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皇帝是聖人，無論是權力還是思想上都是聖人，滿臣奴才，漢臣連奴才都不是。明朝時，大臣都是士大夫，都是有骨氣的，皇帝也不是聖人

1中央刀利（膽子問題），2兵強（超脫勢力不存在的），3紅薯和雍正（地方官可以大把撈錢不會餓死人=起義少破壞低，稅又收的上來，統治成本低=皇權集中）4沒有土木堡（八旗一家獨大=文官無指揮權，沒有復辟=不向文官妥協）。從軍到政，從名聲到黨群，清的文官權力和勢力給明朝文官提鞋都不配

努爾哈赤時期，女真族社會正處於原始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階段，女真貴族每人都擁有大量的阿哈(即奴隸)。

從《滿文老檔》、《柵中日錄》等大量的史料來看，當時的女真家主完全佔有阿哈的人身，像對待牲畜一樣，殘酷壓榨，野蠻蹂躪。他們可以被家主任意買賣，或贈送與人，或分給子孫。家主虐待阿哈，百般辱罵，惡毒鞭打，甚至滅絕人性地將阿哈折磨至死。

在後金建立全國性一統政權時，是從落後野蠻的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轉變，故而也保留了其鮮明的奴隸制度特色，君臣: 主奴關係，百姓也不過是愛新覺羅家族的財產。在西方已經開始工業化革命程序，1793年1月18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遠在東方的大清卻將封建統治推向了歷史的巔峰。

j在古代社會，臣子表面上是為皇帝服務的，皇權天授，實際上，只要是個當官的，基本都會有權力慾，都會想盡一切辦法自己當皇帝，當不了的都是儘可能的擴大自身的話語權。在明朝時候，因為內閣制度，大臣掌握了相當大的實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敢跟皇帝叫板，但是明朝滅亡後，清朝的統治集團尤其是開國皇帝，只要不是傻子，都會想辦法利用這個破而後立的機會做出改變，所以到了清朝，透過御門聽政等辦法，讓臣子們都乖乖的。

詳情如下：

A 明朝時期內閣議政制度

具體流程是這樣的：

然後，閣臣再把自己的意見交還給皇帝做最後決定。皇帝認可了，就畫個紅圈，這就是“批紅”。

最後，大臣們再按照皇帝的決定草擬詔旨，並交到六部去執行。顯然，這樣的制度結構中，內閣大臣們的意見，有時是富有決定性的。而當皇帝消極怠政時，閣臣更是成為了整個帝國真正的決策者。有了權力，閣臣自然是牛氣三分，他們不僅敢於公然質疑皇帝的決定，甚至還敢透過最後“草擬詔旨”的環節來篡改皇帝的意見，以達成“先斬後奏”的目的。

面對既成事實，皇帝雖然雷霆大怒，但卻無可奈何，因為內閣制度已經定型，而一旦對其稍作更改，即可能招致朝臣的聯手反對。所以皇帝多隻能透過重用近侍（宦官）的方法來制衡朝臣，結果收效甚微。

不過，明代閣臣弄權的舊事，在清代很快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清軍入關後，為了讓政權平穩過渡，清朝統治者大量採用了明朝的制度，內閣制度（清朝叫“內三院”）也不例外。可是，順治也知道，如果不對內閣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進，自己很有可能面臨跟明朝皇帝同樣的麻煩。因此，他決定趁制度還未定型時變變其中的邏輯，好把權力牢牢抓在自己手裡。

順治是怎麼做的呢？他知道，每天需要處理的摺子，有發回內閣“眾議”與“草擬詔旨”的過程，而他認為，必須在這些過程中及時施加自己的影響，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大臣“獨斷”。

顯然。這一過程是由順治所主導的，礙於主上的威嚴，臣子多隻能唯唯諾諾的附和，而順治也可藉此機會瞭解事情的原委。這就是“御門聽政”制度。

順治的這一套，被清朝皇帝繼承了下來，到了康熙時候，康熙雖然把聽政的地點改到了乾清門外，可始終沒有放鬆對大臣草擬詔旨的監督力度。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清朝內閣大臣同明代內閣大臣相比，權力是大大縮小了，在順治等人的制度改動下，他們由曾經的決策要員，一變而為皇帝意志的傳聲筒。而這一變化，也直接導致了清代閣臣無法再像明代閣臣那樣去抗衡皇帝。既然抗衡都談不上，批評自然更是無法做到了。

B 經筳會講變成皇帝的獨角戲

當然，除了內閣制度被改動，明朝另一個制度在清代的“異化”，也直接導致了清代大臣不敢輕易懟皇帝，那就是“經筳會講”制度。

明朝皇帝為了加強自己作為人君的修養，曾要求專職大臣按時來給自己講授儒家經典。在這個過程中，講學的大臣便可以藉助闡釋經典的機會，來委婉指出皇帝的不足，以督促皇帝改正。

清代皇帝對此懷有極高的警惕，例如有大臣向順治建言恢復“經筳講學”，順治便不耐煩的以一句“本朝以弓馬取天下”回絕了大臣，讓對方尷尬萬分。

但是，康熙就不一樣了，比起自己的父親，他對“經筳會講”報以極大的熱情。他積極傾聽儒臣的講授內容，還經常詢問自己不懂的地方。儒臣大喜，自以為可以透過“經筳會講”來繼續“合理合法的懟皇帝”了。

不料，到康熙十六年四月的時候，“經筳會講”的安排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康熙已不再滿足於傾聽對方的講授，而決定改讓對方來聽自己的見解，然後儒臣最後“進行補充”。當著皇帝的面，儒臣哪敢隨意提出質疑？結果，這一年以後，面對康熙口若懸河的評說，儒臣再沒有了發表自己意見的空間，只能連連稱讚附和，康熙聽了自然是得意萬分。

康熙的這一改動，到乾隆時候達到了高峰。面對臣子張廷玉的附和，乾隆已顯得有些不耐煩了，但他仍然樂於發表自己對於儒家經典的看法，由此可見乾隆虛榮的一面，但我們亦可從中感受到大臣脆弱的尊嚴。是啊，一個連權力與尊嚴都保不住的時代，哪還有臣子議論人君的份呢？

好問題，那為什麼不想想，清朝訓服大臣是哪家的文明傳統？奴隸制度啊，華夏文明大倒退，一路退到原始社會，老百姓苦壞了，造反成了整個滿清王朝的主旋律，要不是洋鬼子侵華正當其時，滿清早就完犢子了，至於明朝，人家那是文明國家，經濟發達，社會平等，人人如龍，處處和平，哪是滿清可比，以上，謝邀

明朝大臣：“臣有意見！”，皇上：“拉出去，二十大板！”；清朝大臣：“臣有意見！”，皇上：“拉出去，砍了！”

可以說，歷朝歷代，都有嘴炮噴子，甚至有的文官，就想靠忠言直諫名垂青史，那除了唐太宗李世民時期的魏徵，就數明朝時期的大臣能懟皇上了。

在明朝，除了打天下的朱元璋、朱棣時代，沒有大臣敢瞎逼逼之外，老朱家剩下的皇上，大多都比較懶，愛好也比較奇葩，有喜歡鬥蛐蛐的，有喜歡木匠活的，有喜歡修道的……反正就是不迷戀權力。

