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明確的說，如果沒有凱末爾，土耳其肯定會失去，博茲普魯茲海峽，馬爾馬拉海和達達尼爾海峽，被趕到安納托利亞（小亞細亞半島）中部，土耳其發源地的那一小塊，相當於中國被肢解到只剩關中盆地。當時奧斯曼已經簽訂了色佛爾條約，並且海峽部分已經是國際代管了。基本上土耳其已經沒有翻身餘地了，這部分高曉松的節目中講過部分內容，有興趣的可以聽聽。

凱末爾沒有承認，相當於直接毀約，按我們的話說就是堅決不承認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且組織了革命軍，起初英法是非常憤怒的，但是，英法但是完全處在嚴重的戰爭創傷中，所以指使希臘對土耳其開戰，打代理人戰爭。不過希臘顯然沒有凱末爾這種人傑，完全打不過土耳其，並且這時候土耳其成了遏制新興紅色帝國的門戶，英法也就承認了土耳其的地位，並重新簽訂了洛桑條約。其中土耳其的版圖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是留下了塞普勒斯問題，導致北約內部，土耳其和希臘可是打過小規模內戰的。

如果沒有凱末爾，你我今天所能看到的土耳其共和國將不復存在。

自從19世紀開始，歐洲的民族主義就不斷向東傳播，使得過去依靠宗教與封建效忠體系維持的奧斯曼帝國出現了內部不同民族之間的認同問題。這直接導致了1821年的希臘獨立戰爭，此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獨立，再到一戰前1912年的巴爾幹戰爭以及同意大利的戰爭。

這些戰爭總體來說對奧斯曼帝國並不是致命的，因為西方不同國家的外交平衡需要，決定了君士坦丁堡及奧斯曼帝國的安全。但每一次的治下民族獨立，其實是在一點點摧毀土耳其人帝國的根基。

這場自西而東的民族主義浪潮，最後催生出了土耳其人自己的激進主義者--土耳其青年黨。他們的主張基本上就是：同化與民族特色的消除。

他們採用類似後來納粹的手段，獲得民眾支援上臺，再開始進行擴軍備戰、民族清洗。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少數民族的迫害就開始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亞美尼亞事件，這裡就不展開說了。

結果就是一戰結束後，希臘人發起了對君士坦丁堡及亞洲希臘人聚集區的東征。亞美尼亞人則在兩個方向上開始反擊。一個是東部的亞美尼亞山區方向，一個是南方的小亞美尼亞，因為毗鄰敘利亞，已經獲得了委任統治敘利亞的法華人支援。

所以，如果沒有凱末爾力挽狂瀾，土耳其軍隊低落計程車氣很難成功抵禦。其結果必然是小亞細亞半島西部沿海地區全部丟給希臘人。半島南部與東部將丟給亞美尼亞人。而北部本都山區，因為希臘人眾多，也必將成為希臘人的目標。東南方向上還有一個蓄勢待發的庫爾的人。如此下去，今天的土耳其人可能只是半島內陸的一個落後窮國家。

當然，凱末爾更大的功勞在於對土耳其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改造。譬如：

用拉丁字母來重新書寫土耳其語

徹底廢黜奧斯曼蘇丹的地位

廢黜伊斯蘭教是國教的法律，並用近代民法典來替代傳統的伊斯蘭教義法。

建立世俗化的現代教育體系......

