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養浩不是說過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後，龐大軍團士兵的軍餉從哪兒來？商人的稅自然就高了，然後經商的不好好經商，種地的不好好種地，形成惡性迴圈，長此以往，國家還能繼續強大才怪，並且漢武帝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聽不進去1別人的卻，所以至於老來才下罪己詔反省自己的一生

戰爭的本質是綜合國力的比拼，經濟，科技，人口，政體，民風等綜合實力。在冷兵器時代，經濟和人口占比更明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打仗確實非常花錢，戰前動員，戰場消耗，戰後補償。因戰爭得利或因戰爭被拖垮的國家和時代太多了。

漢武帝時代國家經過休養生息，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資本。按照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對外作戰是必需的。放在漢武帝本身而言，戰爭的頻次與規模都太過了，以至於將積累耗空，取得的戰爭效果並沒有預期的那麼大，很多批評漢武帝窮兵黷武也確實站得住腳。

個人覺得:當時的形勢對外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被動防禦，不如主動出擊徹底消滅根源。但是發動戰爭的頻次確實太高了，而且外部遊牧民族的隱患也是無法徹底消除的。對於漢武帝而言，立下威名赫赫的戰功，但對經濟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戰爭的耗費是巨大的，這個誰都知道，但是如果說這耗費巨大的戰爭能夠換來更多的財富，那麼打還是不打呢？

其實漢武帝所面臨的選擇就是這個樣子，一方面他知道戰爭會消耗非常大的國力，倒置國庫虧空，另一方面如果不打或者說不打贏戰爭則會造成更大的損失，打贏了則會國泰民安，回報豐厚。

因為漢武帝時期的戰爭，大多是針對匈奴的對外戰爭。對中國歷史稍有耳聞的朋友一定知道，北方不安定，整個中原王朝也不會安定。因此面對匈奴來犯，除了應戰是沒有別的選擇的。也就是說，這些戰爭必須打。哪怕是國庫虧空，也得讓北方的鄰居們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不然的話，結果就不只是國庫虧空，甚至整個中原王朝都有可能覆滅，例如南宋。

所以針對漢武帝時期的戰爭，從動機和結果上來講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天下興亡，百姓皆苦。即使漢武帝不打仗，國庫不虧空，百姓的生活也不見得會有所改善。早知道漢武帝時期依然人殉普遍，可見等級森嚴之下，底層老百姓是享受不到國庫不虧空的益處的。

首先，勞民傷財，拖垮國家是事實。因為古代中國遊牧民族和中原王朝打仗的成本不一樣，遊牧民族打仗成本低，居無定所，家產只有帳篷馬匹，來無蹤去無影，沒有固定戰術戰法；中原王朝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後勤運輸就是一個大問題，不可能和遊牧民族在草原上打持久戰，每次出擊都是尋敵而戰，出擊一次沒找到敵人那就白白消耗了錢糧，而且中原王朝多步戰，遊牧民族多起兵，只是買軍馬養軍馬這一項，漢武就花了不少銀子，何況出境尋敵呢。

其次，胡虜無百年之運，漢與匈奴，和宋與契丹、金、元不可比擬。漢作為外向王朝，除了劉邦被圍白登山那一次比較危急之外，其他都是匈奴在邊境掠奪，我倒是覺得，西漢武帝時期國富民強，抵禦匈奴入侵完全勝券在握，不主動出境尋敵，亦可保境安民，取匈奴之境而未能治之，有何用，不過武帝好大喜功，就是願意主動出境打。而宋朝，特別是北宋末年，動輒就被過了黃河、包圍了汴梁，這是存亡之危。所以，為什麼後世說武帝好大喜功，原因就在這，保境安民綽綽有餘，非要耗費貲貨出境彰顯漢朝之威，這個當權者的性格有關哦。

最後，大將軍衛青奇襲龍城之後，漢與匈奴的攻守關係基本就持平了。隨後霍去病，包括李陵出境尋敵而戰，雖然勝利了，除了奠定了漢武帝的歷史地位和強漢的名聲外，於劉氏統治沒有多大裨益。後期，輪臺罪己，就是漢武對自己好大喜功的否定。其本人都否定了，我們這些後世局外人還為他辯解什麼。

