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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3002280桃河罐頭廠

    無文化,古希臘除了是個地名、什麼都不是”;“古希臘、古羅馬的所謂歷史大多都是後世好事者編造的故事”;“文藝復興?一個死了上千年的傳統,怎可能說復興就得以復興”?為了求證,筆者帶著團團疑惑,在涉獵西方歷史文獻及相關史學著作時留意於此,結果發現,林明先生所見非常準確。於是筆者對西方虛構“古典歷史”的問題進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統揭露西方“古典歷史”的虛偽性。“古希臘”沒有獨立的文獻載體,不可能有所謂“古希臘”手稿傳世早期獨立的古文明都有獨特的文獻載體,如:中華文明(甲骨文、金文、簡帛)、古印度文明(貝葉)、古埃及文明(莎草紙)、古巴比倫文明(泥板)等。而所謂的“古希臘”則沒有獨立的文獻載體。曾於1909-1931年間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裡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主張,自公元前六世紀以降,在希臘土地上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是紙草。他的根據是希羅多德《歷史》中的一段話。

    [1]

    凱尼恩所指希羅多德那段話為:“伊奧尼亞人從古時便把紙草稱為皮子,因為在先前由於缺乏紙草,他們是使用山羊和綿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還有許多外華人是在這樣的皮子上寫字的。”

    [2]

    然而,被西方人尊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唯一“傳世”著作《歷史》原來是一部偽書。(說見本書第3章第2節考述)凱尼恩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還列舉了許多莎草紙古典文獻的例子,然而凱尼恩本人就是最早偽造“古典紙草文獻”的嫌疑人,其所述內容不足為信。(參見本書第1章相關內容)西方“古典時期”,可能作為文獻載體的兩種材質,一種是埃及出產的“莎草紙”,另一種是所謂的“羊皮紙”。“莎草紙”在歐洲的絕大多數氣候條件下難以儲存。在古希臘的氣候條件下,儲存不到幾十年就會發黴、粘連,不可能有片紙流傳下來。在埃及,所謂“古代莎草書卷”只限於墓葬中發現的殘卷。

    [3]

    而“羊皮紙”出現的時間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

    [4]

    況且,羊皮紙成本高,抄寫一部《新約聖經》大約需要三百張羊皮

    [5]

    。《新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約為22萬5千字,而《舊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為70萬5千餘字,是《新約聖經》字數的三倍多,《新約聖經》用三百張羊皮的話,《舊約聖經》就需要九百張羊皮,新舊約合計則需要一千兩百張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紙大量儲存文獻,就是大國皇家也未必有那個財力,何況小小城邦。實際上,“羊皮紙”不是“紙”、“莎草紙”也只是“草”“羊皮(parchment)和犢皮(vellum)是西方國家較長使用的書寫材料。Parchment這個詞係指用羊皮做成的書寫材料,譯成「羊皮紙」是不恰當的,因為不是紙,可否譯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寫成的檔案,導源於Pergamum,本是小亞細亞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後來成為歐洲主要書寫材料之一,甚至文藝復興後印刷術西傳時還用以印刷書籍。我們在西方大圖書館裡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紀至17世紀時的「羊皮板」寫本。……與「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廣泛使用的還有「莎草片」(papyrus),將這個西方詞譯成「莎草紙」同樣是不恰當的,因為它也不是紙。”

    [6]

    從加工流程來看,“莎草片”沒有任何蒸餾、化合的過程,只是簡單的進行整形處理,還是“草”本來的形態。“紙莎草紙的傳統制法是:首先剝去紙莎草的綠色外皮,留下髓部,並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幾天,撈出後用木槌敲打,壓去水分,重複多次,把薄片兩端切齊,一條條橫向並排鋪開,然後在上面縱向排開,並用石塊壓緊,擠出糖質貓液,使草片相互貓結起來。晾乾以後,用象牙或者貝殼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紙莎草紙。”

    [7]

    埃及的這種“莎草片”實際上並不稀奇,在歐洲人沒有來到美洲前的幾百年間,美洲的瑪雅人和阿茲臺克人用樹皮作成薄片,用以書寫文字畫,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將樹皮剝下後,除去有色外表皮,將其內皮撕成一英寸寬的長條,放在鍋內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縱橫交錯地疊起,用槌打在一起成為薄片,乾燥以後以石磨光。現在墨西哥的奧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還用此法作樹皮片,作書寫材料。太平洋各島嶼如夏威夷、斐濟、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亞、中國臺灣等廣闊地區的土著居民,也用樹皮借錘氈法打製成薄片,通稱為tapa。夏威夷人稱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島嶼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製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異,可統稱之為“樹皮氈”。

