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澄清一下，按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規則，每年進入終選的名單保密50年，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只知道1966年之前的終選名單，近年諾獎究竟是哪些人在“陪跑”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那麼，這幾年為何那麼多人感慨村上春樹是“百年陪跑王”呢？那完全是大家被一些博彩公司的賠率名單所誤導。

▲歐洲四大博彩公司的賠率名單

目前在歐洲共有Ladbrokes、Unibel、Pat、betsson這四大博彩公司參與諾獎博彩，其中Unibel、Pat、betsson沒有預測實力，也不瞭解文壇變化，經常把已死去半年的作家放入博彩榜。而名單可信度比較高的是英國的Ladbrokes（立博）公司，這是個老牌的博彩公司，是體育博彩的大戶，文化類的博彩有奧斯卡獎、艾美獎、布克獎等，諾獎只是它稍帶的產物。

由於近幾年Ladbrokes（立博）公司接連幾年押中了帕慕克、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莫言、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等四五個獲獎者，因而名聲大噪。他們有專門的人員編制賠率表，設立賠率的依據，大體是根據這些作家寫作的活躍度、近年出版作品的影響、評論界的好評程度、相關論文的引用率、作品翻譯率、圖書館借閱率、諾獎評委會成員的閱讀率（這點是內線臥底所做）等等綜合因素，來確定人選作家和賠率的高低。這些因素基本上涵蓋了作家的作品相關指數，有相當的可信度確實是真的。

▲村上春樹

雖然這樣，我們仍不能說哪些人是當年的“陪跑王”，因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範圍很廣泛，你只能知道哪些人曾經被提名，但始終不知道哪些人進入複選和終選名單。文學獎的提名人資格是：①瑞典學院院士和各國相當於文學院士資格的人士；②世界上所有大學的文學教授和語言學教授；③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④各國作家協會（筆會）主席。常年在諾獎提名名單上的共有500-600人，涉及面很廣，而終選名單隻有評委會的18名院士知道。

所以，今年傳說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陪跑名單，實際上都是博彩公司賠率榜上的陪跑名單。知道這一點，我們就能釋然了。

那麼近10年在博彩公司靠前的陪跑名單上的作家共有：

美國的菲利普·羅斯

加拿大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日本的村上春樹

肯亞的恩古吉·瓦·提安哥

中國的北島

敘利亞的阿多尼斯

捷克的米蘭·昆德拉

美國的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美國托馬斯·品欽

奈及利亞的欽努阿·阿契貝

美國的E.L.多克特羅

英國的薩爾曼·拉什迪

義大利的翁貝託·艾柯

美國的約翰·厄普代克

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

▲菲利普·羅斯

這些作家在賠率表上起碼有10年的歷史，要麼含恨而死，如奈及利亞的欽努阿·阿契貝、義大利的翁貝託·艾柯、美國的約翰·厄普代克等，要麼還在苦苦等待，或已宣佈封筆，如美國的菲利普·羅斯，還有捷克的米蘭·昆德拉從90年代就在名單上，歷經20多年，按說都是陪跑王。這些人的資歷都遠遠深於村上春樹，他們都不怨，村上春樹年輕著呢，不過是被過分炒作，算啥子“陪跑王”？

諾貝爾文學獎規定，在公佈獎項後50年之內，不允許公開當年提名的作家名單。所以，現在解密的提名名單隻有從1901年至1964年的。所以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也很麻煩，簡單的是，只要把這63界的提名名單——特別是最後的短名單梳理幾遍，就能找出多次被提名卻沒能獲獎的作家來，而麻煩的是這是一個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經歷的工作。