等等等

所以，凱末爾不僅僅在土耳其國難當頭的時刻挽救了這個國家。還在更長的時間範圍內，改造和二次拯救了這個落後的西亞病夫。將土耳其初步建設成為一個世界公認的現代化國家。其成功程度，對於下伊斯蘭世界裡的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伊朗和阿富汗，就知道了。

雖然隨著20世紀後期，各種新的問題浮現，伊斯蘭世界的返祖情緒及新的民族主義浪潮侵襲。但土耳其卻堅持了較為先進的世俗化路線至今，而不是像伊朗、阿富汗那樣墮落，也沒有像巴基斯坦那樣風雨飄搖。

凱末爾的意義，今天依然在這個國家身上體現！

4月16日，土耳其全民公投結果出爐，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完成了多年夙願，有望成為掌握絕對權力的“大總統”。確定無疑的是，這一歷史性的轉變必將載入土耳其共和國的史冊，並將深刻影響土耳其的未來。

很多人會感到惋惜，認為這一結果已為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唱響了輓歌。

很多年來，土耳其都是中東地區的一面旗幟，它是“世俗化”“現代化”國家的典範，也是“民主”的樣板。在經濟上，土耳其同樣是該地區一枝獨秀的存在，2015年其GDP總量達7222.19億美元，列世界第18位，人均GDP達9290.43美元，列世界第64位。這一切成績似乎都根基於凱末爾改革所打下的良好基礎。

但實際上，自凱末爾激進的世俗化改革以來，“民族”與“宗教”相互糾纏甚至衝突的狀態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它們深深影響著土耳其的歷史程序，所帶來的問題從來都沒有真正消失，只不過是被暫時壓制與掩蓋。

當秉持“土耳其—伊斯蘭一體化”策略的埃爾多安及其身後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並長期掌握政權，其對凱末爾黨人所曾經秉持的策略的逆反便不可避免地會發生。

當年凱末爾黨人的世俗化政策，事實上建立在構建土耳其民族的主體性基礎之上，將宗教作為一種後天引入的事物來看待。意即伊斯蘭教對土耳其人而言並不是“根基性”的存在，更不是其民族唯一的符號與象徵。

對當時的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思潮的“土耳其主義”來說，“民族的”東西要比“宗教的”東西更為重要。因此，20世紀30年代的“土耳其史觀”主要內容就是：突厥人是數千年前生活在中亞的一個民族，他們曾在中亞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之後他們離開了那裡，併為了世界其他各地的開化與發展而向四處遷移。向東，他們到了中國；向南，他們到了印度。向西，他們到了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伊朗、安納托利亞、希臘、甚至義大利。

在這樣的一種歷史敘事下，土耳其人的祖先可謂是人類文明中“最驕傲輝煌”的存在。我們一般公認的幾大古文明之所以能夠誕生髮展，都少不了其突厥先祖的身影與貢獻。我們發現，在這樣的史觀下，土耳其人早在伊斯蘭教創立之前，便已經是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存在，這一信仰伊斯蘭教之前的“教前史”，趨向於完美，甚至近乎於神話。對土耳其主義者來說，土耳其人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那個“過去”，就是他們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那時的土耳其人是開放的、發達的、文明的甚至是舉世無雙的，這就非常有利於與伊斯蘭信仰間劃定邊界，有利於當時土耳其人的“現代化”與“世俗化”。這裡潛在的邏輯便是，對於彼時的土耳其人來說，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過程，也不過就是回到他們榮耀輝煌的過去而已，更何況西方文明本身也受其“突厥祖先”的影響，因此這一過程不應有任何的阻礙。

從而，對凱末爾黨人來說，他們對土耳其人信仰伊斯蘭教之後的歷史解釋也運用了同樣的方式，他們認為，土耳其人對伊斯蘭教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同樣也是伊斯蘭教在後來阻礙了土耳其民族的進步。還有人認為，對土耳其人來說，“伊斯蘭認同”相對於“突厥認同”來說是次要的。

但是，凱末爾黨人的國家現代化方案，是帶有明顯的精英色彩的，這就最終造成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對立與分裂。哪怕在今天，土耳其東部與西部的差別，也依然十分巨大。在當時，精英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大眾看成是無知和落後且需要被改造的“物件”，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和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精英提出的方案。然而事實上，這樣的一種社會改造方案很難真正深入群眾、贏得民心。

