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葉，知識分子思想大解放，人的生命意識再一次覺醒。很多文人開始質疑聖人，質疑權威，自由民主平等意識萌芽併成長。＂童心說＂的提出者李贄也對統治階級所極力推崇的孔孟之學也大加鞭撻。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古代，真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焚書·答周柳塘》）。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後為正脈也”（人人都是聖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學孔子呢？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醜婦之賤態”（《焚書·何心隱論》）了。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當然，李贄的批判應該是建立在自我意識覺醒的前提下。其批判帶走強烈的主觀色彩。在政治上，是的不到當局的認同的。

孔子的思想，多年了來為統治階層所運用，幾乎已經奉為皋臬，確實在運用過程中也挺適合中國封建社會的國情，並且孔子的思想更適用於社會 “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這些主張，從現在來看，也還是很先進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華人。

孔子認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權利。在教育實踐上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教師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應該“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他認為學生應該有好的學習方法如“舉一反三”、“溫故而知新”；學習還要結合思考“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好學“三人行必有我師”；學習態度要端正。這些思想，至今也還很有用！

孔子的思想比較先進，因為他提倡德禮，跟今天提倡的精神文明有相曲同工之處。不論從國與國之間，國與民之間，人與人之間，只要有德有禮，互相謙讓，就什麼事都好解決了。戰爭也就不會存在了。

李贄（著名的思想家，）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提倡人類平等，婚姻及宗教自由，反對理學空談，提倡功利主義，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李贄死後，他的書多次遭到禁燬，但是他的思想卻被廣泛傳播。“五四”前後，李贄的思想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資源。李贄的思想還傳播到日本，對明治維新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事物的發展，人類的思想的發展，都是整體的動態的，從思想發展的角度，思想根本不是以某人的某種思想為標準的，某人的思想僅供參考。也就無所謂先進落後，適合發展才重要，不忘初心才重要。不忘是根本，發展是求變，人類始終在尋求變的更好，沒了根本就容易迷失了方向。

李贄是明朝萬曆時期反傳統思想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對孔子學說、程朱理學都提出批評，其個人開辦講學和禪修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力，也引起來自西方一些人士的關注。在同一時期西方已經開始產生出啟蒙思想和啟蒙運動，所以李贄的思想在當時明朝萬曆時期是非常難能可貴。如果說李贄的思想被朝廷逐步重視，那就有可能實現東方的思想啟蒙運動，可惜沒有實現。相比之下孔子思想經過後儒學說的不斷演變，在中國已經是根深蒂固，道佛思想也都相附其間，李贄代表的啟蒙思想自然難抵孔儒的排壓斥。所以說個人來看在萬曆時期李贄相比孔子是代表著比較先進的思想。這一點歷史上對李贄的思想也有諸多不同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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