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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慕尼黑慘案
1972年8月26日至9月10日,第二十界夏季奧運會在德國慕尼黑舉行。9月4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黑九月”的8名殺手混進奧運村,殘殺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這就是震驚世界的慕尼黑慘案。
慘案發生後,以色列國內一片憤怒。大家知道,以色列的猶太人是一個苦難的民族,幾千年沒有家園,任人欺凌;同時,它也是一個有仇必報、有恩必還的的堅強民族。所以,從上到下,要求嚴懲兇手,以血還血的呼聲此起彼伏。為十一名運動員舉行的國葬上,總理梅厄夫人沒有參加。三天後,她才在萬眾矚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政府正式宣佈,從現在起,以色列將為對慘案的兇手進行一場復仇計劃,不管這些人在什麼地方,以色列都將巧妙地,勇敢地消滅他。
在演講中她說道:“在慕尼黑,一邊是猶太人遭到綁架、屠殺,而另一邊卻在觀賞體育盛舉,當猶太人把受難者的棺木抬回故鄉的時候,奧運會的火炬仍在燃燒。猶太人永遠是孤獨的,沒有人會保護我們,只有猶太人自己保護自己。”
“既然世界已經遺棄了猶太人,猶太人就可以遺棄這個世界。”她簽署了對“黑九月”分子不計一切手段的追緝令,隨後,她對周圍的將軍們背誦了《聖經》上的一條嚴厲的戒條:“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然後對國會說:“我已作出這項決定,全部責任,由我承擔。”
梅厄夫人講話後,摩薩德接到組成一支“死神突擊隊”的命令。這些突擊隊員將在以色列境外行動。他們的任務是要找到慕尼黑大屠殺的元兇或其他暴力行動的罪魁,並將這些人幹掉。這支作風神秘、行事迅速兇狠的組織從此開始了一場世界上公開的,持續時間最長的復仇行動。以色列的報復行動包括公開的軍事打擊行動和秘密的追殺行動兩個層面。 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
第一,對周邊國家展開公開的軍事行動:
9月8日,即事件發生三天後,以色列開始了反擊。以色列空軍發動了第三次中東戰爭以來最大的進攻行動:同時轟炸了巴解組織在敘利亞境內7個、黎巴嫩境內3個游擊隊營地。200多人被炸死,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一說炸死了200個恐怖分子和11個平民)[1]。9月16日,以色列發動了對南黎巴嫩前所未有的軍事打擊:以色列3個裝甲縱隊越過邊境進入了南黎巴嫩,橫掃10餘個村莊,攻擊並摧毀了至少130座懷疑住有巴解組織好戰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第二,在歐洲和中東地區對“黑九月”分子的秘密追殺行動:
1972年10月16日,詩人、“黑九月”駐羅馬代表瓦埃勒·茲懷伊特在公寓被命中12槍。12月8日,“黑九月”駐巴黎代表、巴解發言人穆丵罕默德·哈姆沙裡被電話裡的炸丵彈炸傷,次年1月9日在醫院死去。1973年1月24日夜,巴解與克格勃聯絡員侯賽因·阿巴德·希爾在塞普勒斯尼科西亞的奧林匹克飯店被床墊下的炸彈炸死。1973年4月6日,伊拉克律師、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提供過武器的巴西爾·達烏德·庫拜西博士在巴黎街頭被槍殺。
