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這個新年絕對會是華人永生難忘的新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全華人民都在家悶得挺難受，昨天看到疫情確診人數漲了2000多，比之前的增長速度少了許多，還以為勝利的曙光要來了呢，結果今早看資料變成確診人數增長一萬多，心涼了半截，不知道是統計口徑改變了還是潛伏期的攜帶者集體爆發了，總之，“戰疫”之路漫長且艱辛，同胞們還要堅持再堅持。

在醫療如此發達的現代文明，我們還會被疫情困住手腳，可想而知，在醫療技術落後、資訊傳播緩慢的古代，人們勢必經常遭受瘟疫的侵襲，且古代一旦爆發瘟疫，就是一場大災難。

中國古代大多政權都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牢牢地將人民綁在土地上，底層百姓只能靠幾分薄田的收成來餬口，若是風調雨順的年頭，全家人或許還能填飽肚子，若是趕大旱、洪水、蝗災的年景，大多數百姓就吃不上飯了，那時候糧食夠當年吃的就算富戶了，根本別指望能囤餘糧，沒有收成的年景只能去乞討、逃荒、賣兒賣女了。

馮導的電影《1942》講河南大旱，河南人民逃荒尋活路的苦難故事，連地主都要賣女兒了，看得人心裡很不是滋味，那時候都民國了，面對天災人們還那麼無能為力，就更別提古代社會了。

古代有句諺語“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這是勞動人民根據歷史事實總結出來的規律，因為在大規模自然災害出現之後，百姓就沒有了食物，為了活命，顧不得尊嚴體面惡不噁心了，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肚子裡塞，草根樹皮挖沒了，就吃老鼠，甚至人吃人。

災荒之年，老鼠也沒有吃的，只能吃人的屍體，本來老鼠就髒，是各種病毒的宿主，還以屍體為食，身上的病毒就更多了，它們穿行在人群生活區的時候，都有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可能，更不要說還有人吃老鼠，還有更噁心的請自行腦補，這樣一來，不爆發瘟疫才奇怪了。

明朝末年就爆發了一場規模相當大的瘟疫，起因就是連續四年大旱，顆粒無收、災民逃竄，以鼠為食，爆發鼠疫，感染者身上會有血疙瘩隆起，口吐鮮血，發病快者幾刻鐘就能身亡。

最可怕的是那次鼠疫傳染得極快，往往一人病發後，全家感染，接觸者也難倖免，用十室九空來形容當時的情況是很貼切的。瘟疫很快就傳到了京城，每日出殯的隊伍就擠滿了城門，最可悲的是為親人送行的隊伍，回來就會多出幾個感染者，甚至直接陪亡者長眠在那塊墓地了。

那場瘟疫也波及了朝廷大員和京城的駐軍，搞得人心惶惶，因此也有人將大明朝的滅亡歸結於這場聲勢浩大的鼠疫。

那麼，在物資和技術有限的條件下，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其實方式和現在也差不多，主要得先隔離，切斷傳播途徑，減少蔓延。

在《漢書》中就提到，民間一旦發生疫情，就讓患病的人與健康的人分開居住，由朝廷免費給患病的百姓提供藥物。在晉代，朝廷還規定了，官員如果家裡有人感染時疫，即使官員自身沒有感染，也要在家待著觀察，不能上朝。

不過古代瘟疫一般都是從民間興起，一村一縣的感染，若發現是瘟疫，官府就直接封村封縣了，只進不出，政府供應白粥和草藥，也會派大夫來察看疫情，出應對之策。

瘟疫去世者的屍體，必須焚燬，這時也顧不得入土為安的觀念了，還是要先顧活人，控制瘟疫，連死者生前用的器物都要一起銷燬，防止病毒傳播，那種全家死光的，直接就把房子一起燒燬了，全村死光，就一把火把村子燒了。

要是情況特別嚴重，十室九空，又傳播風險較大，不排除直接燒村子的情況，這就有些殘忍了，即使說是為了更多人的安全。

古代村落距離的相對較遠，交通不便，人員流動性小，向外擴散的機率相對較小，若是發現得早、隔離得好，瘟疫在一村一鎮，頂多一省就控制住了，畢竟像明朝末年那樣席捲全國的瘟疫是不常見的。

古代針對瘟疫也沒有特效藥，不過針對一些常見的疫情，已經產生了疫苗，比如在清朝經常盛行的天花，天花在今天是可治癒的，可在古代基本是必死無疑的病，康熙皇帝體質比較好，小時候得天花挺了過來，雖然也變成了麻子臉，但好歹保住命了，還因為身體好被選為皇位繼承人。

康熙深感其害，執政期間命令用人痘接種法，有機率地預防了疫情，1796年英國琴納發明了牛痘接種法，1805年傳入了中國代替了人痘接種法。

這次肺炎疫情目前也是這樣，沒有特效藥，只能靠自身免疫的抵抗，我們沒有能力奮鬥在第一線，起碼也儘量待在家裡，算是貢獻自己的力量，相信戰勝疫情之日不久就會到來。

在春秋戰國時期，史書上就有了瘟疫的記載。

烈王七年，壬子年，秦國大疫。

春秋戰國之時，諸國紛爭不息，戰爭頻繁，大規模的人口被投入到戰爭之中，而每次戰後，戰歿者的屍體往往無法及時處理，這便成為了滋生疫病的傳染源，同時戰時人民逃離戰火、戰後俘獲的人口、俘虜隨之遷徙、輾轉，人口大規模遷徙也使得瘟疫一旦爆發，便成為了一個令當政者極為頭疼的事情，甚至出現了“天下疫”這種極端的情況。