那皇上自己懶，就得需要幹活的，也正因為如此，明朝內閣的權力不斷擴大，文官的整體地位都得到了提升，所以才有明朝時的“文官治天下”一說。

那既然用大家幹活了，加上自身確實有問題，所以這些明朝的皇帝，在面對大臣的指責時，往往也不會大動肝火，有時候只能默默躲在風中哭泣……

不過，明朝時期，雖然文官權力非常大，可皇權卻始終牢牢地掌控在皇帝手中，因為明朝皇帝重用宦官，宦官和文官正好相互制約。

其實，明朝時期，文官的權力都是皇帝授予的，只要皇帝願意，他隨時都可以收回權力。但是，如果把權力收回來，就得自己親自幹活，他們可不想那麼累。

所以，愛說啥就說啥吧！反正也不能造反，自己正好樂得逍遙，比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跟道士廝混在一起，明朝依舊沒有大亂，畢竟有內閣替他幹活呢。

那整體來看，明朝皇帝大多不著調，幾乎完全依賴文官治國，同時依靠宦官制約文官，加上興趣愛好廣泛的皇帝，性格相對沒有那麼霸氣嗜殺。

導致明朝的文官們，批評指責皇帝，並不會出現太嚴重的後果，於是養成了懟皇帝的這種風氣，只要發現皇帝有失德的地方，就會忠言直諫。

皇帝有時候被懟生氣了，也會收拾這些文官，不過大多打打屁股，或者罷免其官職，也就差不多了，這也更助長了文官直諫的風氣。

甚至出現，如果哪位大臣因為懟皇帝被收拾了，就會被世人稱讚的畸形風氣，如果被砍頭了，那就會名滿天下，人人稱頌其為大忠臣。

所以，後來演化到，有的大臣，為了反對而反對，反正只要自己敢反對指責皇帝，自己就會成為大英雄，進而青史留名。

萬曆皇帝，就是因為被大臣懟得太過鬱悶，一生氣二十幾年不上朝，躲在深宮中不出來，這也給了世人一種，明朝皇帝不強勢的感覺。

不過實際上，明朝皇帝還是牢牢抓住權力的，只不過他們更懶，不想管太多事，就任由那些文官折騰去吧！

到了清朝，一切情況都變了，本身清朝滿族就是少數民族，對以漢臣為首的文官，防備之心更是非常重，把所有權力都抓在自己手中。

並且，清朝皇帝看似寬宏大量，實則小肚雞腸，一個讓他們不順心，就耿耿於懷，必要報復收拾大臣，比如乾隆表面上包容四海，不會因大臣直諫定其罪。

可實際上，乾隆在面對大臣直諫時，會直接以造謠、誹謗、曲解上意等治罪，大臣一個不留神，就會被扣上“大不敬”的帽子，要知道那可是死罪。

所以，被殺得多了，自然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加上能在清廷為官的，大多骨子裡，沒有那份特別的剛強，奴性心理也更重，自然對皇上俯首帖耳。

因為有明朝覆亡的前車之鑑，所以清朝上至皇帝，下到士大夫以及販夫走卒，都下意識地維護著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允許有囂張跋扈的權臣、能臣。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明朝末年計程車大夫們被農民軍禍害慘了，所謂魚爛河決，天下崩毀，所有的人倫秩序都被推翻，不管貧富貴賤，都遭受了一場末世浩劫。那些僥倖逃生計程車大夫們，痛定思痛，認為是人們的思想亂了，天下到底還是需要一個強勢的權力核心。這些人就批判陽明心學，這個學說曲解了孔孟聖人的思想，讓人們誤入歧途，所以才會導致天下大亂，讓他們飽受摧殘。儘管清王朝殺戮無算，可是畢竟恢復了秩序，人們能安生的過日子。

所以，這些士大夫他們從心底裡接受了清朝的統治，自發地維護著封建統治的秩序。嚴格意義上說，他們維護的是君主專制制度，只是清王朝的皇帝們恰恰出現在那個時間節點。

為了塑造皇帝的統治權威，清朝學界搞了一場造神運動。他們把讀書人的道統也給了康熙皇帝，讓清朝皇帝成了內聖外王的聖人天子。不僅是暴力機關帶來的威懾性和“君權神授”的合法性，這樣一來，清王朝還有了士大夫視之為至高無上的“至聖先師”。

到了這會，那些士大夫還有什麼話能說呢？所有的話語權都被掌握在皇帝手中，他們能做的就只是“多磕頭、少說話”。

這樣雖然維持了天下的安穩，可是代價也是很慘重的，因為沒有人說真話，中國的學術、思想、科技都陷入了停頓，在近代迎來了西方的船堅炮利。

明朝皇帝願意和大臣們擺出一副“共治天下”的樣子罷了。

明朝沒有一個成年皇帝是無實權的，頂多是把權力交給幕僚（內閣）和秘書（司禮監）去代行。但是隻要他想，他隨時可以收回。這在此前的朝代是不存在的，此前的朝代皇權沒有那麼強勢和集中。

宰相最重要的是啥？是政府首腦的身份呀。明朝內閣權力再大，也不過是攝政而已，政府首腦是皇帝本人，這是朱元璋廢相的本質。

治理國家的很累的，皇帝也想摸魚（很多人批評世宗和神宗幾十年不上早朝，但宣宗時大臣們就開始大規模不上早朝了），願意把部分權力交給內閣、司禮監甚至六部九卿等（明朝的廷議制度）去代行。

指望人家幫你幹活，你可不就得順著點人家？所以明朝皇帝要容忍大臣們的批評，擺出一副虛心納諫的樣子，實在忍不住了就掏出板子打一頓屁股。

當明朝皇帝不擺樣子了，例如成祖、世宗這樣的，大臣們也是服服帖帖的。

清朝皇帝與明朝皇帝的不同之處在於：滿清的統治帶有很強的部族色彩。

明朝的勳貴也有部分參與政治，但很難進入權力中樞，頂多是走錦衣衛途徑幹到指揮使，宗室更是被圈養到地方；而清朝的宗室和部族勳貴（八旗貴胄）卻是大量參與政治，且一直在權力中樞佔據優勢，例如赫舍裡·索額圖、愛新覺羅·胤祥、富察·傅恆、愛新覺羅·奕訢等。

清朝皇帝的權力雖然比明朝皇帝要更加強勢和集中，但也是要分權給大臣的，只是他們分權的物件一般是宗室和部族勳貴，不需要順著科舉文官。

虛心納諫那一套是科舉文官的講究，宗室和部族勳貴一般不講究這個，清朝皇帝自然也就不怎麼擺虛心納諫的樣子了。

網上有很多滿清粉，說清朝可以把大臣訓得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我看到很多網友瀏覽這個問題，知道大家一定想了解為什麼。在這裡我就囉嗦幾句，說說我的看法。

政體的結構不同，大臣的地位也不同

明朝是內閣制，內閣就是用來限制皇權的。在明朝很多事情內閣不同意，黃帝也沒有辦法。而且自朱元璋立國開始，就重視文人，通觀明朝300年，很少有殺文臣的事情，文臣向黃帝諫言，黃帝不高興了最多就是打打板子。所以明朝甚至有了沒事罵黃帝，主動挨廷杖，賺名聲的風氣。