1973年4月10日,暗殺名單上的法塔赫對外聯絡負責人卡馬勒·納賽爾、法塔赫在以佔區破壞活動負責人凱末爾·阿德萬和法塔赫與“黑九月”聯絡人阿布·尤素福三人被以軍有史以來最大的聯合特種作戰行動“少年之春”一併解決,此役出動了包括總參偵察營、傘兵旅偵察連、海軍第13中隊在內的全部特種精銳。 復仇行動中被幹掉的黑九月分子
1973年4月12日,阿夫納小組準備在雅典阿里斯迪茲飯店用裝在電視裡的燃燒彈殺死希爾的繼任者,不在目標名單上的賽義德·穆查西。遙控器失靈後,漢斯冒險帶著備用炸彈上樓,親自炸死了穆查西,撤離時又和阿夫納打死了在樓下等待穆查西的一名克格勃。6月21日,小組在巴黎盯上了阿爾及利亞戲劇導演、“黑九月”歐洲聯絡人穆丵罕默德·布迪亞。28日早上,史蒂夫和羅伯特在巴黎大學一個停車場給他的雷諾車座位底下安裝了遙控炸彈,布迪亞謹慎地檢查了發動機、排氣管等關鍵部位後,坐到炸彈上送了命。
“摩薩德”一直沒有放鬆對頭號暗殺目標哈桑·薩利邁的追蹤。雖然1973年以色列特工在挪威誤殺他人引得國際輿論一片譴責,但是以色列並沒有停止刺殺活動。1979年初終於在貝魯特用汽車炸彈將他刺殺。隨著紅色王子的死亡,以色列報復行動結束。而參與制造慕尼黑慘案並被釋放的三名恐怖分子雖然一直隱瞞身份四處躲藏,也有兩人沒能逃脫被刺殺的命運。
至此,歷時數年的復仇行動,以色列刺殺了絕大多數它認為與“黑九月”有關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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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決定了你的觀感,作為猶太人的斯皮爾伯格拍攝《慕尼黑》我理解,從政治層面上將任何屬於對壘雙方的描繪都代表著本階級和種群的利益,很簡單的一個道理,當關塔那摩和人體炸彈一再出現在傳媒的時候,我們忽然明白新聞和藝術都是一種不對等的取捨。對於巴勒斯坦只要你去過他們的難民營,瞭解五次中東戰爭,你就會不再說話,我們只有自己的立場,而真相永遠像月亮的背面,它是黑色的。所有的事件無關個人,所以這樣的事件只是政治,政治是可以忽視性命的。倘若說恐怖主義,美國才是最大的恐怖主義的無賴國家我相信甘地主義的東方智慧,當我們回憶美國曆次輸出的“正義”戰爭,韓戰、越戰的結局,以及而今伊拉克的戰禍和下一個眼中釘伊朗。武力對於弱者的反彈永遠是以卵擊石的悲壯,這是力量懸殊的註定,正如中國的老話:狗急跳牆。在斯皮爾伯格的鏡頭裡,死亡非常直接,巴勒斯坦在這個年代的形象。記者帶著正義,帶著視覺的需求站在了歷史的門檻,我想到了卡帕,想到了每個個體不同的選擇。奧林匹克村,有了裝甲車;飛機場,有了沖天的火光,世界為了某個抽象的概念而相互征戰,人質和被劫持者同樣死了,根據聯邦德國的訊息,人質是被劫持者殺害的。真相,永遠被黑夜埋葬了。德華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同樣的敏感在20世紀人類的屠戮歷史裡,死者不說一句話。導演以對比蒙太奇的手法將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反映展現在銀幕上,對於死亡他們的反應並不相同。他們都已經死去,所以斯皮爾博格同樣是一種推論,就像此後對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追殺只是電影,電影是一種有著立場的幻覺。以暴制暴從來不會贏得和平,他們只是一種勝算的機率而留給世界的將是更多的血,以色列人手中的《聖經》沾滿了人子的鮮血,而阿拉伯的《古蘭經》上同樣沾滿著人子的鮮血。導演說固執是那個地區災禍所在,然而,個體看到的卻是自己兄弟姐妹的死去。汽車炸彈,人體炸彈,定點清除,摩撒特的暗殺,無休止的迴圈裡,血流成河。