秦始皇羸政四年，戊午年，天下疫。

那麼當時的人們是如何應對瘟疫的呢？說實話，很消極，不僅沒有行之有效的醫療手段，而且對瘟疫發生的原因還處於神話迷信之中。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當時的列國，在處理瘟疫之時，因為國與國之間溝通不暢，或是敵對狀態，一旦出現瘟疫流行，往往透過封鎖城池、祈禱攘除的方式來進行隔絕防治，沒有行之有效的醫療技術來遏制瘟疫的發展，而這種自生自滅、祈禱上天的慘烈、愚昧的治療方式，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因為恐慌、封閉等原因，加之當時的交通、資訊閉塞，朝廷掌握的資料也不準確，因此史書往往只是寥寥數筆記錄了下，某某年某地有大瘟疫，然而就這麼簡單的一段話，背後卻必然包含著一段極為悲慘的境況。

大概是隨處可見的生離死別，是十室九空的的流離失所，是無數災民的絕望與哀嚎。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受限於時代侷限於科技水平，在醫療水平低下的幾千年歲月中，發生瘟疫是做不到任何有效治療與研究疫苗的。古代的中醫從來沒有徹底消滅過任何一次瘟疫，如果有瘟疫發生，你能做的大概只有聽天命，看著親人好友一個個死去卻無能為力，什麼也做不了，因為下一刻死去的人可能就是你。

在地區之間的聯絡與人員交流並不頻繁的古代，瘟疫的爆發大機率是地區性的，嚴重的瘟疫過後，也許一整個家族都消失不見，也許一座城只餘下少數的倖存者，也許某些偏僻村落的所有人都死亡而後淹沒在史書的寥寥幾筆中。

活下來的人也許離開這片土地，或者堅守這片土地，為了活著依舊是要發愁於明日的一口飯吃。

首先我們要知道，古代發生瘟疫之後是無暇顧及田地裡的糧食的，瘟疫的爆發打破了春播秋收的自然規律。在依靠土地生存的古代，糧食無人經營顆粒無收，瘟疫結束之後接下來要面臨的便是大規模便是大規模的逃荒與飢餓。

活下來的人來不及感慨慶幸瘟疫的結束，因為逃荒的路途還很漫長，同行的人也許下一刻便栽倒在地離開人世，無人顧及屍首也無人去感傷，因為死亡這種東西早就充斥籠罩在了每個人的頭上。

逃荒的路上是遍地的屍體，或許易子而食，或許......如蜘蛛一般同類相食。

活著的人盼望著的是皇上的賑災與收容，瘟疫消失之後，人還是得想著下一頓飯該如何解決。

當然，當局統治者也會採取賑災的措施，來安撫解決大批的流民。

以宋代為例，當局統治者下罪己詔，表明“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表面是皇帝有錯才造成如此危害，以安撫人心。

並且有特定的機構會免費煎藥給災民，實施救助，並且會對病人進行隔離，比如六疾館，還會對災民提供免費的住處。如瘟疫爆發地區離京師較遠，朝廷核實之後，會對災情發生地區撥款，並且選定官吏前去賑災撫卹。

等著災民安撫完畢之後，會對瘟疫爆發地區進行開倉救助，並且減免次年稅收徭役，儘快恢復生產。並且處理遺留屍骸，例如唐太宗時期差遣專人處理繞城四周尋找屍骸，一經發現當即掩埋。

古代疫情結束之後，十室九空屍首遍野這是常事，伴隨而來的饑荒，在逃荒的路上又是見慣了的死亡。

當局統治者雖有賑災，但損失的人口與生產力水平，更多的還是靠時間來撫平。

中國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經有了“蟲”“蠱”“瘧疾”這些文字的記載。特別是“疫”在中國古代文字學中間是指“瘟疫”的意思。這個字在《尚書》《山海經》《左傳》都出現並且使用了，這應當是中國最早的有關瘟疫的文獻記載。說明在殷商時期，中國已出現過多次足以致命的傳染病。

漢朝 公元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三國時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以上種種無不說明，疫病的誕生在中國由來以久，而民間老話有云：大疫之後必有大飢。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下面節選某些部分作簡要分析：

哀哀民何辜，遭此兇歉厄。

初聞數米炊，次復並日食。

草根掘欲盡，木皮屑不給。

疲老就枯僵，少壯作捐瘠。

剛開始，老百姓做飯，還能放幾粒米。

後來，就只能“並日食”，兩三天才吃一頓飽飯

再到後來，草根挖光了，樹皮也剝光了。

年紀大的，就像枯死的樹木一樣，躺在地上再也沒起來。

剩下年輕力壯的，最終也難逃餓死。

以致最後 ”千百存什一，烏喙仍菜色。

朝憂夕恐懼，不得見新麥。”

即是說因瘟疫而勉強存活下來的人數千百人中可能只佔十多人，終日在飢餓中擔憂，也沒有勞力去種糧食，如此惡性迴圈。

古代醫學不是十分發達，又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足可見大疫之後必有大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