因此在這裡請恕我不能一一列舉那些”陪跑王“，只能略舉幾例。

1960年代，英國詩人奧登曾多次被諾貝爾獎提名，甚至在1965年進入了最後一輪，但最後卻因“創作高峰期早已經過去”的理由被排斥掉了。終其一生也未能摘得這一桂冠。

博爾赫斯也曾連續十幾年獲得提名，但因為曾有言論激起拉美知識界的憤慨和公開抗議，並於1976年底，從殺害了成千上萬智利人的大獨裁者皮諾切特手中接受了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大十字勳章，而永遠失去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

托爾斯泰，首屆諾貝爾文學獎最有資格的獲得者，卻連提名都沒獲得，引起了當時世界文壇的一片抗議。從第二屆開始，也就是1902年，一直到1906年，托爾斯泰連續5年都得到了提名，卻始終與獲獎失之交臂，理由是作品表現宿命論、誇大機遇而貶低個人主動精神的意義、宣揚無政府主義、篡改《新約》等。此後托爾斯泰還得到了幾次提名，但都被同樣的理由否決掉了。

從提問的配圖，以及對提問的猜測，提問人其實是想給村上春樹找些伴的。但事實上，村上不能算是“陪跑王”。因為近幾年的提名還沒有解密，我們無從得知村上是否真的多次入圍了最後角逐。所有對村上的調侃和關注，只是來源自每一年博彩公司的賠率榜，包括這幾年的提安哥、菲利普·羅斯、托馬斯·品欽、阿多尼斯、阿摩司·奧茲等等都是賠率榜上的熱門。賠率榜不是官方入圍名單，只是博彩公司依據猜測搞出來的金錢遊戲，如果非要叫陪跑的話，只能說這些作家是“陪著”博彩公司“跑馬”而已。

1.諾貝爾文學獎有那麼重要麼？

否。“諾貝爾獎不過是18個評委評選出來的而已，並不重要”。而且，這18個評委並不能真正做到完全公正，個人喜好可能會左右他們的判斷。所以不用安慰村上春樹，每個作家都有特定的讀者群體。

2.針對村上不獲諾獎原因 解釋的一點看法，

所謂“大歷史敘事”的判定作品方法更像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種產物。誠然，我們不能說這種敘事是畸形、錯誤的，因為畢竟我們有陳忠實、莫言等等許多這種具有在歷史向度觀察人性的作家。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纖弱”或者是“敘事單薄”來判定一個作品的好壞。“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中國古代的作品審美與今天正好相反，更多的在於個人審美與消遣。到了現代中國的“魯藝”、“文抗”、“講話”、“胡風案”等等，中國文學的趨勢由自由化、自我化轉向了聯合化、政治化，所以更大的敘事受到追捧。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判斷標準。故而我不贊同“大敘事吸引諾獎”的理論。非常明顯的例子：川端康成、愛麗絲門羅，都不是大敘事的作家。更為細微的敘事其實對於讀者的要求更高——它們需要讀者見微知著，甚至需要不同文化的美學基礎。而且我一直認為對於日本美學沒有深刻理解的話是無法讀好川端康成的。

3.為什麼村上獲得不了諾獎？我讀村上非常少，不宜過多判定。不過僅就我讀的一點來看的話，村上春樹的人物不斷重複，性格相似，突破少。對於思想性，就不談了罷。

1、村上春樹

縱觀歷年的獲獎者及其作品不難發現，用英語、法語和德語寫作的作家更易獲獎。

在諾貝爾文學獎111位獲獎者中，用英語寫作的人最多，達到27人。

其次是法語和德語並駕齊驅，都為13人。西班牙語和瑞典語隨後，前者11人，後者7人，其餘語言獲獎人數都在10人以下。用中文、日語和希臘語寫作的分別為兩人。

所以，儘管村上春樹的知名度很大，但是由於亞洲作家一般在瑞典評委眼中，屬於邊緣群體，大概歐美作家輪到幾次後，才趕上亞洲作家輪上一次，而且還包括中亞、東北亞和西亞，即使在東亞，也有中國這個最大的競爭者，所以村上不能獲獎，也在情理之中。