此外，其對伊斯蘭教的排斥更使其難以最終獲得廣大穆斯林的真心擁護。當時土耳其廣大農村社會實際上處於文盲狀態，那些激進的文化變革實際上也根本沒有深刻地影響到農村地區。凱末爾黨人的政策在事實上造成了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但在中下層社會，伊斯蘭教卻依然是團結和認同的紐帶，它已經成為了一種符號和象徵，內化於土耳其民族的傳統之中。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去分辨什麼是“民族的”什麼是“宗教的”，既無必要，也幾乎沒有可能。那麼在這裡，想透過塑造屬於民族的歷史來突出土耳其人的民族性來達到抑制甚至排斥宗教的影響和束縛，在理論上或許行得通，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面對不同地區不同發展程度的民眾，便會顯得力不從心。意即，當歷史發展到了某一階段，在社會之中，某一民族與特定宗教似乎天然共生並被認為理所當然之時，任何意圖將某一民族與特定宗教相切割的做法是異常困難的，甚至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彈與抵抗。

因而，埃爾多安的長期執政或許表明，這是土耳其民眾對上述改革措施的一種對抗式的迴應，對於廣大土耳其民眾而言，作為宗教認同層面的“伊斯蘭”認同，作為族群認同層面的“突厥認同”與作為國家認同層面的“土耳其認同”，本身就已經是難解難分的關係，壓制甚至消解其中的任何一種認同，都必然引發不滿與反抗。埃爾多安在平衡這三者關係的過程之中，顯然聚攏了大批民眾的民心。

那麼，對我們而言，面對可能的埃爾多安的長期執政，應該關切的是何種問題？筆者認為我們不應忽視“泛突厥主義”與“東突”的相關問題。

誕生於上世紀初的泛突厥主義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在所有確實是或者認為是（請注意，是認為是即可）源自突厥的民族之間，造成某種文化或實質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聯合，不論其是否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後來是土耳其共和國）的疆界之內。

因此，泛突厥主義在今中亞、俄羅斯部分地區以及中國新疆地區的影響決不可低估。特別是我們應當注意到，對於所謂“突厥民族”的想象和認同，在中國新疆地區的分裂分子之中擁有著不小的號召力。加之中國社會對位於邊疆地區的民族歷史長期處於懵懂或一知半解的狀態，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變相助推了所謂“突厥認同”的傳播與擴散。

事實上，位於中國新疆地區以及中亞地區的民族，根本就難以斷定其是所謂突厥人的後代，透過上文對現代土耳其歷史建構過程的簡要追述，我們也知道，包括土耳其人自身，也不能被稱為是突厥人的後裔。“泛突厥主義”的口號，不過是建立在對這些民族的“想象”之上，其實質也不過是為了爭奪政治資源以實現政治野心而已。我們需要將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成員與所謂“突厥人”這兩個概念分清楚，意即語言的使用狀況不可能成為判定某一族群淵源的單一標準，這一道理顯而易見。

對於“泛突厥主義”，凱末爾很早就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決無搞 “民族統一主義”的野心。早在1921年的一次演講中，凱末爾就拒斥了“泛突厥主義”（“土蘭主義”），並宣稱“新土耳其的國家政策將立足於：獨立生存，只依靠中國邊界內的土耳其自己的主權。” 同年，凱末爾還宣告：“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決定建立以土耳其民族為基礎的地域性民族國家， ……正是為了保全生命和獨立……我們沒有為大伊斯蘭主義而效勞……我們沒有為大都蘭主義效勞……。”

然而在2009年，“7·5事件”發生後，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就曾揚言要給分裂頭目熱比婭簽證，還就“7•5事件”發表了極端的言論。還有土耳其高官揚言要抵制中國商品；甚至有一些示威者攻擊中國大使館並焚燒中國國旗與商品；土耳其各媒體更是紛紛報道，以不實和片面之詞攻擊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甚至就“7•5”事件發表了很多完全顛倒是非的報道。

