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規定各地都要派專管錢穀的官吏到南京的戶部去呈報本地的錢糧數量和收支賬目，若是與戶部所記錄的數字哪怕有一絲差別，就得再回到地方官府，重新制造賬冊，然後蓋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戶部去。

因明初的都城是南京，略偏東，史書說“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裡，近亦三四千裡”。但不管怎麼說，這種無聊的“對賬”要求即使不合理，也得執行，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人想出了一個方便又省事的方法：就是在上南京報賬時，順便帶上由本地政府加蓋了官印的空白賬紙來，按照戶部“正確”的數字抄一遍，多省事啊。既可避免路途的顛簸，又能節省大量時間，這就叫“空印”。這個小聰明很快就流行了起來，成為一種“官場潛規則”。

洪武八年，朱元璋發現了這個“秘密”，他認為肯定是相關部門與官員上下舞弊、共同貪汙才這麼幹的，於是大發雷霆，咆哮道：“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私，所以布政司敢將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於是朱元璋嚴令追查，結果“系郡國守相以下數千百人獄，劾以死罪”，最終，戶部尚書、各地衙門長官和主印官全部以欺詐罪被處死。

這事爆發後，上至丞相，下至御史言官們，誰都知道空印本無什麼大問題的，但就是沒人敢進諫。

有一個叫鄭士元的湖北官員受到牽連而下獄，他有個弟弟叫鄭士利，為了幫哥哥打抱不平，就寫了數千字的文章上書給朱元璋，為“空印案”辯白。主要講了三個內容：

第一，皇帝要懲治空印案的人，出發點是好的。

第二，錢穀數字必須是府裡與省裡相合，省裡與部裡相合，而地方上人們很難預先確定好正確的數字，只有到了戶部對賬才能確定下來。但問題是省、府距離南京太遠，使用“空印”只是權宜之計，且由來已久，沒有什麼可重重加罪的。

第三，國家應該以立法明示天下，如果有人犯了法，就依法論罪，但大明開國以來並未有“空印之律”，各級官府一直沿用“空印”，也從來不知這是有罪的。而陛下您要殺的這些人裡，還有很多是正人君子啊。

但結果是，朱元璋見到奏書後，大為光火，將鄭家哥倆貶到了江浦，罰做終身勞役。

朱元璋犯渾？這是一起明顯的“冤案”，他為何要“一錯再錯”

這事其實就是上下圖省事而耍的小手段，跟貪汙腐敗基本沒什麼大關係。那朱元璋為何還要不斷地深究與嚴懲？如此聰明的朱元璋難道在犯渾嗎？

第一，對“空印案”的嚴懲，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朱元璋挑戰社會與官場的潛規則。在中國社會里，經常有這樣見怪不怪的事情，這種事情往往是拿不到桌面上來，但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又在默默地遵守或仿效著，即使法律要追究，一般也是法不責眾，下不為例。明初官場上“空印”就是這檔子事，它實際上沾不上什麼腐敗的邊。但偏偏遇上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敢於向潛規則開刀的強勢君主。至於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主要還是由於他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有著太多的缺憾和苦難，造成了他在成就自己事業與大明千秋大業時力求完美，甚至可以說是盡善盡美。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他在《大誥續編》中就曾這樣說道：“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嘗不穩，一一皆盡的當”，這反應在明初財政經濟方面則務求無比正確性。

第二，朱元璋是個敢於挑戰“舊習”的強勢君主，明代時歷史學家朱國楨、談遷都曾認為，朱元璋向來“深惡舊習”，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挑戰“潛規則”，但兩位史學家都沒有說明朱元璋為什麼有這樣的心理。我覺得，主要因為朱元璋從小起就飽受元朝官場腐敗政治與社會“陋習”或說“潛規則”之苦。比如官吏貪汙、公開索賄是當時社會的公開秘密，其最大的受害者和犧牲品當然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了，他們也自然會恨死貪腐官僚和“潛規則”，而來自社會底層的朱元璋內心深處就有這樣的思維。對此，《明史》作者十分精闢地論述道：朱元璋“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