滿清是獨權制，所有權力集中在黃帝身上。鞭子劇中經常可以看到滿清黃帝通宵批示奏摺，勤勉執政，你以為是他自願的，都是制度逼得，權力都在他這，他不幹誰幹！

滿清的大臣，你就是做到了一品大員也還是奴才。奴才是什麼，就是黃帝家裡養的一條狗，一條家養的狗敢反對主人嗎？狗敢說個不字，下場就是宰了吃肉。

大臣的地位決定了大臣對黃帝的恭順程度

就像上面說的，大臣在明朝有可以和皇帝分庭抗禮的地位。大臣在清朝，就是一條家養的狗。在明朝是君臣之間的關係，在滿清是主人與狗之間的關係。所以滿清的大臣們都顯得服服帖帖的。

清朝的大臣，可以說很少有敢頂撞皇帝的。對於皇帝做的那些事情，就算他們有不同意見，幾乎也不敢直接給皇帝提出來。

而明朝不一樣。明朝的大臣都敢直接和皇帝叫板，如果對皇帝有意見，都敢直接說出來，有時候還會和皇帝僵持下去。

（萬曆皇帝）

明朝曾經出現過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兩位長時間不上朝的皇帝。他們為什麼不上朝了？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朝中大臣不同意皇帝觀點時，逮著皇帝就向他稟報申辯。皇帝拿他們實在是沒辦法了，乾脆來一個眼不見心不煩，躲在皇宮裡面不出來了。

都是中國皇權社會最晚期的兩個朝代，為什麼明朝的大臣和清朝的大臣有這麼大的區別呢？

我認為，明朝的大臣和清朝的大臣有這樣的區別，有以下一些原因。

（崇滿抑漢的清朝）

一、兩個朝代大臣的地位不一樣。

明朝大臣的地位，肯定比清朝大臣的地位高很多。

明朝是漢人的朝代，整個朝廷執行的規則，都是按照之前的方式來推進的。經過大漢、大唐、大宋等朝代的延續，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非常的體系。尤其是到了唐宋的時候，朝廷中的大臣向皇帝提意見，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而且大臣也把直言不諱向皇帝提意見，看成是一種榮耀。皇帝呢，也把這種敢於向他直言不諱提意見的大臣，認為是直臣。正是因為繼承了這樣的文化傳統，明朝的大臣也就敢於直言進諫了。

清朝的大臣不一樣。清朝的大臣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滿人大臣，還有一部分是漢人大臣。滿人是從奴隸社會走過來的，所以在他們的傳統中，皇帝就是主人，大臣就是皇帝的奴僕。奴僕就要對主人絕對忠誠，主人說什麼，奴僕就要按照主人說的去辦，就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我們看到滿人大臣，一直對皇帝自稱是“奴才”，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是這樣一種文化傳統，所以滿人大臣很少反對皇帝，很少對皇帝提意見。

漢人大臣倒是有直言進諫的傳統，但是由於在清朝的官場裡，漢人大臣比滿人大臣低一個等級，他們在朝廷中屬於二等公民，根本就沒有什麼發言權。

既然沒有什麼發言權，哪裡還敢對皇帝說不？哪裡還敢指出皇帝的錯誤？

（張廷玉畫像）

二、清朝的皇帝有高超的御臣術，明朝的皇帝這方面沒有經驗。

清朝的皇帝整體文化水平，比明朝的皇帝要高一些。這也使得清朝皇帝在管理上，具有更好的經驗。

我說清朝的皇帝管理經驗更好，是因為清朝的皇帝既學習了中國古代帝王管理的傳統，又延續了少數民族的統治經驗。這樣一來，清朝皇帝在進行管理的時候，既有“忠孝仁義”這一套，也有“主子奴才”這一套。

他們有這一套執行規則，所以就使得那些大臣們在和皇帝打交道的時候，常常搞不清楚究竟該怎麼辦？

尤其是那些漢人大臣們，他們不願意成為一個奴才，想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但是往往這樣做，又會受到皇帝的強力打擊，總是讓皇帝不滿意。這樣一來，皇帝和大臣之間，就經常發生矛盾。也因此，皇帝會不斷告誡大臣，教訓大臣，使得那些大臣們，只能夠唯唯諾諾。

張廷玉是三朝元老，他在康熙皇帝的時候很受重視，到雍正皇帝的時候，雍正甚至給他打包票，讓他配享太廟。但是到了乾隆皇帝的時候，乾隆皇帝不斷打擊他。由此可見，就算是做到了張廷玉那樣，曾經得到了兩朝皇帝的高度信任，依然最後免不了被打擊的結局。

就算是同樣一個皇帝，依然會不斷地蹂躪大臣。比如說年羹堯曾經和雍正皇帝關係極好，雍正皇帝任何問題都要找他商談。但是沒過多久，雍正就開始打擊年羹堯，最終還把他賜死。

再比如嶽鍾琪。嶽鍾琪對雍正忠心耿耿，而且仗也打得不錯。雍正本來也沒有想過要殺他。但是卻把他關在監獄裡兩年的時間。等到大家覺得皇帝可能要殺嶽鍾琪，因此判他斬立決的時候，雍正皇帝又來了一個斬監侯，把他給放出來。

明朝的皇帝不一樣。明朝皇帝沒有這樣的御臣術，他們對大臣的管束，也沒有這麼嚴格。再加上他們骨子裡也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對大臣們，雖然表面可能很不滿意，內心深處還是認可他們的。所以不會這麼打擊他們。

有以上兩個原因，因此清朝的大臣都服服帖帖，而明朝的大臣就不馴得多。

（參考資料：《清史稿》《明史》等）

因為明朝的大臣才是大臣，是要幫皇帝治理天下的。而清朝的大臣則更多是皇帝的奴才，既然已經是奴才了，那自然就得服服帖帖。

在明朝，大臣們還是講氣節的。皇帝犯錯，那就得直言犯諫。而明朝皇帝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歡迎大臣們直諫的。並且明朝大臣更是以能與皇帝對罵而光榮，明朝的皇帝想聖心獨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比如朱棣喜歡朱高煦，萬曆喜歡福王，這都是牽扯到太子的大事，這明朝皇帝根本就不可能自己做主誰來當皇位繼承人，因為大臣們不同意。

甚至在明朝還鬧出來過“大禮議之爭”，這些大臣愣是差點把嘉靖帝的爹給改了。你說這明朝的大臣牛不牛？並且這些大臣還不怕庭杖，甚至他們還以能被庭杖而感到光榮。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國為民才直言犯諫惹怒了皇帝，這是光宗耀祖的事。甚至曾經有人將大臣庭仗時打下的肉拿走，目的就是把這肉供奉起來，好告訴後人這是某某大臣為國為民而被皇帝所打，以後要向這些大臣學習。

