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稱汗以前，女真各部是明王朝“羈縻”的物件，他們是大明守邊的部屬。“薩爾滸之戰”前夕，明王朝的整體構想是將後金政權徹底擊潰，恢復到“奴兒干都司”傳統的政治建構下。薩爾滸戰後到熊廷弼傳首九邊的這段時間內，雖然明王朝在遼東呈現節節敗退的局面， 但還不至於失去對後金的絕對優勢。熊廷弼對後金的嚴密封鎖曾一度起到了極好的效果，熊廷弼死後，遼事難為。直至寧遠大捷，以袁崇煥弔唁努爾哈赤為契機開始了明王朝與後金（以至於清）的“斷斷續續”的和議。

毛文龍與後金（清）的曖昧

滿洲密檔收錄了7封毛文龍與清人來往的信件。前兩封為努爾哈赤對毛文龍的招降書，這兩信以毛文龍得罪朝廷及北韓欲擒毛獻於朝廷為恐嚇。此時毛文龍應該說是沒有投降後金的想法，因他已花費巨金結納“上公魏老祖爺”，“九千歲”一手遮天，毛帥在朝中穩的很，投降後金沒有什麼前途，但這棵大樹還是倒了。從以下幾條史料，我們可以感受一下毛文龍的心境：

北韓《仁宗實錄》記載了毛鎮中有個叫倪汝聽的人，他勸毛帥攻打北韓，然後攻下山東，配合後金進攻明朝。（類似於楚漢稱霸時，勸韓信自立的蒯通）

滿洲密檔“毛文龍來書四”中有“請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攻，則大事可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的文字。北韓《仁宗實錄》六年十月甲辰條記事中有：“文龍與禽獸無異”的記載。《明清史料甲編》中袁崇煥殺毛文龍後的奏疏中有“文龍應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知滅奴孔竅。滅了東夷，北韓文弱，可襲而有也。’”的記載。

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毛文龍應該確實有與後金（清）合作（或者投降）的想法。但毛文龍自知不能有李永芳等的待遇，能不能夠實現“毛佔北韓、清佔遼東”的合作，這也是他懷疑的。另一方面，朝中屢有人說他交通清人，不服管制，虛耗錢糧，想要將他拿問，可以說他的反意有一部分是朝中逼出來的。一切疑問都隨著毛文龍的死變成了永久的疑團，作為遼東最堅挺的實力派，毛文龍戰或降對後金（清）都很重要，與大明的和議在“毛文龍時代”與毛帥的溝通是一道跨不過的檻。

袁崇煥與後金（清）和議

袁崇煥與後金（清）通訊共15次。

袁崇煥最初與清人和談是在天啟六年，但並非袁崇煥本意，而是出於魏忠賢的授意。當然魏忠賢也不是為了賣國（不是給他洗白），而是他想招降皇太極，使自己得此大功，可以青史留名，實在一點的就是給子孫多賺取一些實惠。

這其中有一個bug，就是魏忠賢的授意是私人行為，袁崇煥面對“九千歲”的密令顯然不能不辦，而又不能明著辦，他與清人溝通的結果顯然又不能透過奏疏來像朝廷表達。另一方面，清人尤其是皇太極特別想議和，但茲事體大，袁崇煥不過是一名疆吏，自己無權擅自主張。大明滿朝君臣的態度是以滿清叛明為奇恥大辱，人人都堅持對滿清的報仇決策，袁崇煥也深知這一點，故而不敢將議和的意見轉奏朝廷。因此所有的關節就斷在袁崇煥這裡，日夜承受“裡外不是人”的煎熬。

袁崇煥與清人的議和後來性質就發生了變化，袁崇煥看來議和成為了休養生息的手段，而在皇太極看來，袁崇煥一次又一次的搪塞，完全沒有議和的誠意，清與明不能議和的關鍵就在袁崇煥這個“奸人”無法將自己議和的誠意上傳天聽，所以這也變成皇太極非要除袁崇煥而後快的一個重要因素，即我們熟知的“反間計”。

崇禎與清和議

大明越來越深陷農民軍與清雙線作戰的泥淖中，時任兵部尚書的陳新甲私自派人與清議和，這件事傳著傳著就到了崇禎耳中，崇禎叫他過來檢討一下自己罪過，聽著聽著，崇禎覺得他說的還蠻有道理的， 於是就授權讓他繼續議著，只一點，要保密。