第三，朱元璋是個權力慾極強的君主，洪武年間，凡事不論大小，必須要向他奏請，才可以執行。官員們一旦揹著他去做事，後果不肯設想。對此明代後期史學家朱國楨解釋說：“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高皇深惡舊習，事無大小，必經奏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旨，一發勢在必誅”。

第四，從大一統帝國的長治久安來說，非重典嚴刑和重重打擊，是不能剷除這些“潛規則”的，長此以往，一個國家的章法就有被攪亂的危險。明朝史學家談遷曾這樣評價朱元璋對“空印案”的處置：“空印諸事主吏雖無他，然弊不可長，朝廷深惡之未為過。”而朱國楨的論述則更為肯定：“於是（自“空印案”後）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而空印事蹟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這就是說，大明官場自此以後不搞空印之事了，照樣還是將核實錢糧的工作做得好好的。

無論空印案的追究有再多的可取之處，但有一個十分關鍵性的問題，那就是，這個案件完全是一個捕風捉影。定性錯誤的冤案。誠然，國家管理是要有法度和“規矩”，但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體下，法律和規章的缺失這並不是為下者之錯吧。問題是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只有下面的錯，沒有上面的錯，上級領導永遠都是正確的，這是專制體制下的任何臣民都應該永遠要記住的生存之道。

【空印案】

應該說這確實是一個冤案，然而其影響之廣，範圍之大，實在罕見。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案件發生的時間，根據《刑法志》記載，此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據此案當事人的記載，真實發案時間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這一問題尚未得到確認，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說法。

案件的緣由是這樣的，明朝規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而地方賬目必須跟戶部稽核後完全相符，這一年的地方財政計劃才能完成。如果對不上，即使只是一個數字，賬目就必須重新填造，更讓人為難的是所有重修賬冊必須要蓋上原衙門的印章才算有效。

這個規定在現在看來似乎不難執行，但在當時可就難了。

要知道，當時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鐵路，各府各縣必須派使者帶著賬冊去京城。這些使者的首要條件是身體好，因為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沒有汽車火車讓你坐，你得騎馬、坐船、再騎馬，某些時候你可能還要搞些登山運動。

比如你是廣西某地的官員，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兩個月。

就算你年初一就出發，到京城起碼也是早春三月了。滿頭大汗跑去戶部，一核對，錯了一個數字。

行了，啥也別說了，兄弟你打馬回去吧，我等你。

於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騎馬，再坐船，回去改了賬冊，蓋了公章。我去也！

這就是四個月過去了，轉眼已是夏天，趕到京城，又見面了。

兄弟你終於來了，我等你好久了，接著來吧。

這位運氣不好，核對後發現還是有地方錯了，啥也別說了，還是回去吧，下次過來記得穿多點衣服啊，這邊冬天冷！

於是又趕回去，趕回來，這回核對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別回去了，在這過年吧，計劃又該重新做了。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如果總怎麼折騰，誰也受不了。經過分析，官員們發現，關鍵問題在於蓋印這個環節，因為紙筆都是現成的，賬冊錯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讓你帶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爺總不能拿蘿蔔刻印蓋公文吧。當時在街頭私刻公章的生意還是沒幾個人敢做的，於是他們靈機一動，帶上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印信的空白文冊不就行了嗎？

就這樣，帶空印文冊成了當時一條不成為的規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個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這個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發現了這個所謂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員們竟然敢搞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認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頭，於是他派遣官員對此事進行了詳盡的調查。

按說只要一調查，這個問題是不難解釋的，其實即使是他派去調查的官員也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事情的緣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沒有人說。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滑稽場景，問話的官員也知道，回答的官員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這個現象不難解釋——官員們害怕。

如果上書辯解，很有可能被認為是同黨或者包庇，這個黑鍋誰背得起。

就在此時，一個勇敢的人站了出來，值得敬佩的是，他並不是在職官員，而只是一個平凡的生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只是一個老百姓。

【鄭士利的直言】

這個人叫鄭士利，他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靠山，只是憑藉自己的勇氣，只是為了說出真相。

他利用當時平民可以直接上書的渠道給朱元璋寫了一封很長的書信，這封書信在歷史上也很有名，在書信中鄭士利明確指出：空印文冊所用的是騎縫印，並不是一紙一印，而錢糧數字不同，必須一一核對，所以很難確定。說明了空印出現的原因。

