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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陳芝麻吧

    一、孔子學習易經的年齡是五十九歲。

    二、孔子學習的不是《周易》,而是《坤乾》,應該是殷商的易經。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還說過:“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孔子很在意他在宋得到“坤乾”這件事,說明“坤乾”對他有特殊的意義。孔子從55歲開始奔波列國,頭尾14年,其間,之宋時應為59歲。

    以上兩段話加在一起,結論是這樣的:

    1、孔子51歲在做高官,55歲開始流浪,並沒有接觸到《易經》,而且當時行政弄權不亦樂乎,當然也不存在學習《易經》的可能。

    2、流浪過程中,孔子59歲在殷商遺民的聚居地宋國得到《坤乾》(很有可能是老子留給孔子的),就是殷朝的易經。是本來就叫這個名字,還是孔子為了避諱,所以用了這樣的名字來掩蓋什麼,已經不得而知。

    再後來,又漂泊了9年,孔子68歲被學生營救,回到了魯國。此時孔子學習易經,收穫如何?還沒有得道,但是已經接近臨界點,所以孔子才會說出上面的感嘆:只要加上9年,就是從50歲開始學習易經,就肯定已經大成了。孔子一生是極其少見類似的感嘆的,因為兩點,一點是假設了一個具體的前提,我想如果不是基於特殊的緣故,比如並不喜歡自己50歲時候的作為,比如當年其實另有特別的機緣,以孔子的性格,無緣無故不會假設。另一點是給出了一個當時不存在,甚至有可能永遠不存在的結果。這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三個強烈的情緒指數,一是對68歲葉落歸根和終於安定而非常興奮,二是對自己已經取得的進展十分欣慰,學習易經之難,突破性進展自然有這樣的情緒流露,三是極端自信,自信自己很快就能夠終極圓滿。孔子不打誑語,如此言詞,堪稱一絕。

    僅僅兩年之後,這以後僅僅過了兩年,孔子70歲,自我的評價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已經「無大過」了,大白話就是,學習易經已然大成。

    所以,孔子學習易經,與殷商遺民有脫不了的干係,也可能與負責圖書館的老子直接相關,總之就是天命所歸!

    我感興趣的,是孔子明明學習易經長達15年之久,更是在70歲達到大成境界,在帛書易裡面為什麼還要自己的學生子貢、繆和、昭力等人保密?為什麼要嚴防死守,秘不示人,隱瞞真相數千年?孔子為什麼要這樣做?

  • 2 # 楊吉德

    周易成也孔子,毀也孔子

    通常認為《周易》之所以受世人推崇,得益於於孔子的發掘和弘揚。其實這句話應該反過來說,孔子的儒家思想之所以受華人推崇,是由於他從周易中悟到了天人之學,使自己的學說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但仔細分析《周易》和《易傳》對中國傳統思想帶來的影響,應該說孔子有功也有過,當然其功績是主要的。至於其過,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易傳-繫辭》有孔子的解說和孔門弟子的解說,基本上反映了孔子對《周易》的認識。如:“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可以確認是弟子論述孔子之言。其弟子的言論與孔子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所以《繫辭》完全可以看作是孔子之論。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對弘揚《周易》思想居功至偉,使易學至今興盛不衰,是有目共睹的,這裡不再表述。但易學發展到現今,卻連文王的版權幾近剝奪,這是毀滅性的學術災難。相信這是有違孔子初衷的,但與孔子對《周易》理解存在巨大偏差也不無關係。本文著重談談《易傳》解易的誤區,因為這是當今易學領域錯誤思潮的根源。

    《周易》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筮卦;二是卦爻辭。我們學習《周易》的基本要求是在理解筮卦規則的前提下明白卦爻辭的含義,而問題就是出在這裡。

    1、孔子對《周易》的高立論是從筮卦角度論述的。

    《繫辭》“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是說《周易》筮卦的六爻之象和天地法則相一致,所以能夠完全展現天地的變化規律。

    《繫辭》中大量的言辭都是論述陰陽、八卦、天地之間關係的,是從筮法的角度論述的。

    2、孔子對文王寫《周易》的目的性把握不準。

    《繫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文中對文王寫卦爻辭當屬不疑,但是不是與文王和商紂王之間的戰爭有關?這一點孔子一直在疑惑,因為他沒從卦爻辭中體味出來,因而在解釋中也沒有表達出來。

    3、孔子不懂筮卦的六爻卦象,只以各爻象解之。

    《繫辭》:“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是說每個爻代表的事物意象產生內在變化,從事物的發展中就展現出了吉和兇的結果。把爻象結合到現實社會中,就體現出了事業發展的趨勢,周文王的思想正是透過爻辭來表達的。