可以說，嘉靖和萬曆後來長期不上朝，那就與經常被大臣罵有很大的關係。

而滿清的大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經常有人說清承明制，其實這話不對。因為在滿清，同樣是禮部尚書，那滿族的禮部尚書說話就是管用，漢人的禮部尚書就得靠邊站。而滿族大臣是什麼？他們是皇帝的奴才！請注意，他們首先是皇帝的奴才，其次才是大清國的大臣。而朝中剩下的漢族大臣，那可是連奴才也比不過啊。既然朝中大臣要麼是奴才，要麼是連奴才還不如的漢族大臣，那自然就得對主子服服帖帖了，所以滿清的皇帝才能聖心獨裁啊。

就拿紀曉嵐來說吧，大家可千萬別把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當真啊，真正歷史中的紀曉嵐根本就上不了檯面。乾隆曾經這麼罵過紀曉嵐：“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明白倡優是什麼？那是倡妓的意思啊。也就是說，乾隆是看紀曉嵐有點學問，所以才讓紀曉嵐負責四庫全書，只不過是把紀曉嵐當成戲子和妓女一樣養著，你紀曉嵐怎麼敢妄談國事？這就是乾隆對紀曉嵐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在明朝是絕對不會出現的，整個明朝沒有一個皇帝敢指著大臣的鼻子罵是妓女，而滿清的乾隆就這麼做了。

說白了，滿清從來沒有把大臣當做治理天下的臣子，對滿清來說，這些大臣只不過是服務於自己這個主子的奴才而已。而在明朝，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自己，他們都知道大臣就是治理天下用的。

明朝時期的大臣都喜歡給皇帝提意見，如果大臣提的意見被皇帝接納，那麼大臣能夠獲得敢於直諫的美名。如果大臣被皇帝打一頓，那麼大臣還可以獲得諍臣的美名。如果大臣被皇帝殺死，那麼大臣還可以名垂青史。而清朝時期大臣給皇帝提意見，下場肯定是滿門抄斬，因此一直到清朝滅亡，都沒有出現過大臣在朝堂上跟皇帝爭辯的問題。

明朝的諍臣文化

由於朱元璋和朱棣心狠手辣，明朝初期的大臣很少敢對皇帝提意見，更不敢在朝堂上跟皇帝爭辯。然而在明朝中後期，隨著內閣權利的不斷增加，皇權開始受到內閣權利的制約，明朝的大臣們也開始蠢蠢欲動地挑戰皇權。

明朝大臣挑戰皇權的方法非常的簡單粗暴，大臣們喜歡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面挑皇帝的毛病。比如皇帝寵愛哪一個妃子，皇帝想要給自己的父親立一塊牌匾。皇帝在受到大臣的挑戰後，往往會毆打大臣，有時候甚至會殺死大臣。但是明朝大臣都很崇拜諍臣，因此不管皇帝打了多少大臣，殺了多少大臣，都擋不住後來者前赴後繼地做諍臣。

清朝皇權獨大

清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專制制度達到頂峰的一個朝代，清朝統治者在吸收漢族儒家文化的同時，還保留了一部分的奴隸社會文化。很多人在看清宮劇的時候都會發現，清朝的滿族大臣在見到皇帝的時候，只能自稱“奴才”，而“奴才”的地位比“臣”還要高上一個級別。

也就是說在清朝時期，大臣們能夠作為皇帝的“奴才”，就已經是一件光榮的時期。試想一下，哪個奴才敢於對主子提意見呢？縱觀整個清朝時期，除了清朝初期的多爾袞和鰲拜之外，清朝再也沒有出現第三個能夠對皇帝指手畫腳的權臣。權臣尚且要對皇帝畢恭畢敬，就更不要說普通的大臣了。因此在康熙皇帝除掉鰲拜之後，清朝就再也沒有出現能夠對皇帝指手畫腳的大臣。

清朝皇帝都是狠角色

清朝大臣們不敢指手畫腳，還跟清朝皇帝的高壓政策有很大的關係。清朝時期盛行文字獄，大臣們只要說錯一個字，寫錯一句話，就可能給全家帶來殺身之禍。例如在乾隆皇帝時期，大臣胡忠藻寫了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就被乾隆皇帝認定為大逆不道。不僅胡忠藻全家遭殃，就連胡忠藻的一些同僚也受到牽連。

大臣們寫一句詩都可能遭來殺身之禍，就更不要說在朝堂上當場頂撞皇帝了。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個清朝大臣在朝堂上數落皇帝的不是，以清朝皇帝的性格，肯定會把這個大臣凌遲處死，給其他大臣樹立一個榜樣。

朝廷中有諍臣不一定是壞事

朝有諍臣，不至於亡國。漢朝和唐朝能夠繁榮一時，就是靠著諍臣糾正皇帝的錯誤。清朝皇帝在沒有諍臣的情況下，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一人決定。因此很多人在看清朝歷史上的時候，會誤認為清朝沒有昏君。實際上清朝並不是沒有昏君，而是清朝沒有人敢於指出皇帝的錯誤。當然如果諍臣像明朝時期一樣成為一種職業，成為大臣出名的手段，那麼諍臣的出現也會加快王朝的滅亡。

清朝有八旗，這時的朝代，君臣關係，已被逐漸變成了主子與奴才的關係了

為了管理，最高的管理者都會大開腦洞，建立一些制度。清朝有清朝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明朝也有明朝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例如八旗制，就是大清所建立，並一直延續到大清滅亡。

八旗制，其實也就是分封制。這種制度是丁壯戰時皆兵，平時皆民，使其軍隊具有極強的戰鬥力。八旗的正式定型是透過皇太極的一系列操作，廢除選舉大汗的邪路，採用稱帝世襲正路，拿到八旗集團一票否決權。這是一種民主和集權，嚴肅與話潑融為一體的集團。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中，具有極強的戰鬥力。但同時，也有點象“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就是說八旗制度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痼疾。清朝作為異族統治，有個很鮮明的特點，就是它的基本盤首先是八旗，其次才是中國，因此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這種局面中，滿清始終是把八旗們利益凌駕於中國之上。那麼明朝呢？

明朝官官干政，且忠奸激鬥

我們知道，明太袓朱元璋原先是個和尚，後當上軍事統帥，深刻意識到發展自己的實力，就需要各地的人才加盟自己的隊伍；所以他行軍作戰每到一處就派人四處打聽當地有沒有能人。其中，李善長、劉伯溫丶宋濂丶朱升丶馮國等幾十能人，給朱元璋出了很多的好建議，他聽後心裡痛快極，便有了更大的志願，終於在1368年在南京當上了皇帝，建立了明朝。

明朝的內閣制始於朱棣。朱棣做皇帝后，讓解晉與其他六人組成七人內閣輔佐皇帝。後來明成祖朱棣又任命解進負責主編巜太祖實錄》與《烈女傳》，書成後明成袓非常滿意，又讓去編纂《永樂大典》。這部書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是一部空前絕後的鉅作。

解晉聰明絕頂，後聰明反被聰明誤，在立太子上提了自己的看法，得罪了漢王朱高煦，在四十七歲這年，被埋在寒雪中，活活凍死。

在明史上，嚴嵩與楊繼承也鬥得很激烈，這也是歷史上的忠奸正邪之鬥。嚴嵩這個人並無什麼才能，只知道阿諛奉承，討明宗歡心。他當上首輔後，和他的兒子嚴世蕃一起，結黨營私，貪贓枉法，壞事幹盡。楊繼承為人正直，看到嚴嵩丶仇鸞一夥喪權辱國的行為，忍無可忍，便嚮明宗上奏章，希望朝廷發奮圖強，選將練兵，扺抗韃靼。明宗看了奏章，也有點動心，但是禁不起仇鸞的教唆，反將楊繼承降職。

