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朝時董仲舒提出的，事實上並沒有‘’罷黜百家‘’，也沒有‘’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以儒家學說為主而已。 （董仲舒）
漢朝初，劉邦並沒有完全脫離秦朝的“郡縣制”，採取了“郡縣制”與“分封制”合併體制。意識形態領域則貫徹黃老之術，提倡無為而治。廣義解釋黃老學說，它是古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體系中以道為其核心觀念，強調天道自然無為、人道順應天道的一種學說。可是呢！等到漢武帝時出問題了，北有匈奴來擾，下有王侯犯上。這時有一位被後人稱為政治家，思想家的人物粉墨登場了，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漢武帝如獲至寶。其實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形。而是夾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諸子百家的一些可用內容，當時被尊為新思想。它的要旨是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至溥儀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孔子）
如此說，董仲舒並沒有完全“罷黜百家”，更不是“獨尊儒術”。例如，儒家提倡的“分封制”國家體制就沒有“獨尊”過來，而是從法家商鞅那裡“偷來”了“郡縣制”。相反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主體的“三綱五常”等意識形態思想原封不動的照搬過來。而法家商鞅打破的貴族世襲的政治蒙芽：以事功主義開啟平民政治、上下流動、機會平等、能力平等的大門被徹底關閉，“法律平等”，“廢私立公”思想則半點也沒有吸收……。可見，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是隻為一人一家找來的“術”，是維繫皇權之術。最受用的是帝王世襲家族，最受用的是封建專制統治集團……
其實，諸子百家中就沒有更好的精華可以吸取嗎？拋開商鞅“事功主義思想”不提，早在“堯舜禹”時期就踐行過的“禪讓制”，“誹謗制”董仲舒是不敢觸碰的。現在理解起來，“禪讓制”就是“民主推薦制”，帝王的產生由前任帝王考核，底層民眾認可而確定。帝王的施政行為由“誹謗制”來監督。“誹謗”一詞原本是“議論”‘’質疑‘’“諫言”，“誹”就是言談是非，肯定對的東西，“謗”出錯的東西。（春秋戰國以前，“誹謗”一詞是褒義詞。至從儒家“三綱”被帝王認可後，“誹謗”一詞逐漸變成貶義詞了，再後來就變成殺頭之罪了。）“誹謗制”是由“謗柱”（相當於現在的意見箱、舉報信，舉報箱）來表達民意的，人們將自己的意見刻在竹簡上，懸於“謗柱”（後來的華表柱）。帝王出現重大過錯，就要無條件“罪己”。意為引咎自責，《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為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和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世襲制以後，特別是“獨尊儒術”以後，有的帝王也頒佈“罪己詔”，但與“禹，湯”的的“罪己”，味道是不一樣的，大部分是“天災後罪己”，把責任歸於天；‘’臨死前罪己‘’逃避責任；‘’朝代滅亡前罪己‘’良心發現，於事無補。 （商鞅）
孟子的“仁政治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施政理念，也沒有很好的作為治理國家的主導思想。於是才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慨嘆……
顯然，董仲舒是不敢，也不能把這些有利於國，不利於帝王本族利益的內容收入“術”內的，他也知道漢武帝不會接受。造成的結果呢，“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於是乎，直到宋朝終於出現了一位拉著棺材的海瑞赴朝上疏。 （ 孟子）
綜上，‘’罷黜百家‘’非百家，‘’獨尊儒術‘’也並非百分之百的原版儒術，有精華，也有糟粕……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朝時董仲舒提出的，事實上並沒有‘’罷黜百家‘’，也沒有‘’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以儒家學說為主而已。 （董仲舒）
漢朝初，劉邦並沒有完全脫離秦朝的“郡縣制”，採取了“郡縣制”與“分封制”合併體制。意識形態領域則貫徹黃老之術，提倡無為而治。廣義解釋黃老學說，它是古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體系中以道為其核心觀念，強調天道自然無為、人道順應天道的一種學說。可是呢！等到漢武帝時出問題了，北有匈奴來擾，下有王侯犯上。這時有一位被後人稱為政治家，思想家的人物粉墨登場了，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漢武帝如獲至寶。其實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形。而是夾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諸子百家的一些可用內容，當時被尊為新思想。它的要旨是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至溥儀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孔子）
如此說，董仲舒並沒有完全“罷黜百家”，更不是“獨尊儒術”。例如，儒家提倡的“分封制”國家體制就沒有“獨尊”過來，而是從法家商鞅那裡“偷來”了“郡縣制”。相反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主體的“三綱五常”等意識形態思想原封不動的照搬過來。而法家商鞅打破的貴族世襲的政治蒙芽：以事功主義開啟平民政治、上下流動、機會平等、能力平等的大門被徹底關閉，“法律平等”，“廢私立公”思想則半點也沒有吸收……。可見，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是隻為一人一家找來的“術”，是維繫皇權之術。最受用的是帝王世襲家族，最受用的是封建專制統治集團……
其實，諸子百家中就沒有更好的精華可以吸取嗎？拋開商鞅“事功主義思想”不提，早在“堯舜禹”時期就踐行過的“禪讓制”，“誹謗制”董仲舒是不敢觸碰的。現在理解起來，“禪讓制”就是“民主推薦制”，帝王的產生由前任帝王考核，底層民眾認可而確定。帝王的施政行為由“誹謗制”來監督。“誹謗”一詞原本是“議論”‘’質疑‘’“諫言”，“誹”就是言談是非，肯定對的東西，“謗”出錯的東西。（春秋戰國以前，“誹謗”一詞是褒義詞。至從儒家“三綱”被帝王認可後，“誹謗”一詞逐漸變成貶義詞了，再後來就變成殺頭之罪了。）“誹謗制”是由“謗柱”（相當於現在的意見箱、舉報信，舉報箱）來表達民意的，人們將自己的意見刻在竹簡上，懸於“謗柱”（後來的華表柱）。帝王出現重大過錯，就要無條件“罪己”。意為引咎自責，《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為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和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世襲制以後，特別是“獨尊儒術”以後，有的帝王也頒佈“罪己詔”，但與“禹，湯”的的“罪己”，味道是不一樣的，大部分是“天災後罪己”，把責任歸於天；‘’臨死前罪己‘’逃避責任；‘’朝代滅亡前罪己‘’良心發現，於事無補。 （商鞅）
孟子的“仁政治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施政理念，也沒有很好的作為治理國家的主導思想。於是才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慨嘆……
顯然，董仲舒是不敢，也不能把這些有利於國，不利於帝王本族利益的內容收入“術”內的，他也知道漢武帝不會接受。造成的結果呢，“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於是乎，直到宋朝終於出現了一位拉著棺材的海瑞赴朝上疏。 （ 孟子）
綜上，‘’罷黜百家‘’非百家，‘’獨尊儒術‘’也並非百分之百的原版儒術，有精華，也有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