其實鄭士利不但敢於直言，也是個聰明人，他估計到朱元璋可能羞於認錯，便在文章的最後，為朱元璋開脫，寫道：其實您也是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貪官汙吏藉機挪用這些空印紙，用來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為了百姓好啊。

照鄭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沒錯，大臣們也沒錯，當然小人我也沒錯，大家都沒錯，誤會，誤會啊！

朱元璋給他的賞賜是送去勞改。

因為鄭士利把朱元璋看得過於簡單了，朱元璋並不是一個糊塗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認錯的人。其實從他的無數耳目那裡，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實真相的。如果他連這個問題都搞不清楚的話，明朝的天下就不會姓朱了。

那麼他為什麼還要處罰這些官員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裡。

朱元璋從來就不信任那些官員們，這與他從小的經歷是分不開的，他深刻了解這些官員們營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來，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現在這些官員們為他幹活。

綜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給朱元璋如此大的觸動，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官員們輕視他的權力，居然敢於不向他請示就私下擅自蓋印。這是藐視他的權威。

真是好大的狗膽！居然為了偷懶就私用權力，今天你們不經過我的允許，把印蓋在文書上，要是容了你們，明天就會把印蓋到我的頭上！不整治你們一下是不行了。

鄭士利被罰作苦工了，作為一個平凡的人，他沒有機會見識皇家的威嚴，沒有福氣享受當官的榮耀，他一無所有，卻憑藉自己的勇氣完成了他個人的壯舉。由於他的英勇行為，這位即非皇親國戚也非名臣將相的普通人被記入了明史。　在屬於他的《明史·鄭士利傳》上，我們看到的是勇氣。

這樣的人是不會被我們遺忘的。

相對於那些空印案中獲罪的官員們，鄭士利還是幸運的。

既然案件已經定性，那麼接下來的就是處罰了，問題在於幾乎全國所有的府縣都存在空印現象，總不能把所有的府縣官員都殺掉吧。

這又是一個難題，但在朱元璋那裡，似乎沒有他解不開的題目。

他總能做出別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認為他絕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員都殺掉，但他真的就這樣做了。

官員們，無論你們在什麼地方，不管是天涯還是海角，山地還是平原，所處的環境繁華或是荒蕪，你們的待遇都是一樣一樣的。

在我們宣佈處罰結果之前，先說一下當時全國的行政結構，全國共有十三個省，一百四十多個府，一千多個縣，這些省府縣的官員很多都與空印案有關。

處罰如下：主印官員全部殺掉，副手打一百杖充軍。除此之外，連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獲罪者，理由是監管不力。

這是名副其實的一掃光，平時都爭誰官大，這下倒好，幹個副職還能去當兵，正職就得掉腦袋了，真是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在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殺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這位仁兄在山東濟寧幹知府，為政清廉，平時肉都捨不得多吃，衣服上滿是補丁，就因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塗的沒了腦袋。

但要說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殺官員的數目是有爭議的，有些史料記載死者上萬人，這應該是不準確的，因為朱元璋處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員，對副職他並未殺掉，朱元璋也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殺人狂，他是有著清醒的政治頭腦的。殺光官員這種蠢事，他不會幹的。

綜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肅貪其實並無太大關係。

官員們由於工作上的便利採取的一種變通手法，演變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書說明真相的情況下，朱元璋還接著處理此案，就值得我們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為大概可以用《說唐》裡秦叔寶進牢房時，衙役喊的一句話來解釋：“進得牢來，先打你一百殺威棍，看你老不老實！”

這殺威棍真是狠啊。

自古以來開國皇帝很多都有卸磨殺驢，屠殺功臣元勳，怕功高震主，唯獨洪武大帝朱元璋屠殺開國元勳，被那些滿清狗口誅筆伐，洪武帝朱元璋死後一些妃子陪葬，也被滿清狗口誅筆伐，洪武大帝的殉葬和屠殺功臣和滿清狗賊嘉定十日屠城比起來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些歌頌滿清的東西對滿清狗賊嘉定十日屠城閉口不談，還一直歌頌滿清所謂的康乾盛世，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