明朝的特務機構

可以說，明朝的特務政治在中國

歷史上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檢，無不借助特務機構來加強他們的皇權。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期，吸取歷史教訓，嚴禁宦官干政，因此在他統治時期大大抑制了宦官勢力。後來，燕王朱棣為滅侄子明惠帝率軍南下到達長江北岸時，明惠帝宮中的宦官大多數都逃到燕王的軍隊中，給燕王透露了不少明惠帝的內情。朱棣認為宦官忠於自己，於是燕王朱棣豋基成了明成袓後，就把許多軍國大事交給宦官去辦了。

公元1420年，明成祖又設立了特務機構東廠。到1477年明英宗在位時，擔心東廠權力過大又設立了西廠，規模超過東廠一倍，以限制東廠。到了武宗時期，又出現了太監劉瑾，東丶西兩廠的特務機構全由劉瑾管理。由於他壞事做絕，1508年一天，有人在武宗召集大臣時偷偷地送上去一封匿名信，上面列舉了劉瑾幾條罪狀。劉瑾知後大怒，便借用皇帝名義罰朝中三百多官員跪在皇宮外，並派特務監視。當時正是盛夏，烈日當空，不少官員當場中暑昏倒。傍晚又將這些官員全部關入監獄，直到第二天，特務們查出寫匿名信的是皇宮的一個小太監，與眾大臣無關，才將幾百官員放出來。王陽明當時是兵部的長官，因反對劉瑾，被打了五十大板，並被派往遙遠的貴州做個小官，這還不解劉瑾之恨，又派特務在路上跟蹤追殺王陽明，王陽明只好在夜裡假裝投江自盡，才得以保全生命。

明朝未年又出現了魏忠賢的專權局面。當時東廠在全國擁有暗探幾千人，北京城裡許多流氓無賴為了詐取錢財或報私仇也幫東廠偵探。這時，許多正直的官員被東廠特務誣陷，強加罪名，慘死獄中。

大臣聰明，皇帝也聰明。縱觀歷史，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案列也不少

內閣制是始於朱棣，一共七人，與皇帝共同商討軍國大事。畢竟天下事多，皇帝一個人的能力是完成不了的，所以自古就有了選有本事的特聰明的人出來當官，輔佐皇帝把天下管理好，使其盛世千秋不倒。封建社會那怕是清朝入關爭得了中國的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畢竟還是家天下，也就是說，皇帝是最大的貴族，“整個天下都是王土，都是皇帝的”。

內閣制，可以說是“眾志成城”。朱棣建立內閣制又建立特務機構，其實是想利用雙方在權力上的相互牽制。這是封建帝術。李淵也在自己兒子身上用過，最後發生了玄武門之變。明朝自始至終都在運用這種封建帝術。到了明朝末年，由於天災人禍，國庫已空。明朝的兵比清朝多很多，由於發不出軍餉，已無什麼戰鬥力了，所以大清才能以少勝多得了天下，讓順治帝在北京登了基。

民朝用內閣制又用特務機構制衡權臣，清朝的統治集團知己知彼，沒有照搬明朝的內閣制度，而是透過“御門聽政”等辦法，讓臣子們都變得乖乖的。

明朝的內閣制是讓大臣們所需給意見的事都寫成摺子，交給皇上簡單瀏覽後發給內閣，讓內閣大臣進行討論，並寫下他們的意見，然後閣臣們再把自己的意見交還給皇帝做最後的決定。皇帝認可了就畫個紅圈，這就是“批紅”，最後，大臣們再按照皇帝的決定草擬詔旨，並交六部去執行。清兵入關後，為了讓政權平穩過度，清朝的統治集團用了很多明朝的制度。比如內閣制，清朝叫“內三院”。但順治帝不想象明朝皇帝那樣讓自己面臨麻煩，於是，趁制度還未定型，便採起了變變其中邏輯的法子，以便使權力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那麼，順治是怎麼改變的呢？

這一過程是由順治所主導的，得於主子的威嚴，臣子自然只有唯唯諾諾的附和了。這就是“御門聽政”的制度，把大臣們“訓得服服貼貼”的原因。

除了明朝的內閣制度被改動，明朝另一個制度也在清代“異化”，那就是“經筳會講”制度。這是明朝皇帝為了加強自己作為人君的修養，曾要求專職大臣按時來給自己講授儒家經典。順治對這“經筳會講”不大耐煩，但康熙則不一樣，他對其報以極大的熱情。但到了康熙十六年四月，“經筳會講”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也就是康熙不再滿足於傾聽對方講授，而決定改變讓對方聽自己的見解，然後儒臣們最後進行補充。面對皇帝，儒臣們那敢提出質疑呢？這也是清朝大臣被“訓得服服貼貼”的原因。

題主小哥，朱元璋表示不服，他兒子朱棣也表示不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同樣表示不服。

明朝和清朝（這裡包括努爾哈赤建立的是後金，從國家的傳承上他是清朝的開國始祖）在建立之後分別有一個皇權弱化和加強的過程，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明朝的大多數時間裡大臣們對皇帝都比較強勢，而在清朝的大多數時間裡，大臣們對皇帝都比較弱勢，結果就給人形成了一個印象，清朝的皇帝能把大臣們治得服服帖帖，明朝的皇帝卻做不到。

但是在兩個王朝建立之初，這種現象正好相反。

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兒子朱棣這兩位帝王是歷史上非常強勢的兩位帝王，大臣們的生殺大權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誰不服氣出來走兩步，保證回去之後腦袋沒了。

朱元璋在位期間，就算是功勳卓著的開國功臣們，他也是想殺就殺，這些人連反抗能力都沒有。

他的兒子朱棣更是在當上皇帝之後誅了方孝孺的十族，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有過誅十族記錄的皇帝。

兩位皇帝對朝上大臣們的控制力可見一斑。

但是，朱棣明顯比他的父親朱元璋要弱勢得多，他在當上皇上之後不得不從南京把首都遷到北京以此來加強對明朝的控制能力。

清朝以及清朝前身後金頭兩位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可沒有這麼風光。

努爾哈赤領兵打仗的時候，在早期（建立國家之前）連他手下的親侍近臣都無法駕馭。

有一次，他領著人去攻打葉赫部的一座城市，打下來之後大家就開始大肆搶掠，隊伍亂成一團，也沒有多少人繼續追擊敵軍了。

此時葉赫部計程車兵依然在抵抗，努爾哈赤一看這還了得，兄弟們打完再搶不行嗎？

趕緊讓他的弟弟阻止士兵們，命令他們繼續和葉赫部作戰。

可是就連他的弟弟也把他的話當耳旁風加入了搶劫的隊伍，結果葉赫部喘息過來發動反擊，差一點兒把他打敗。

小弟們服從性這麼差，是因為各自有自己的基本盤，所以他當成了大汗之後，不得不執行八王議政和朝中的實力派共享大權。

他兒子皇太極繼位之初也把八王議政的模式繼承了下來，所以最初受到八旗旗主的多方掣肘，直到後期這種局面才改善過來。

但是，和朱元璋、朱棣兩個人皇權逐步減弱不同的是，清朝的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這兩位帝王的皇權是在逐漸加強。