在土耳其，聚居有大量對“東突”組織同情或支援的人員。在一段時間內，他們對土耳其的政策方針影響相對有限，但在民間，卻足夠引導當地輿論以及對中國的看法。而中國境內的分裂分子，基於“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的號召，也往往將土耳其視為可供自己活動以及能夠為自己提供幫助的國家。

目前，土耳其官方層面與中國政府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有著一定的合作，但是，基於土耳其國內對“東突”問題相對曖昧的態度以及埃爾多安曾經有過的表態，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關注，恐怕並不是杞人憂天。

正好今天有寫了一篇關於凱末爾的文章，他對土耳其的貢獻真是無以言表，首先提出廢除君主立憲制就解放了整個土耳其，然後廢除“一夫多妻”制，又提高了廣大婦女的地位。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1881年出生於土耳其，一戰後凱末爾脫穎而出，上任為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一時間成為土耳其舉國支援的英雄和偶像。在他執政期間為土耳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稱“凱末爾改革”，使土耳其成為世俗國家。（圖為：凱末爾創立土耳其共和國之後的照片，具體時間不詳）

他的改革為土耳其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個國家如果沒有凱末爾會怎樣？這就要從凱末爾的為政舉措說起。首先他組織土耳其獨立運動並取得成功，如果在國家危難時刻沒有發起獨立宣言，協調各國，那麼可能在當時的“亂世”很可能被周邊的國家瓦解。（圖為：德國聯邦總統讚美凱末爾治理的社會習俗）

凱末爾上臺後分解了傳統制度和神權制度，先廢除蘇丹制度，再廢除哈里發制度，從而建立共和政體，防止了舊勢力會捲土重來。否則土耳其仍然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那麼它最終的命運逃不過被瓜分。

在社會方面，凱末爾進行服飾革命，他頒佈命令，強制所有政府人員必須穿戴西裝與禮帽，禁止非神職人員穿著宗教袍服等。另外還大力提高婦女的地位，1935年18位女性成為第一批國會議員，如若不是，現在土耳其還是個“一夫多妻”制的國家，對於婦女的婚姻、教育、權利更是沒有關注力度。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的近幾年，正是其經濟恢復重建的關鍵時刻，當時大部分是以來外國，凱末爾為了自食其力，大力鼓勵民族私人資本主義和本國的民營企業。否則，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會大力度沖垮土耳其，幸好未雨綢繆，及時防患於未然才能躲過一劫。

文中只是凱末爾功績的冰山一角，相信除此之外他還有外交、文化、法律等相關的重大舉措，雖然說沒有凱末爾還會有千萬個“張末爾”和“王末爾”，但是如果沒有凱末爾，土耳其不會這麼早的成為秩序井然、男女平等、經濟穩定的階段，他的舉措有些比歐洲的都早，如法國和瑞士。（圖為：凱末爾逝世，遺體透過伊斯坦堡運至安卡拉）

一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不得不面對著帝國即將壽終正寢的殘酷現實。它成了帝國主義列強英，法，意，希等國任意宰割的物件。

1920年四月至1923年十月，歷經3年又6個月的浴血奮戰，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傑出代表和愛國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領導廣大工農群眾粉碎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捍衛了民族獨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結束了奧斯曼帝國600多年的封建君主和神權統治。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共和國實行了民主改革。凱末爾提出了“現代化，民族化，民主化，世俗化”的四化改革，在政治，經濟，法制，教育以及在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均卓有成效。徹底肅清了封建教權的蘇丹和哈里發制度。發展民族經濟，使“西亞病夫”土耳其走上了民族復興的道路。凱末爾改革的總特點在於它是一次以“世俗化”為中心的改革。它的成功對此後土耳其的各個層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凱末爾因此被大國民會議授予“現代土耳其之父”的稱號。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凱末爾土耳其至少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