歷史往往是層累的造成的，歷史人物許多時候也是層累的造成的，像漢武帝這樣的為後世所熟知的盛世明君，其形象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構建的過程，近年來學界有一個比較熱的名詞就是製造漢武帝，實際上就是探討的漢武帝的形象的歷史構建的問題。真實的漢武帝離我們太近，但好像離我們又太遠。

西漢初年，經歷長期的內部戰爭後，國力羸弱，因而漢初的幾位統治者都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以相對比較屈辱的代價來謀取對外的和平。特別是文、景之治後，漢朝的實力大大增強，文、景二帝給漢武帝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因而漢武帝能夠有能力發動對外戰爭。

漢武帝的戰功最主要的就是擊敗了長期以來對漢王朝政權構成威脅的匈奴。漢武帝征服匈奴，保證了漢王朝邊境的兩百多年的和平，一改漢初以來漢王朝屈辱的歷史，但另一方面，漢武帝執行長期對外征戰政策，導致了勞民傷財的結果，為了確保國家財政有足夠的收入來源，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鹽鐵官營，這兩項產業在當時是獲利最高的，漢武帝將其收歸國有後，雖然政府的收入在增加，但是老百姓的收入卻在減少。文帝、景帝省吃儉用留下的家底很快被武帝敗光，武帝末期，漢武帝意識到了自己所犯的錯誤，因而釋出了著名的《輪臺罪己詔》，政策開始由武轉文。但是也有學者提出，《輪臺罪己詔》的頒佈標誌著漢武帝晚期的政策轉向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漢武帝晚年的時候，國庫空虛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加上漢武帝晚年迷信神仙，因而武帝末期的政治與武帝中前期是完全不一樣的，這也是西漢走向衰落的開始。

因此，漢武帝雖然以明君形象傳世，但是實際上漢武帝的偉光大的形象有很多刻意製造的成分，我們應該正確認識漢武帝的歷史作用，不能盲目迷信歷史記載，透過自己的判斷力來不斷提高自己的認知水平。

“…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瘐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擯而不得聚。”《史記•平準書》用這樣的描述來反映漢武帝即位初期西漢王朝的富足。

如果說即位的武帝繼續貫徹文景時期的政策，或許西漢王朝的財富會繼續的增加，但掩蓋於一片繁榮之下的諸多問題也會在有朝一日得到總爆發。因為文景時代的輕徭薄賦讓握有大量土地的豪強們收益頗多，也因為文景時代採用的“無為”思想，使得這些豪強們可以肆無忌憚的擴充自己的勢力（文景時代不斷的減免各種稅收，歸根到底還是富了這些握有大量土地的豪強，對於普通大眾而言，所受到的實惠顯然是微乎其微的）。那些野心勃勃的諸侯王，也利用著中央政府對經濟管理的不嚴格，將眾多的“暴利”行業把持在自己手裡，為自己的謀反積累著資本。北方的匈奴，趁著西漢王朝還沉浸於表面的富足之際，不斷的侵擾著邊境…幸好武帝意識到了這一點，也幸好他不是文景式的君主，一系列大的變革隨著武帝親政的開始，似乎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從公元前一三三年的馬邑之圍開始，西漢王朝對匈奴展開的曠日持久的戰爭便拉開了序幕。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被源源不斷的投放到北部邊界，西漢軍隊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中削弱著匈奴的力量，直到公元前一二九年的漠北之戰，西漢軍隊終於對匈奴實現了完全摧毀般的打擊。匈奴大批有生力量被殲、大批物資喪失，迫使匈奴單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緣立足而向西北方向遠遁，因而出現了“幕南無王廷”的局面，這標誌著匈奴勢力大範圍的退縮，而危害漢朝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已基本得到解決。

在北擊匈奴的同時，武帝也在多個方向對西漢的疆域進行著擴張，西漢王朝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統計武帝所闢疆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為中國四至，千萬年皆食其力。” 擊匈奴、平南越、定北韓、“鑿空西域”、經略西南夷…一句“犯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之”是何等的豪邁呀！