造成這種截然相反的現象的原因是明朝和清朝起家的模式不一樣。

努爾哈赤起兵之後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他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女真各部落有自己固定的酋長來領導，這是一個延續了幾百上千年的傳統。

這些酋長相當於西漢末年那些地方上的豪強，他們實力強大，而且在地方上擁有絕對的權利。

如果努爾哈赤以消滅這些酋長為目標，必然會遭到整個部落的反抗，即使能夠統一女真各部也是得不償失的。

他只好採用以政治拉攏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式，這就讓努爾哈赤遇到了和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一樣的問題，甚至問題更嚴重。

創立了八旗制度後努爾哈赤不得不和各大旗主盟誓：

屬人對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貝勒分治其國，無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為首長。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

可見後金時期類似一種邦聯制度，努爾哈赤如果不能給屬下帶來足夠的利益，他隨時可能被別人取而代之。

到了皇太極時期情況好多了，在他父親的苦心經營之下愛新覺羅家族在國內取得了絕對的威望，皇太極本人在繼位之後透過對明朝的軍事勝利也進一步鞏固了皇權。

此時愛新覺羅家族作為後金皇族的地位就固定了下來。

然後，皇太極大量啟用投降過來的明朝精英。

雖說投降的明朝精英軍事實力、政治影響力相對於女真貴族依然非常弱勢，但在皇太極的支援下下在朝廷上和八旗貴族取得了一定均勢，也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政治權利，為清朝走向中央集權創造了條件。

滿清入關之後面對偌大的中原，清朝皇帝轉而大力扶持八旗，幫助統治著數億人口的國家，此時八旗人口占絕對劣勢，但他們的政治權力卻具有絕對的優勢，和人口不成比例。

八旗子弟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必然緊緊團結在皇帝周圍維護皇權，甚至以奴才自居，徹底弱化為皇帝的附庸。

人口居於絕對優勢的其他各族，面對這個強大的人口達數10萬利益共同體的時候，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沒有力量與之對抗，所以也變得服服帖帖的了。

明朝之所以朱元璋和朱棣擁有強大的權力，那是因為兩個人絕少依靠對外部妥協取得的成功。

和努爾哈赤一出生就是部落酋長之子不同的是，朱元璋是普通農民出身，在元朝末年他甚至一度淪為乞丐，所以有開局一個破碗闖天下之說。

他從一個小小的乞丐成長為統一天下的君王，每一步都是實打實的積累，一生之中經歷了無數大戰，他也征服了天下人和那些勳貴，才能牢牢的掌控別人的命運。

朱棣雖然不是開國皇帝，但他是以造自己侄子的反起家，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實力不斷增強，從而將北方地區變成他的基本盤，但是南方地區對他的忠忠誠度和認可程度就沒那麼高了，這也是為什麼當上皇上之後要把首都遷到北方。

朱棣之後明朝的皇帝們繼位以後讓士大夫階層有了和皇權正面對抗的能力。

有人說，這是因為武將勳貴集團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所導致的局面。

有一定道理，但是個人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重文輕武。

武將勳貴集團即使全軍覆沒，只要明朝文武並重，很快就會成長出一批足以和士大夫集團相抗衡的武將集團。

明朝中後期之後，戰爭仍然時時爆發，其中不乏衛青霍去病那樣的名將，但是在重文輕武的環境的打壓下，這些將領在面對比自己低幾個級別的文官時都不得不放低姿態噤若寒蟬，他們只能藉助於士大夫集團的支援才能有一番作為，反而和士大夫集團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皇帝就真成了孤家寡人。

這樣的環境大臣們能對皇帝服服帖帖才怪呢？

清朝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歷朝歷代所罕見，總結了歷朝歷代覆亡的經驗教訓，在明朝的基礎上開疆拓土，獲得了蒙古、新疆、西藏、東北等地區，是集封建時代統治藝術之大成的朝代，當然也免不了在後期積重難返，最終覆滅。

為什麼這麼說？

需要首先定義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即什麼是“人”，再從涉及國家統治能力的人事、經濟以及軍事方面入手。

君權（人事）

需要記得一點：封建時代，刑不上士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句話裡面，什麼是“人”（士大夫）很重要。

下面進行分析：

清朝的制度就奇葩在，“法律意義上”只有皇帝本人以及部分八旗權貴是人，其它（沒打錯，時代特色）都是奴才。什麼意思呢？就是除了少數宗親權貴，其他大臣都不是“人”，所以皇帝可以亂殺法律意義上的“動物”而很難被其它動物勸阻。當然，有些“動物”極具觀賞價值，保護價值，或者經濟價值，在殺的時候會有人阻止的。

明朝的制度下，皇帝和士紳是“人”，同樣都是人，所以皇帝不能亂殺人（大臣），甚至罷免大臣都很費勁，特別是明朝中後期，大臣彈劾皇帝是日常……所以明朝皇帝權威實在是不夠，不足以懾服大臣們。

稅收（經濟）

封建時代，稅收主要來源於“動物”，因為從“動物”手裡收稅和從“人”手裡收稅，朝廷受到的壓力是不一樣的，另外“人”是統治階級，會逃稅而且很難處理。

清朝是中國封建王朝裡面，除了秦朝以外唯一一個能夠從士紳手裡收到稅的國家，這個改革源自雍正皇帝，當年歷史書上專門講了士紳一體納糧。

明朝士大夫不上稅是時代特色，不得不品嚐，畢竟只有他們是“人”，“人”可以不上稅，明朝覆亡的原因裡面這一項要佔據大頭。

軍隊

與上面的分析一樣，由於清朝的“人”很少，所以上層進行決策的時候，可以很少顧及“動物”的感受，所以可以及時進行各類改革。

清朝早年有滿八旗，攻破山海關，打敗李自成的就是他們，後面改朝換代，徹底滅亡明朝靠的是漢八旗，打敗吳三桂靠的是綠營，打敗太平天國靠的是地方團練（後期收編了，還用這些人收復了新疆），最後還有北洋新軍（彰德閱兵時被俄華人認為可以和日軍相比，時代背景是日俄戰爭剛結束不久），清朝的軍事實力，從早期到滅亡，都挺強的。打不過英法等列強是因為農業國打不過工業國，這是歷史程序決定的。

明朝的軍備真是抓瞎，從朱棣開始就一路下坡，撲街到滅亡，沒啥說的，標準封建王朝軍隊墮落史。

因為清朝皇帝是真的敢殺人。

其實在清朝，敢於正面“懟”皇帝的大臣，並不是沒有，比如雍正時的孫嘉淦，在雍正剛登基時就敢上疏，提出讓雍正“多多親近兄弟”，這分明就是在影射雍正登基有嫌疑。

此外，在乾隆時期，有尹壯圖上疏，批評乾隆的議罪銀製度，說這是敗壞官場風氣。

還有在咸豐年間，因上疏指出咸豐帝過失的言辭過於激烈，導致咸豐皇帝氣的“怒擲其折於地”的曾國藩。

這些人，都是清朝歷史上，敢於正面犯顏直諫的大臣中的代表人物。

而在明朝，也不是所有的大臣均敢肆意指責皇帝，明朝皇帝與大臣爆發矛盾較多的時代，主要集中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熜以及萬曆皇帝朱翊鈞時期。