明與清可能註定是宿敵，陳新甲的密函不小心被家人當作塘報公開了，朝野譁然，陳新甲成為了人儘可誅的“大漢奸”。原本指望皇上為自己平反，但崇禎也擔不起“賣國”的罪名，只能一口咬定是陳自作主張。畢竟老百姓連袁崇煥的肉都吃了，“君主死社稷”會被人敬仰，如果崇禎開了微博，但凡他敢說半個“和”字，絕對有一億人留言“漢奸”，在“昏君”的評論下有1億個贊。

崇禎相當於在此事上得了一張黃牌，自此再也沒辦法提議和的事情了。

在那個激盪的歲月裡，朝議（言官、士大夫、學生們）是最有力量的，但卻不一定是最有道理的。“和議”在朝議的解讀裡一定等同於“賣國”，在大明這邊，任何妥協的聲音都見不得光，毛文龍擔不起，袁崇煥擔不起，陳新甲擔不起，甚至崇禎帝也擔不起。雖然清人前期滿懷熱情，但議著議著還是談不下去了，明清的和議註定“胎死腹中”。

大明末年，外有後金寇邊之患、內有農民軍起義之患，長期的連連戰事使得大明朝庭內外交困，顧此失彼。然在努爾哈赤死後，皇太極上臺後，後金多次向大明表明議和的意願，然而大明朝雖有對後金議和的需要但卻諱莫極深，誰也不敢輕言議和。袁崇煥被處死的其中一大罪狀就是與後金私自議和，後陳新甲也是因對議和保密不慎而被殺，大明朝對議和如此忌諱的癥結何在？

一、在大明的歷史上沒有慣例，與之前有外族邊患的王朝相比，漢朝在建國之初就有白登之圍，後就有了長期和親政策；大唐建國之初，李淵父子也曾向突厥稱臣納貢多年；北宋開國三十餘年就有了澶淵之盟，向遼輸送歲幣的慣例。而大明自建國之初，對北方的遊牧民族就很強勢，經一百年的胡元統治，漢人的性格也整體變得內斂含蓄起來，不像漢唐時期那樣張揚奔放，也不像魏晉時期的那樣瀟灑飄逸。對外族的抗爭已經刻印到民族的骨子裡去了，所以即便明中期有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但是大明朝卻絲毫無產生動搖屈服之念，對抗到底成了下意識地選擇，“不和親、不議和”成了大明不成文的國策。即便到了明後期，後金連連向遼東發起攻勢，大明也沒有動過主動議和的念頭，反而是後金主動提出議和的意願來。如果大明在開國之初有過跟外族議和的先例，那麼明末談議和應該就不會有那麼大的阻力。

二、與後金議和雖不會有如宋遼、宋金和議那般的屈辱，皇太極還提出願意降格、地位在明朝皇帝之下，但議和肯定意味著要承認後金對遼東大部分地區佔領的事實。這對大明來說，是不可以被接受的。遼東地區自春秋戰國始就成為漢人的世居地，對大明來說，少數民族居住的羈縻地區可丟，漢人世居地絕不可丟。所以奴兒干都司等地區可丟，遼東絕不可丟，一旦丟失漢人世居地，就喪失作為大一統王朝的依據，北宋的統治區域並不比秦朝少多少，甚至實際有效控制區域比秦朝還大，可是就因為沒有收復燕雲十六州，哪怕在其它區域開拓出燕雲十六州十倍大的領土，也不能算是大一統的王朝，所以終北宋一代始終對燕雲十六州念念不忘，即便極為不務正業的宋徽宗，當發現有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機會也很想抓住以求名留青史。所以不管後金在遼東如何的興風作浪，大明是斷然不能承認後金對遼東的侵佔的。

三、與後金議和多受宋朝時期議和影響，使得一談起議和就與投降賣國屈辱聯絡到一起，凡主議和的就與秦檜劃上了等號，朝野上下對議和都極為排斥、輿論壓力太大，使得誰也沒有勇氣與擔當來談議和。

四、 議和欠缺公證方。過去民間兄弟分家都需要找家族族長等在地方上有威望的人來作為公證。而西方國家間之所以有議和的傳統就在於有許多與其實力相對稱的多方力量作為公證加以制衡，而任何一方主動撕毀合約的代價都顯得極為嚴重。而明與後金的議和跟宋遼、宋金間的議和一樣，都不可能有公證方。總不能找西夏、北韓這些相比無足輕重的力量來作公證的，所以這種沒有其他相對稱的力量加以制衡的議和其實很脆弱，宋金議和就被雙方多次撕毀過。所以即便大明與後金達成了議和，只要發生了像後來李自成進北京城那種讓後金覺得有可趁之機的話，那麼後金也肯定不會安守本分的。

