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文學‘’是一代人特有的記憶符號，就像歷史對於後代人來說只有借鑑警示意義。綜觀人類歷史，二戰前，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不足一百年，多數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全人類參與的戰爭，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死傷人最多的全球性戰爭劫難，經驗教訓都是十分深刻的。在人類經歷萬劫不復地殘酷教訓後，二戰也帶給人類利好的方面，人類普遍建立起制約戰爭的民主和法治制度，明白並珍惜和平的珍貴；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越來越多地滿足了人的財富需求；人類思想文化得到更新，帝國主義思想和殖民地不復存在，建立起民族普遍獨立社會形態，思想文化多元化，雖說還有意識形態之爭，但可以相互影響，不足以引發戰爭；人的利益可以透過經貿交流互通有無，談判交流成為人類勾通的主要手段。讀歷史是為了讓歷史照亮未來，瞭解戰爭是為了消滅戰爭，讓“和平”與“愛情”成為人類發展的永恆主題。

泛舟漫長的人類戰爭史長河，極目四望，迄今為止，尚未有哪場陸戰能在規模上超過二戰時期的蘇德戰爭。這場戰爭挾裝甲革命與重工業革命之雙重風潮，以德、蘇兩大軍事體系二十年軍改成果為孤注，以二戰東線戰場名揚後世。強強相撞，伏屍千里；猛士名將，累出不窮。在核恐怖強行關閉大國全面戰爭之門七十年後的今天，回首望去，後人難免驚為絕唱。在面對那一串串數字和一頁頁檔案時，甚至不免有傳說時代巨靈互斫之蒼茫。其與今人之距離，似有千年之遙，而非短短的七十春秋。

東線研究本身也因而成為了另一部波瀾壯闊的歷史。

可以說，蘇軍對蘇德戰爭最具切膚之痛，在戰爭期間就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二戰後，這個傳統被繼承下來，形成了獨特的蘇軍式研究。與此同時，美國在二戰剛剛結束之際，就開始利用其掌握的資料和德軍將領，進行針對蘇軍的研究。眾多德軍名將被要求撰寫關於東線作戰的報告。[v]但是，無論是蘇軍的研究還是美軍的研究，都是內部進行的閉門式研究。這些成果，要到很久之後，才能公諸於世。而世人能夠看到的蘇德戰爭著述，則是另一個景象。



※二戰德軍名將勞斯（左）與霍特（右）在美軍要求下分別撰寫的《裝甲作戰》，近年方才付梓刊行

二戰結束後的最初十五年，是宣傳品與回憶錄互爭雄長的十五年。作為勝利者的蘇聯，以君臨天下的優越感，刊行了一大批帶有鮮明宣傳色彩的出版物。[vi]與之相對應，以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親身參與東線鏖戰的德國軍人為代表的另一個群體，則以回憶錄的形式展開反擊。[vii]這些書籍因為是失敗者痛定思痛的作品，著述者本人的軍事素養和文筆俱佳，故而產生了遠勝過蘇聯宣傳史書的影響力。以至於很多世人竟將之視為信史。直到德國檔案資料的不斷披露，才逐漸讓後人意識到，這些名將回憶錄因成書年代的特殊性，幾乎只能依賴回憶者的主觀記憶，而無法與精密的戰史資料互相印證。同時，受大環境的影響，這些身為楚囚的德軍將領大多謀求：1，儘量撇清自己的戰爭責任；2，推卸戰敗責任（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將所有重大軍事行動的敗因統統歸納為希特勒的瞎指揮）；3，宣傳自身價值（難免因之貶低蘇聯和蘇軍）。而這幾個私心又迎合了美國的需求：1，儘快將西德納入美國領導的反蘇防務體系之中，故而必須讓希特勒充分地去當替罪羊，以儘快假釋相關軍事人才；2，要儘量抹黑蘇聯和蘇軍，以治療當時瀰漫在北約體系內的蘇聯陸軍恐懼症；3，透過揭批納粹政體的危害性，間接凸顯美國製度的優越性。



※曼施坦因的《失去的勝利》、古德里安的《一個士兵的回憶》、李德爾·哈特整理的《隆美爾戰時檔案集》、梅林津的《坦克戰》皆是上述時代風潮的產物。

此後朱可夫等蘇軍將領在後斯大林時代刊行的回憶錄，一方面固然是蘇聯內部政治生態變化的產物，但另一方面也未嘗不可說是對前述德系著述的回擊。然而，德系回憶錄的問題同樣存在於蘇系回憶錄之中。兩相對比，雖有互相校正之效，但分歧、疑問更多，幾乎可以說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儼然是在講兩場時空懸隔的戰爭。

結果就是，蘇德戰爭的早期成果，因其嚴重的時代侷限性，而未能形成真正的學術性突破，反而為後人的研究設定了大量障礙。

進入六十年代後，雖然各國關於東線的研究越來越多，出版物汗牛充棟，但摘取桂冠的仍然是當年的當事人一方。倖存的納粹黨要員保羅·卡爾·施密特（Paul Karl Schmidt）化名保羅·卡雷爾（Paul Carell），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大量使用德方資料，並對蘇聯出版物進行了儘量全面的蒐集使用，更對德國方面的倖存當事人進行了廣泛的口述歷史採訪，在1964年、1970年相繼刊行了德軍視角下的重量級東線戰史力作——《東進：蘇德戰爭1941-1943》和《焦土：蘇德戰爭1943-1944》。[v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