在這三位在位期間，皇帝與大臣幾乎是勢如水火，大臣針對皇帝的各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前赴後繼地上疏進行指責。

比如指責正德皇帝朱厚照“巡遊無度，荒亂酒色”。

而對於嘉靖皇帝，大臣海瑞更是寫下萬言《治安疏》，在其中直言不諱地指責嘉靖皇帝迷通道教、妄想長生，甚至還諷刺嘉靖的年號為“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到了萬曆皇帝在位時，大臣們對他的批評只多不少，不管是國本之爭，還是多年不上朝，都是大臣批評萬曆皇帝的理由所在。

而除了這三位皇帝在位期間外，明朝其他時期，雖說也有大臣犯顏直諫，但相對數量要少上很多。

之所以拿明清兩朝來對比，主要的意思就是說，若論犯顏直諫，明朝和清朝都有，同樣，若是說大臣服服帖帖，明清兩朝也都存在。

不過，若是按照敢於犯顏直諫的大臣總體人數來講，清朝的數量確實要少於明朝。

至少在清朝，沒有大臣敢像明朝的言官那樣，大規模的集體上疏指責和質疑皇帝，更沒有像海瑞那樣，敢把皇帝罵得體無完膚。

即便是曾經出現過幾個敢犯顏直諫的，但包括言辭和方式，都相比明朝要溫和得多，更重要的是，整個大清朝也就出現了那幾個而已。

因此，就帶給我們一種“清朝皇帝能把大臣訓得服服帖帖”的印象。

那麼，清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敢於犯顏直諫的大臣少於明朝的情況呢？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皇帝本身的性格問題。

前文講過，明朝大臣敢於犯顏直諫的時代，主要集中在正德、嘉靖以及萬曆時期。

之所以會主要集中在這三個時期，一來是這三位確實有不少能被大臣“噴”的槽點，比如正德的貪玩，嘉靖的修道，以及萬曆的怠工。

而在明朝其他時期，大臣們相對就安靜不少，為什麼呢？很簡單，皇帝脾氣的好壞，決定了大臣敢不敢對著他“噴”。

比如在明朝初期，也就是洪武、永樂時代，大臣們是不太敢說話的。

不敢說話的原因，就是朱元璋、朱棣這爺倆太過強勢，啥事兒都自己做主，在他們二人手下當官，只要聽話照做就行。

同時，這二位威望極高，畢竟一個是開國皇帝，一個是盛世之君，對內對外都有值得大書特書的功績，這樣的皇帝，誰敢去“噴”？

再者，老朱父子都是見過大陣仗的人，同時也是一路主導或者經歷了創業過程，而在統治手段上，兩人頗為相似。

老朱就不用多說了，整個功臣集團，被他基本上一鍋端了，殺完這個殺那個，洪武四大案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還不清楚老朱的手段，那藍玉的剝皮實草瞭解一下。

而到了朱棣當政時期，剛一上位，就對有著“天下讀書人種子”之稱的方孝儒，來了個史無前例的的“誅十族”。

總之，在這爺倆當政期間，由於其本身所具備的權威性以及世人皆知的功績，加上他們強勢的性格和手段，下面的大臣敢犯顏直諫的真的不多。

同樣的道理，放在清朝的話，康雍乾這爺兒仨，也是這種情況。

先說康熙，康熙平三藩、收臺灣，這些都是他實實在在的功績，而有了這種功績支撐，康熙本人自然有底氣強勢。

雖說康熙執政期間，對大臣相對較為寬容，但那也是建立在大臣沒有忤逆的前提下，一旦大臣的意見和康熙相左，那康熙必然不會慣著他們，該拿下拿下，該流放流放。

至於雍正，他本身就是一個性格堅毅酷烈的人，和大臣硬剛的例子比比皆是，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哪一件不是他頂著大臣的強烈反對幹出來的？

而到了乾隆時代，他可以說是集合了康熙和雍正的所有特徵，不僅城府極深，並且最擅長誅心，只要某個大臣不合他的意思，輕點的就是下詔申飭，嚴重的那便是奪官罷職，甚至是直接下詔賜死。

最重要的是，這爺兒仨都是那種精力充沛之人，洞察力超強，喜歡大小事隨時過問，對官員看得極緊，一旦發現官員敢欺瞞他們，那後果十分嚴重。

在這種氣氛之下，哪個不長眼的官員敢指著皇帝鼻子罵？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尹壯圖，他當時上疏乾隆帝，指出議罪銀製度不妥，會造成地方官層層盤剝，給朝廷帶來巨大損失。

而乾隆在接到尹壯圖的奏疏後，並沒有什麼表示，而是告訴他，讓他去查，拿出詳細的報告回來再說。

然後，尹壯圖查出來了嗎？當然沒查出來。

之後，尹壯圖自己也知道這事要壞，就主動上疏說自己之前的提議是胡言亂語，因此，乾隆就以尹壯圖“妄議朝政”為由，下令將他交刑部處置。

而刑部的官員自然明白乾隆的意思，僅僅幾天，就定出了尹壯圖多條罪名，最終上報乾隆說，按大清律，尹壯圖該判斬立決。

這個時候，尹壯圖已經嚇得不行了，本以為自己命不久矣，但不久後，乾隆來了一招“寬大為懷”，免去了他的死罪。

事情到了這種程度，包括尹壯圖以及其他官員，都看明白了乾隆的意思，因此，在出獄之後，尹壯圖隨即辭官回鄉，而其他大臣們透過尹壯圖的例子，自然就不敢上書直言了。

畢竟這一打一拉之後，是個人都感受到了皇權的威嚴，誰還會不要命地去犯顏直諫呢？

所以，不管是在明朝的洪武、永樂時代，還是在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大臣們都是不怎麼敢多說話的，畢竟當時皇帝的性格在那兒擺著，說的不好那就是要命的事情。

而在清朝康雍乾之後的時期中，皇帝性格的變化，就讓手下的大臣們言論相對就自由的一些。

比如嘉慶皇帝，他性格偏向中庸，並且他自己也感覺到朝堂上的氣氛太過壓抑，因此曾主動下詔，要求廣開言路，這無疑就給大臣們創造了說話的條件。

不過，嘉慶這個人，雖說能力並不突出，但缺點同樣也不突出，算是一箇中規中矩的人，因此，就算是大臣們想“噴”他，卻沒有什麼“噴”點，以至於當時著名的諫臣洪亮吉，最終只找了一個嘉慶愛看戲的毛病來。

再比如咸豐，咸豐皇帝也曾廣開言路，加上他本身做事就頗為不得體，這下才會有了曾國藩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指咸豐帝的過失，氣的咸豐當場摔了曾國藩的摺子。

