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太醫院沒有西醫。不過，西醫在鴉片戰爭之前就來到中國了，和“一口通商”時間一樣長 。

西醫給當地人看病要障礙。但治療療效卻不能不被商行的僕人.傭人所見。相互傳播以後，當地人就去看病了。史料所記，美國傳教士，西醫伯駕在“十三行”一條街上設立“新豆欄醫局”（這條街叫新豆欄街），第一季度就診1195人，男人975人，女人250人。到醫局開業一週年，就診2152人。1837年，平均就診二三百人 最多時六百多人。據當時一個朝官的後代回憶，伯駕用手術刀為一些農村常見的，長有腫瘤的病人實施了割除手術。這種病症在民間視我“前世作孽”或“妖魔附身”，天神都無能為力，人們唯恐避之不及。西醫為病人解除了精神和身體上的痛苦。伯駕還為林則徐治過小腸氣。

廣州口岸的西醫院在鴉片戰爭前，影響非常廣泛。上至朝廷官員下至平民百姓，遍及附近幾個縣城。西醫的藥到病除，立竿見影成了宣傳語。許多富貴人家的太太，小姐都會去就診

1840年，《澳門新聞》的文章說，“中國之人民，平常盡恨我等，不與我等來往，且有官府禁之，致我等雖用盡法子解除華人恨我等之心，惟總不能得之。我等各種各樣的事業 之中，惟有醫學才能使中國頗信之。由各省趕來就醫之人，莫不歡喜感謝。中國官府知之，也不禁止”

清代太醫院中有西醫。有記載的進入中國的西醫，早在元代就有，而且不是在歐洲混不下去才來中國淘金，有些在歐洲甚至是王室的御醫。試做簡要回顧如下：

最早將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西洋傳教士當為公元1289年被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cas IV）派遣來華的義大利籍方濟各會傳教士孟高維諾（1274一1328 )。據1882年版《波西米亞史料集》記載，他來中國前曾是菲特烈皇帝的御醫，那他該有很高的醫術。來華後，他也為人看病，陳邦賢所著的《中國醫學史》說到他在北京，除傳教外，兼以醫術為活動工具。孟高維諾在北京長達34年，這期間出自行醫需要，他一定研讀過中國的醫學書籍，也一定會有較多的中西醫治療臨床實踐，可惜他這方面的事蹟沒被記錄下來。

在中國最早開辦醫院的西洋傳教士是葡萄牙人加內羅( 1543一1583）主教。他於1567年來華，在廣東傳教。他曾在澳門開設兩處醫院，一處專為異教徒看病，一處專為基督教徒看病。

明末來華的利瑪竇、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卜彌格等皆通醫術，他們中又以鄧玉函、卜彌格更為突出。鄧玉函來華前曾在歐洲行醫，其醫術為王公、大人所器重。來華後，曾在澳門行醫，並作病理解剖。他還研究過中國本草，《帝京景物略〉提到：“鄧玉函善其國醫。……玉函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遍嘗而露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卜彌格的父親即是著名的醫生，他承續家學，在醫學上也極有造詣，來華前曾為波蘭王的首席御醫，來華後在澳門、海南島、雲南傳教期間，兼行醫。他還研究中國醫術及用藥方法，著《醫鑰》、《中國醫家》等書，將中國醫術向西方介紹。

元明時來華的傳教士都以傳教為主要目的，行醫看病只是附帶涉及，且中世紀的西方醫學落後於中國，傳教士的醫術並不為華人看重，這使他們的醫療行為在華產生的作用十分有限。不過因著他們的參與，中西方醫學開始接觸，在促成雙方醫學的交流傳播方面，孟高維諾、加內羅、鄧玉函、卜彌格無疑是先驅。

到清時，西方醫學因著人體生理方面的重大發現，相對於東方醫學其優勢已明顯顯露，又因康熙帝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推崇，使來華傳教士中的善醫者開始以醫生作為職業為中國社會服務。

鮑仲義（義大利籍）、樊繼訓（法國籍）、羅德先（德國籍）、羅懷忠（義大利籍）、安泰（法國籍）五人皆是康熙朝來華的傳教醫師，皆任職太醫院。他們不只有精湛的醫術，還有很好的醫德，除為皇帝、王公大臣看病外，還行醫舍藥於窮人。羅懷忠來華前曾從名師習醫，在華期間開設診所，免費為無錢的人家治病。他還搞過助產士培訓，向她們傳授接生、婦科、兒科知識。

