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徵，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

徐渭書法作品 明代的詩壇，由於前後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雖說他們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績，但這種擬古的風氣，顯然有礙於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文長對此深致不滿，並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象，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他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並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後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主將袁中郎對徐文長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櫱，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 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誌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聖嘆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於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後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徐文長曾說：“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這大概是文人慣用的詭計，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視的藝術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實，他是中國大寫意畫的宗師，影響及於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直至吳昌碩、齊白石，在美術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長花卉畫，用筆放縱，水墨淋漓，氣格剛健而風韻嫵媚，具有詩一般的抒情性和韻律感，極為人們所珍視。其書法則長於行草，徐文長雖自列為第一，但成就似乎遜於繪畫。此外，雜劇《歌代嘯》，小說《雲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文長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