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才”指的是文才，那大部分確實如此；但如果指的是治國之才、造福百姓之才、安邦之才，那就不一定。

真正身懷大才而不被重用的有很多，例如白居易、蘇軾、陸游等。

而自認為懷才不遇的，也有不少。比如曹植，文才傑出，卻非治國之才。

《洛神賦》、《白馬篇》、《七步詩》……曹植在文學方面，確實才高八斗，後人多數難望其項背。但說到治國之上的能力，卻十分糟糕，這從兩件“自己作死”的事件上可見一斑。

第一件事，可以說是曹植人生之路走向下坡的開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間，藉著酒興私自坐著王室的車馬，擅開王宮大門司馬門，在只有帝王舉行典禮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縱情馳騁，一直遊樂到金門，完全把曹操的法令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曹操得知後大怒，處死了掌管王室車馬的公車令。從此加重對諸侯的法規禁令，曹植也因此事而日漸失去曹操的信任和寵愛。十月，曹操召令曹丕為世子。從此，曹植告別了昂揚奮發的人生階段，陷入難以自拔的苦悶和濃濃的悲愁中。

第二件事，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困，曹操讓曹植擔任南中郎將，行徵虜將軍，帶兵解救曹仁。命令釋出後，曹植卻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於是曹操後悔，不再重用他。

如果這樣的表現都能得到重用，那統一三國的就不是曹魏了。曹植的不被重用，其實並不冤枉。

所以，不被重用的詩人，是真的壯志難酬還是自以為是，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並不能一概而論。

我們古代的詩人，大多數都是才華橫溢，也是非常求真務實的。 因此往往很有樹建功成名就。例如，唐代的張說，白居易，宋代的歐陽修，蘇軾，黃庭經，辛棄疾，文天祥，元代的虞集，趙孟頫等等。不過，詩人也容易意氣用事，往往有不太適合官場明爭暗鬥的一面，所以，與同事的合作溝通往往不夠，因此，招來種種非議，傳到皇帝的耳中，引起皇帝的疏遠。中國古代的皇帝，並不是什麼事都要親自調查研究的，他的資訊來源主要是別人的彙報總結，這就形成一種官場暗箱操作的潛規則，你如果要想得到皇帝的賞識，必須有人在皇帝面前舉薦你，這就如同今天的旅遊，本來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地方好玩，有人對你一說，你肯定動心，結果到此一遊，不過如此而已。皇帝的權威是建立在君權基礎上的，大部分皇帝是不民主的，極少數情況下在某個階段會有一些民主的皇帝，但這樣的機會只能說可遇不可求。因此，詩人往往很難得到皇帝的賞識。除非詩人是一個具有偉大政治才能的天才，又有很大的社會知名度。

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都不是政治家的天才，因此，儘管他們抱負遠大，忠君愛國，但是，皇帝還是不能重用他們，這是現實的悲劇，但另一面，也成就了他們文化上的巨大成就。

成功學不符合藝術家的成長，也不符合藝術家成功的道理。可以用升官發財與藝術偉大是兩條路來說明，為什麼詩人總是得不到皇帝的欣賞，但詩人的民主初心沒有改變，他們把民主自由的精神用詩歌藝術的形式保持得非常完美，所以，詩人又是人民心聲的代言人。這也是世界給詩人的一份獎賞。從屈原到李白杜甫，都是這個道理。

感覺詩人大多數都是事業上，官場上失意的

不一定都是皇帝看不上，也可能是各種原因導致

畢竟如果事業上很得意，也麼有那麼多精力去創作詩詞，不論古代還是當下，大家可以對比，很容易想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