五人中羅德先的醫術最為高明，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說他“精外科，尤善配藥，並諳脈理。嘗以不治之症驗之，無不立愈”。他曾兩次挽救了康熙帝的性命，一次是治好了他的心臟病，一次是割去他上唇生的腫瘤，由是康熙對他極為信任。康熙曾作十次旅行，每次行期都在六個月以上，羅德先多次隨行伴駕。為酬謝他，康熙償給他價值二十萬法郎的金錠。他在無藥時就自己配藥，常有人向他求藥，他不拒絕任何人。巴多明曾這樣讚譽他：對病人“他說得很少，許諾得也很少，卻做得很多。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耐心和溫和，什麼也不能使他灰心，任何情況下，他都顯得沉穩，他的仁愛施向所有的人，窮人和富人一樣。”

下圖清代太醫院舊址。

羅啟明、巴新兩人為乾隆朝來華的傳教醫師。羅啟明（1725一1764 )，葡萄牙人，耶穌會士，1751年偕錢德明、高慎思來華。精外科，受僱宮廷，以治病傳道。因傳教、行醫勞累過度，患肺結核早逝。巴新（1712一1744），字懋修，法國籍耶穌會士，1765年來華。巴氏來華前曾為波斯王托馬斯·古裡康（Thomas Koulikan）的首席御醫，來華後在廣東傳教。乾隆帝第五子得病，徵傳教士以西醫為治，在京傳教士乃將他薦舉，遂被徵召入宮，被聘為御醫。

乾隆朝來華的南韓英、索德超亦是醫生。南韓英在京曾給俄國傳教士和中國貧民百姓治病。索德超是天文學家，來華後一直在欽天監任職。相關文獻未提到他在華有行醫之舉，但他的同事方守義（1722一1780）神父提到他是醫生，另外，研究英使馬戛爾尼（1737一1806）在1793年乾隆時出使中國的法國當代作家阿蘭·佩雷菲特也提到索德超是醫師、藥劑師。

我們現在所說的西醫從本質上來說是近代科技發展所產生的現代醫學，而不是狹義的西方傳統醫學。乾隆時期，科技發展還在起步階段，現代醫學也在萌芽時期，御醫能應用到現代醫學的機會想必也是希望渺茫。個人覺得，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並不能完全割裂，兩者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界。舉個例子來說，砒霜入藥古代就有，是傳統醫學。但是經過現代的科研，實驗，進化，各種臨床上的精確化使用，砒霜成為了治療某些白血病的良藥，我們就只能說他是現代醫學，而非傳統醫學了。

清代傳教士供職內廷，不乏善西醫者。

比如早年康熙帝身患瘧疾，病勢來勢洶洶，就是靠西醫檢回一條命。當然這也和他運氣好有關。

康熙帝患病時，法國傳教士張誠和葡萄牙的傳教士徐日升給皇帝服用錠劑，僅能暫時控制住他的病情，不久即反覆發熱。這時恰好法國的傳教士洪若翰和劉應收到從印度寄過來的金雞納樹皮，入宮後獻給康熙皇帝，皇帝令瘧疾患者及身邊大臣試藥後無礙，方服用西洋藥物，結果就是靠著金雞納霜治好了自己的病。

這些人還有人擅長外科，比如羅德先為康熙帝唇疾動了一個小的手術，還開了藥給皇帝外敷。

而康熙帝的皇八子患有足疾，有潰爛之症，曾請羅懷中為其開刀動手術，但由於當時胤禩還有差事要辦，不能完全臥床，所以僅僅做了清創，等情況允許的時候再做手術治療。

當然給皇室治病，也是需要承擔風險的，治好了有賞，治不好可能就會倒黴。

有個傳教士叫羅華的，奉康熙旨意給他的一個兒子治病，外華人想來不太清楚中國宮廷的一些潛規則，非但沒有誇大皇子的病情為自己日後脫責，反而輕描淡寫，妄奏說皇子的病沒啥危險。結果沒成想皇子一命嗚呼死了，康熙皇帝大怒，對這個傳教士一頓痛揍，又是掌嘴又是拳打腳踢的，甚至還拿鞭子抽了一頓。傳教士馬上告病，跑去澳門養傷去了。

不僅僅是皇子，一般皇室如果沒有被成功治癒，也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懲罰，比如鞭刑，甚至在抽一頓後，還要戴著鎖鏈被投入監獄。

這生老病死，哪裡有十足把握的，故而其實很多傳教士並不願以醫道供侍於內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