但最終，咸豐帝還是虛心納諫，並對曾國藩加以了褒獎。

若是曾國藩這種舉動放在乾隆時期，那他最終的結局，就不會是成為大清重臣，而是早就化作荒草一堆了。

所以，清朝並不是所有時代的大臣都服服帖帖，而是主要集中在了康雍乾三個時期，其中以乾隆時期最嚴重，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乾隆的性格太過強勢，同時城府極深，能透過各種手段拿捏住大臣，讓大臣們不敢多說話而已。

除了性格這個因素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制度問題。

明朝開國後，洪武大帝朱元璋嫌丞相礙事，同時又不滿丞相會分走自己的權力，因此乾脆廢除了沿襲上千年的丞相制度，把皇權與相權統統攬在了自己手中。

這樣做的結果，雖說讓皇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強勢，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皇帝本人的工作量變得極大。

當然，這對於從小過慣苦日子的朱元璋來說，並不算什麼，哪怕每天批閱幾百上千份奏摺，在朱元璋眼裡都是小意思。

畢竟，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別的沒有，就是身體素質好。

但問題是，朱元璋身體素質好，不代表他的兒孫們身體素質也好，因此，在朱元璋死後，他的後人們就開始琢磨如何讓自己省點力氣。

所以，內閣、司禮監等部門便出現了，這些部門能出現的核心因素，說白了就是明朝皇帝想偷懶的產物。

而這些部門的官員，在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同時，權力也越來越大，同時，也出現了明朝皇帝越來越依賴這些官員的情況。

為什麼嘉靖和萬曆能幾十年不上朝，而大明朝依然會照常運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正是這些職能部門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皇帝需要依賴官員們來維持統治，自然也就對官員們有所容忍，能順著他們就儘量順著他們。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海瑞罵嘉靖，一封《治安疏》，把嘉靖氣得夠嗆，當場就要派人把海瑞抓回來，還連聲高呼，別讓海瑞跑了。

但最終呢，雖說嘉靖極力想殺了海瑞，但卻擔心有損自己的名聲，更擔心殺了海瑞，引起其他大臣的抵制。

因此，只能是將海瑞關在大牢裡了事。

所以說白了，明朝的大臣敢指責皇帝，是他們知道皇帝需要他們，也知道皇帝對他們有一定的容忍度，再加上他們信奉“言者無罪”，所以，有機會能“噴”，自然要噴了。

另外，當初老朱留下了的一個制度，也是明朝官員動不動就敢上書的因素。

洪武六年，朱元璋考慮到六部的權力過大，為了防止有大臣營私舞弊，因此就設計出了一個制衡六部的官職。

這個官職，名字叫做“給事中”，品級初始為正七品。

給事中其實很早就有，並非是老朱獨創，只不過早期的給事中權力較輕，並且主要職責是記錄各部奏聞之事，南宋時期，給事中還兼職幹起了起居注的工作。

但老朱設定的給事中，卻和之前大不一樣。

首先，老朱規定，大明朝的給事中，不僅要監察六部諸司，同時還可以彈劾百官，其次，還可以“封駁詔旨，駁正百司所上奏章”。

這就是明朝給事中的主要職責，而從這個職責中就可以看出，其權勢極大，管你是六部堂官還是什麼，均在給事中的監察彈劾範圍之內。

因此，當時就有人形容給事中是“位卑而權重”。

在這種情況下，給事中沒事就找各部官員的毛病，畢竟這就是他的工作，況且老朱當時也說了，允許“風聞奏事”，既然上書彈劾是工作，同時皇帝也允許，那就隨便說唄。

所以，你看明朝朝堂上的重大事件，均有給事中的身影出現，比如嘉靖的“大禮儀”事件最為明顯，幾十上百個給事中，因為此事玩了命的上書，反正也不需要負責任。

並且，即便是官員指責皇帝，導致皇帝發怒，那後果也並不嚴重，頂多就是挨一頓打，更嚴重的就是罷官，這種結果，更讓官員有恃無恐。

更重要的是，這種給事中的制度，到了明朝後期，已經演變成了“誰上書誰出名”的畸形風氣，捱打更是光榮無比，要是被皇帝罷官，那就是名滿京華了。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官員自然敢親赴後繼地上書了，大不了捱打罷官，那正合他意。

但到了清朝，情況就不一樣了，清朝的皇帝覺得這個給事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雖說保留了這個職位，但取消了其不少權力，最終形成了給事中有名無實的局面。

沒有了給事中，其他大臣要直言犯上，自然得掂量掂量。

哪怕是有大臣壯著膽子直言了，會有什麼後果呢？別的時期不說，還是說乾隆朝，如果有大臣敢指責他，尹壯圖就是最好的例子。

乾隆一貫的做法，是不直接殺直言的大臣，但是他會說這個大臣是妄議，是“亂上所指”，要麼就是大不敬，誹謗皇帝。

之後，既然大臣認了罪，那接下來就好辦了，是殺是剮，全憑乾隆說了算。

這樣一套程式下來，大臣們大多都被嚇得瑟瑟發抖，還管他什麼直言？能保住命就是皇恩浩蕩了。

當然，乾隆能做到這一點，和清朝職能部分的設定有很大關係。

清朝保留了明朝的內閣，但限制了內閣的權力，使其不再像明朝那樣能左右皇帝，同時，又加入了具有清朝特色的“議政王大臣會議”。

除此之外，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有感議政王大臣會議有威脅皇權的傾向，同時又不想像明朝那樣把內閣推得太高，因此經過考慮，成立了“南書房”。

南書房的性質，其實就是皇帝本人直接控制的機要秘書班子，有了這種班子，皇帝就可以在很多重要決策上，掌握先機，不再過度依賴內閣與議政王大臣會議。

而到了雍正登基後，趁著西北用兵的機會，他又成立了總攬軍、政大權的軍機處。

從最初的內閣，到內閣與議政王大臣會議並用，再到後來的南書房和軍機處，清朝這幾個官署的增加，其實歸根結底，就是清朝的皇帝們，要把皇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策略。

有了這些直屬於皇帝的部門，皇帝就可以在很多重大政務上秘密行政，完全可以繞開群臣，這樣一來，作為臣子就無法知道政事的全貌，只能知道一部分，甚至一無所知。

而這樣的好處，就得以讓清朝的皇帝最很多事情上，擁有最終解釋權。

這便是乾隆為何說某個大臣是“妄議朝政”的底氣所在，畢竟所謂的朝局全貌和政事要素，解釋權掌握在乾隆手裡，不知道全貌的大臣，只能是任由乾隆說了算了。

這就好比，某件事我們知道來龍去脈，就有底氣去應對，但不知道來龍去脈的話，那即便是應對，但氣勢上也弱上幾分，乾隆有底氣就是這個道理。

而有了底氣，加上皇權天然的壓迫，同時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擺在那裡，因此，清朝的大臣們必然就會噤若寒蟬了。

綜上所述，清朝把大臣訓的服服帖帖這種情況，並不是整個清朝都是如此，表現較為明顯的，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代，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則是因為這三位皇帝相對強勢，同時清朝的制度也和明朝大為不同，更重要的是，指責明朝皇帝最多捱打丟官，而指責清朝皇帝那可真的是會沒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