因此《左氏傳》就顯得尤為重要。《左氏傳》在文學上成就也很高，敘事生動、精於謀篇，記敘了很多傳世經典的外交辭令和戰爭經過，在《古文觀止》中，取材《左氏傳》的古文就有三十餘篇，是先秦時代範文的主體，後世很多歷史學家、文學家無不從《左氏傳》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

從《春秋》看“春秋時期”

《春秋》，從魯隱公開始，記載了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時期的史實，大體與“春秋時期”歷史相吻合。

春秋伊始，鄭國以三代周王室卿士之故，先為小霸。不久，齊國崛起，齊桓九合諸侯，稱霸。與此同時，楚國日益強盛，逐漸北上，宋襄公爭霸未成。隨即，晉文公霸中原，秦穆公霸西戎，隨後形成晉楚兩大強國百年爭霸局面。後期，弭兵之會後，晉楚大體保持和平，隨後，吳越相繼崛起，吳越爭霸與吳越楚之戰交替進行，成為春秋爭霸的晚聲。

在《春秋》中，基本可以看清這一春秋五霸、列國爭霸歷史的源流和演變。《春秋》較為全面的記敘了各國政權在不斷的內部鬥爭和外部爭霸中的歷史更迭和發展程序，尤其以歷史重心的形式對魯、晉、齊、衛、宋、楚等春秋大國的敘事用比較多，三十六名君主被殺，五十二國被滅，大小戰事四百八十餘次，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勾勒出一幅主要的春秋史圖。

《春秋》也用筆墨描繪了“春秋時期”列國疆域、都邑、城池、山川、爵姓、存滅的主要情況，記載了時令、閏朔、更替，觸及官職、宗族、大夫、刑法、征戰、外交、內政、社會、生產、賦稅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一個春秋時期的“百科全書”，《春秋》也成為了解“春秋時期”的一個重要線索。

《春秋》，即《春秋經》，又稱《麟經》或《麟史》，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也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以魯國十二君為順序，記載了春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

《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史家奉為經典。據任昉《述異記》裡記載，“曲阜縣南十里有春秋臺”，據傳孔子在春秋臺作《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