議和雖對大明來說有多方難以接受之處，但如果大明能以和議之名將後金拖延住歲載，就可以抽調出關寧騎兵迅速平定農民軍，關外雖攻則不足、但守則有餘，只要固守即可。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部隊大多數都是流民，跟黃巢一樣，因為軍隊戰鬥力趕不上政府軍，沒有力量固守一地，經常被政府軍追著走，所以只能採取流寇式走州過縣，依靠涸澤而漁、殺雞取卵式的掠奪來補充給養。

而明末的農民起義也並非是由朝政腐敗黑暗或者暴政引起的，明末的農民起義爆發侷限於一地、一域，早期是由陝北災荒引起、後期是因河南大災荒而壯大。而並非如秦末、隋末、元末那種完全由於暴政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全國大範圍的農民大起義。所以明末的農民起義不像秦末、隋末、元末那樣完全不可剿滅與安撫。大明之所以多次剿而不滅，就在於雙方都是步兵為主，往往弄不清其行蹤所在。滿清入關後，之所以很快就能消滅農民軍主力就在於滿清是以騎兵為主，李自成、張獻忠跑到哪滿清就追到哪，使得農民軍得不到休息與補充。如果大明能夠抽調關寧騎兵來對付農民軍的話，那麼平定農民軍也不是難事。

後金之所以對議和比較熱衷，在於其雖在遼東佔有軍事主動，但只要大明在遼東憑堅城加以固守，其缺乏攻城器械只能施行長期圍困，收效也甚微，至於要取代大明而據有大明天下，在當時看來不過是痴心妄想，偶爾拿來意淫一下而已。

大明不是兩宋，大明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為建國國策，其中“築城”是其最核心，“築城”是大明的國策並貫行始終，現今殘存的各地古城牆基本上都是大明時期修築的，大明以前的城牆基本都是夯土結構，經不起風吹日曬雨淋、時間的打磨，而大明是以燒磚築城牆，城牆更牢固、更結實。直到抗戰時，中國軍隊在長城一帶、在南京、在其他古城還經常依靠大明修築的古城牆來作為防禦工事與日軍對峙。兩宋在遊牧民族的攻擊下之所以處處被動就在於其城防體系過於薄弱而對方騎兵又極為機動靈活。

朱升正是鑑於此，才向朱元璋建言“高築牆”的。各個城牆都是一個個據點、只要連點成線、再拉線成網，再養些騎兵作為機動力量，這樣就可以完全剋制住遊牧民族的騎兵的機動靈活了，這也是中國可以領先俄羅斯兩百多年擺脫蒙古人的黑暗統治的原因所在。更別說長江以南地區，丘陵密佈、水網縱橫，不像北方中原那樣適合騎兵作戰，後金人甚至連造船都不會，又如何跨江、跨水、跨海去攻打大明江南呢？

一個王朝的太祖太宗時期往往都是其軍隊戰鬥力最強的時候，終後金努爾哈赤、皇太極兩代三十餘年也沒有能完全佔領遼東，按這個蠶食速度，即便其戰鬥力能夠一直保持，但要侵佔整個大明起碼也需要三百年時間。事實上八旗的戰鬥力也就在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這兩代有戰鬥力，在滿清入關後，多爾袞、多鐸死後，八旗戰鬥力就嚴重下降了，所以跟滿清打了大半生交道的吳三桂才敢在晚年公然反清，平定三藩就主要靠綠營軍了。

在當時看來，自古胡人無百年之運，其人口不足，各方面管理制度、技術又極為落後，所以其抵制風險的力量就很薄弱，其部落很容易分裂消亡，歷史上好多強盛的遊牧民族都是這樣，風一般地來，迷一般地消失。後金在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多爾袞與豪格爭立時就差點分裂。後金對自己的未來也很不自信，在其入關後也是如此，將東北列為禁地，萬一自己在中原待不住還可以像當年蒙古一樣退回到東北。事實上，若不是農民軍攪局，大明再能支撐二三十年，後金也將隨著其軍隊戰鬥力的迅速下降而將不足為患。

主要是因為當時清流的輿論太過厲害，對滿清議和被視為叛國，而朝中又缺乏徐階、高珙、張居正這樣真正有眼光有魄力的領袖，於是連崇禎皇帝面對這種格局也束手無策，最後胎死腹中，明朝因此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