    [8]

    美國造紙專家的鑑定“美國造紙專家兼紙史家亨特到現場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製造方法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是,這三者在技術上是屬於同一範疇,雖然均可作書寫材料,但沒有一個可謂之為真正的紙。”

    [9]

    中國造紙專家潘吉星對“莎草片”的體驗“1981年筆者旅居弗吉尼州時,曾得到一枚用傳統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塗一層白粉後才能在上面畫彩色畫。”

    [10]

    這種“莎草片”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摺疊就會破損,甚至難以承受陸路運輸的顛簸。

    [11]

    “紙草片”和“羊皮板”用什麼“筆、墨”寫畫?“黑墨水用碳的沉積物製造,例如從油燈頭或鍋底上刮下來的菸灰,用木炭和燒過的骨頭研磨成精細的碳粉。無論用什麼東西製成碳,都要混合一種阿拉伯膠之類的黏合劑,即一種阿拉伯樹的水溶性樹液。把這種混合物曬乾,製成小塊。在準備寫字的時候,就用溼潤的筆在墨水塊上刷一刷。文士們也常使用紅墨水,那是鐵的氧化物、紅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礦物質製作的。”

    [12]

    “最早用來在紙莎草紙上寫字的筆更像是小號油畫刷,用生長在沼澤中的燈心草或小植物製成。這些筆的長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釐米之間(6到15英寸)。文士們把筆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細小的纖維,將其製成纖維的刷子。……新約時代,人們用蘆葦削成尖頭的管狀筆。”

    [13]

    我們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會碳化。無論在何種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種顏料,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幾十年間逐漸褪色、劣化、解體、澌滅,何況是一種“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摺疊就會破損”的材料。無論是埃及的“莎草片”,還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諸島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塗以何種植物或礦物的墨汁或顏料,在自然的條件下,都不可能長期儲存。中國紙“紙壽千年”人們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紙草”卻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莎草片”開始出現大約在拿破崙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後、即相當於蒙森晚年時代;在此之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並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爾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沒有莎草紙的蹤影。在此之前,說到“紙”就是“中國紙”、以及將“羊皮片”混同為“紙”的概念,稱之為“羊皮卷”。無論是1793年“紙草文獻”現身赫庫蘭尼姆

    [14]

    ,還是古羅馬時涉及“莎草紙”製作方法的文獻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後世所偽造。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裡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製造“偽莎草紙文獻”的西方學者之一。

    [15]

    當代美國科技史權威喬治•薩頓認為古希臘人的文字載體為石刻。“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頭上(很明顯,在希臘這種情況持續了數個世紀),它的範圍就只能侷限於記錄被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學作品太長,難以刻在石頭或金屬上。”

    [16]

    然而,人們只見過大量的古希臘“石刻摹本”,沒有見過“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紀前後被炮製出來的。(參見本書第3章第6節相關內容)“古希臘”本無文字“古希臘”本無文字,從商業民族腓尼基那裡借來了“字母”,據為己有、形成“希臘拼音”,而腓尼基字母則來源於古敘利亞及古埃及。與其說是“希臘字母”,毋寧說是“閃米特字母”。“儘管學者們嘗試過,他們還是無法忽略以下事實,即希臘字母看起來像閃米特字母,發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數還有相應的名稱。如:alpha/﹥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語中有明顯的意義,而在希臘語中則沒有意義。”

    [17]

    後世所見“古希臘語”,是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標準希臘語”「標準希臘語」,也叫「共通語」,是一種所謂“希臘化時代”的人造語言,流行於以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為中心的亞、非地區。“古希臘共通語是後亞歷山大時代希臘科學和學術所使用的語言,其時的科學和學術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羅河畔的亞歷山大城。”

    [18]

  • 2 # 無澤序

    很不可思議,有很多所謂的西方歷史擁護者質疑我們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古希臘、古埃及文明的先進性與存在?

    因為我們祖上有長達數千年的輝煌歲月!

    這個世界上也只有我們,有資格去質疑其它文明之中的不合理之處!

  • 中秋節和大豐收的關聯?
  • 相愛時的美妙,真如電流擊過,你有被電過的感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