特工,他在國家的授權下暗殺對手;恐怖分子,他因為國仇家恨而義無反顧,他們在一個時空相遇,不是私仇,而是在被灌輸的世仇和新恨裡進行死亡牌局的爭鬥。在信仰和族群給我們的觀念下某些細節被一再放大,在電視時代過多的死亡直擊已經讓我們變得麻木,所以面對斯皮爾博格“逼真描繪”恐怖分子的槍殺暴行,我想到的卻是這樣的影像只是滿足了仇恨立場和窺視殺戮人們的需要。死亡,只是在此岸被程式終結,不再呼吸。過多慘烈的畫面只能引起被各種勢力曲解的結果,政治是沒有臉的。於是,出於政治責任的合法“謀殺”開始了,阿夫納被以色列官方指派成立五人特別行動小組隊追殺慕尼黑行動的策劃者,他們在國家的公共檔案裡沒有合法授權,他們屬於個人行為,這就是政治的齷齪,國家利益多麼神聖的標籤下並無私仇的人子在相互敵意和屠殺。在羅馬,剷除慕尼黑奧運村綁架案策劃者的行動開始了,導演是一個很會煽動情緒的人,從第一個被謀殺的阿拉伯人的身份以及他歸家路程上的私人購物,正是這一系列的尋常性襯托出政治意義的悲劇性,倘若沒有國家仇恨作為個體的生活又將如何,這樣一個“兇手”被剷除有著導演的考慮,這是讓生活的私人場景和國家的需要做對比,從這一天開始揹負著國家使命的阿夫納註定走上了內心煎熬的旅程,對於個體而言一個和你過去毫不相干的生命消失在你的屠殺裡,只要不是鐵石心腸就心靈必然受到衝擊,這個過程裡靈魂會一次次詢問你的作為對於自己的意義,人,可以因為國家而合法殺戮同類嗎?!牛奶帶著人血灑落在大地,神聖的正義帶著血腥和死亡贏回了國家的面子,一個價值35萬美金的殺戮成本和巴勒斯坦難民營裡捱餓的孩子怎麼比,殺人是伸張正義的方法嗎?作為猶太裔的導演對於兩方立場的取捨還算公正,那慢慢溶進牛奶的死亡之血在你的瞳仁裡是怎樣的色彩,被引用的神話裡我聽到導演長長的嘆息。而神,羅馬的神離這些“正義的”殺手如此的近,紅酒的顏色裡有多少人子的血光。1972年的慕尼黑,它讓我們對應和反思奧林匹克的意義,休戰是對手之間的角力暫息,而對於不對等的雙方暗殺和偷襲就是必然的結果,當我們一再指責恐怖主義,我們如何理解美華人一再輸出資金進行他們意願的民主推進,難道用這種手法去支援反政府武裝去對付不同信仰和理念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嗎?為了殺戮成功的舞蹈和漢莎航空的劫機事件,事件裡只有政府和組織,個體永遠肩負著死亡的沉重和潛在的危機,那些出賣阿拉伯人的人,他們和信仰沒有多大的關係,人類是動物世界最為殘忍的,因為他們對於物慾的貪婪和對於精神麻醉(信仰)的狂熱完全無法自拔,只有死亡才能結束人的鬧劇。在五次中東戰爭裡,鮮血浸潤著每一寸的巴勒斯坦領土,在以色列的槍炮下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當年世界有多少時刻正視過巴勒斯坦人的呼聲,在所有的中東戰爭後面我們看見的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等靠出賣軍火贏得的利潤。個人的生命輕如鴻毛。在這部異常沉重的電影裡,導演以許多場景來點化世人關於和平的意義,在五人小組之一的史蒂夫化裝進入巴解組織駐巴黎辦事處進行暗殺炸彈放置的準備,斯皮爾博格以他和該組織負責人女兒的一個對視眼神讓我們看到了國家行為可能帶來的傷害,在實施爆炸我們必須讚揚美國電影的編劇,這個小女孩的命運必將牽動所有觀眾的心,而這五人的選擇可以說是影片裡個人人性稀有的亮點,它的背面是巴勒斯坦難民營裡孤兒的哭號,這樣的電影當然會引起以色列現政府的反感,仇視教育是許多政府愚民的方式,它的背後不是正義而是金融寡頭們開動的戰爭機器――以人血造就的經濟利益共同體。我可以預測這部影片的命運,斯皮爾博格註定不會被受猶太經濟影響的美國主流社會看好,然而他對人類運命進行的理性思考必將影響著此後的一代。他的獎盃早在所有愛好和平人士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