只不過這樣的豪邁是建立在驚人消耗基礎上的，單單一次漠北之戰，《漢書》上就留下“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的文字記載，可以想象武帝時期那麼多次對外戰爭，消耗會是多麼的驚人！

而武帝本身也是一個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的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遊無度…”顯然這些也是一筆筆不菲的消耗，嚴重的財政危機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所以說僅僅是文景時代留下的急需顯然是經不起武帝這樣這樣揮霍的，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拓展財政收入的渠道便成了當務之急，所以以桑弘羊為代表的一批“理財家”便順利的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桑弘羊，出生在一個洛陽商人，因為“善心計”，因為家裡有錢，十三歲就榮任天子侍中的要職，成為武帝的親信，再加之他本身的經濟才能，便很正常的在經濟領域被武帝予以重任。而他所推行的鹽鐵官營，酒榷，平準均輸三大政策，將打擊的物件直指在文景時代已經富的流油的豪強們和那些依舊擁有雄厚勢力的諸侯王們，“暴利”行業被收歸國有，國家對經濟領域的干預不斷在加強，豪強們，諸侯王們喪失了在經濟領域的諸多利益，也導致了在政治上它們不可能再掀起什麼大的風浪，從而達到鞏固國家統一，維護國家安定的目的。

而這些經濟措施的推行，最現實的好處還是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的收入，但和武帝接連不斷的花銷比起來，還是略顯杯水車薪的。桑弘羊們只能盡力彌補財政上越來越大的赤字，儘可能多的為國家“賺錢”，卻也趕不上武帝花錢的速度。雖然桑弘羊一直是把地主豪強們當作開刀的物件，但也不可避免的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負擔。一方面地主豪強們把國家壓在他們身上的財政壓力轉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另一方面連年的對外戰爭，繁重的徭役也已經讓普通百姓苦不堪言了，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厭戰情緒；再加上在執行過程中官員的貪汙腐化，以權謀私，致使民怨進一步的激化。從天漢元年開始，各地陸續爆發了一定規模的農民起義，而且這種勢頭甚至有愈演逾烈的傾向。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武帝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公元前89年，漢武帝在拒絕了桑弘羊等人戍邊輪臺的建議後，頒佈了這道著名的“輪臺罪己詔”，也便是漢武帝打仗停止的時間點。從此西漢王朝的政策重心由對外征伐重新回到了“力農”上，而這也影響到了接下來的昭宣二帝。他們對漢武帝晚年這次政策改變的貫徹，奠定了昭宣中興的基礎。

我就問一個問題——文景兩代人辛苦的積累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打敗匈奴，然後一雪前恥嗎？韜光養晦不是為了最終的爆發，難道是為了裝孫子到死嗎？非要像宋朝那樣空有一堆財富，結果是亡國滅種？

回答當然是值得的。

國泰方能民安，作為中原王朝的頭號威脅，北方遊牧民族存在上千年了，夏商周秦漢莫不是為之勞神，一座長城雖然能保證匈奴不能大舉入侵中原腹地威脅都城，但是長期的騷擾和高昂的軍費也是不斷在給漢王朝放血。對漢王朝的威脅，和親上的屈辱，以及阻礙漢王朝的外交發展，迫使漢王朝需要做出一個決定，究竟是長痛還是短痛？

文帝、景帝兩位明君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民生，解除內患(皇室宗親藩王)，為的就是漢武帝這一千古雄主，能凝聚華夏之力，徹底解除北方遊牧民族對華夏的威脅。以數十年之積累，一戰而定乾坤，定漢朝400年基業。

總比被野獸牲口強了好！靠女人和財物換和平等於自取其辱。是恥辱。中華民族應該重文又重武。必須重武！歷史已經證明沒有武備的民族:女人被凌辱，男人當牲口奴役。比如文弱的宋朝。錢花光了可以掙，重要的是打贏，把敵人打殘廢。不自由，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