    孔子並沒有談卦象、卦辭和爻象、爻辭之間的關係,而是孤立地談爻象、爻辭的意義。這樣就把爻辭思想的源頭隔斷了。

    4、孔子錯把卦辭作卦名。

    《繫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乾”、“坤”、“屯”、“蒙”等是卦辭的中心詞,是動詞,因為在卦象顯示的環境中,卦辭提出了相應的行為準則,吉凶意在提示遵守這種行為準則的重要性。但孔子認為它們是卦名,是名詞,這就徹底改變了卦辭的屬性。改變了卦辭屬性,就等於所有的卦辭都解錯了。

    5、孤立解讀爻位的作用。

    《繫辭》:“二與四位,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兇,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爻辭的譽、懼、兇、功是由卦辭延伸出來的,應該從一個卦的整體行為的原則出發,再延伸到爻位的個體行為準則,不同的陰陽爻位才有了譽、懼、兇、功之說。不能把爻位孤立地論述,這樣容易誤導學者,以為每個爻辭所表達的思想都是獨立的。譬如一臺機器,之所以能使用,是由於把各種不同的零部件組裝起來的結果,這些零件是為機器的功用而定製的。孔子卻把機器零件拆解開來,把一個個零件拿來賞玩,它再精緻也只是個零件而已。

    6、錯誤地用卦的排列順序提取卦義。

    如《序卦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7、解釋爻辭多用闡釋,而非註釋。

    《繫辭》:“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 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不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說把“公”解為“君子”,屬於闡釋其義而非註釋其詞。還有些字義到了春秋時期是有變化的,孔子也是以當時對這些字的理解去闡釋,這樣就掩蓋了字的原義。

    8、對斷詞領會不到位。

    《繫辭》:“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

    “失得”之言是一種靜態的、完成後的表述,因行為的對錯而產生吉凶;實際卦爻辭是動態的、吉凶是尚未實施而要求實施的預後。只有這樣做才吉,不這樣做則兇,意在強調遵循這種行為準則的重要性。

    限於篇幅,本文只是提綱性的指出《易傳》(不包括《大象傳》)與卦爻辭的差異要點。其實用一二篇文章是說不清的,必須透過對每一個字的解析,用一部書才能講清楚(看參閱作者新著《周易說解》)。由於孔子沒有深入細緻地探討卦象規則,也就無從體味卦辭所反映的文王興周滅商的戰略意圖,故而只能闡釋字詞的現實意義,還茫然地追述:“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可見孔子對《周易》的研究著重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易傳》省略了文王寫卦爻辭的原義和創作初衷,由筮卦提出“易與天地準。”將卦爻辭聯絡現實社會,認為《易》是“崇德而廣業”、“道義之門”。而後世解易者又只在《易傳》框架中反覆探討,以至於被現代急功近利的學者乾脆否定文王寫《周易》,連這個框架也拋棄了,只剩下了虛空的易學思想。這種中空的學術研究極易形成虛無思想,脫離現實越來越遠,淪為一種說教,進而影響到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故此說《周易》成於孔子,也毀於孔子,是不過分的。

  • 3 # 歷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兒

    因為《易》可以給我們智慧。孔子說過很著名的一句話,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思就是再給我幾年的時間,到五十再學習周易,就可以沒有大的過錯了。《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他還說“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是文質兼備的意思。

    那是什麼時候說的這話呢?話說孔子早年當然學過《易》的,不過那是公佈於世的《周易》古經,而不是《易象》秘本,在歸魯以後的年近70歲的孔子當得到了《易象》之後,終於發現了《周易》的密義,孔子就後悔早年五十歲左右擔任魯國大司寇時沒有利用職務之便到魯大史氏研習《易象》(五十以學《易》),致使“墮三都”失敗,被迫周遊列國十四年(此謂之一生之“大過”),所以他就有了“假我數年”或“加我數年”皆追悔之言,晚年的孔子於是廢寢忘食地研究《易象》,“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周易》一書時刻不離身,體現了孔子求悟《易象》的迫切之情和補過之意。為了讓後人知道《周易》的真諦,孔子晚年把《易象》和學習體會整理為《易傳》即《十翼》,《易象》是《十翼》的原始材料。

    在馬王堆帛書《周易》的傳文部分有一篇《要》,記載了孔子同子貢的問答,也說到“夫子老而好《易》。”孔子說,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在這裡,可以看出,他對易是有研究的。

  • 4 # 有話少說

    歐陽修《易童子問》考證,《易傳》非孔子所作。如,《易傳,文言》解“乾”卦“元亨利貞”四德的五十字,其實是魯穆姜解“隨”卦:

    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

    七十年代出土馬王堆帛書周易,大不相同。其中《易傳》,僅《繫辭》名同但文字不同,其它篇完全不同。

    帛書《易傳》也非孔子所作。如,《易傳,繆和》有“越王勾踐既已克吳”之句,而孔子死了之後,才有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之事。

    同一個孔子,作兩套文字不同的《易傳》?

    孔子學易作易傳,兩千年的謊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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