2、米蘭·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家，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布林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定居。長篇小說《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是以作者母語捷克文寫成。而他的長篇小說《慢》、《身份》和《無知》，隨筆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則是以法文寫成。《雅克和他的主人》系作者戲劇代表作。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米蘭·昆德拉最負盛名的作品。小說描寫了托馬斯與特麗莎、薩麗娜之間的感情生活。但它不是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三角性愛故事，它是一部哲理小說，小說從“永恆輪迴”的討論開始，把讀者帶入了對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中，比如輕與重、靈與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一部意象繁複的書，其中裝載了多種涵義：被政治化了的社會內涵的揭示、人性考察、個人命運在特定歷史與政治語境下的呈現，以及對兩性關係本質上的探索等。昆德拉將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寫成一部非同凡響的小說——其中既有隱喻式的哲學思考，也有人的悲歡離合的生命歷程的展現。

雖然昆德拉是以法語寫作的，但他設定的小說背景，都是在捷克，也算是邊緣題材，而且隨著冷戰的結束，他所著重描寫的那些主題，已經有些過時了，也不能受到專家的關注，不得獎，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3、阿多尼斯

敘利亞詩人阿里·阿赫邁德·薩義德·阿斯巴爾，筆名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於敘利亞拉塔基亞一個阿拉維派家庭，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創作詩歌。

1947年，在第一任敘利亞總統的支援下，他獲得了進入大馬士革大學學習的機會，1954年他畢業於該校哲學專業。在此前後，他開始使用“阿多尼斯”筆名寫作。

阿多尼斯是一位作品等身的詩人、思想家、文學理論家、翻譯家、畫家。他是當代最傑出的阿拉伯詩人、思想家，在世界詩壇也享有盛譽。其有關詩歌革新與現代化的見解影響深遠，並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爭論。迄今共發表《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詩集，並著有文化、文學論著近20種及部分譯著。 他曾榮獲布魯塞爾文學獎、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學獎、馬其頓金冠詩歌獎、阿聯酋蘇爾坦·阿維斯詩歌獎、法國的讓·馬里奧外國文學獎和馬克斯·雅各布外國圖書獎、義大利的諾尼諾詩歌獎和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等國際大獎。近年來，他還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不過，因為阿拉伯語作家，同樣是歐洲評委眼中的邊緣群體，而且，相對來說，詩人獲獎的可能性，要低於小說家，所以，他至今未能受到諾獎評委的親睞，近年來儘管一直排在候選人的前列，但至今陪跑。

有一次我做電臺節目，採訪林少華老師。他說：“每逢諾獎揭曉，都是我最忙的時候。”林少華老師是村上春樹在中國最好的譯者之一。每逢諾獎開獎，少不了媒體的一頓狂轟亂炸，譯者尚且如此，作為陪跑王的村上君不知要承受多少壓力。2015年，諾獎博彩賠率榜上，村上君以6:1的賠率位列第二，2016年、2017年均列博彩賠率榜榜首，他既是長期陪跑諾獎的調侃物件，又無疑是奪得大獎的熱門選手。

（藍調村上君 ）

諾貝爾文學獎陪跑單裡，村上君的名號越來越響亮。然而要論名氣及全世界的影響力，米蘭·昆德拉無疑是更大的陪跑王。他以《生活在別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享譽世界，曾獲得“梅迪西斯外國小說獎”、“耶路撒冷文學獎”、“奧地利國家歐洲文學獎”、“捷克國家文學獎”等等殊榮，米蘭·昆德拉陪跑諾獎二十餘年，賠率也從最初的幾比一，跌至2015年20:1。

(酷酷的米蘭·昆德拉）

根據諾獎的評獎規則，進入終選大名單的作家會被保密50年，這就意味著我們只能知道1966年之前入圍終選名單的作家。而截至到1966年，西班牙作家梅林德斯·皮達爾或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陪跑王”，他曾在22年裡連續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來自瑞典學院院士及各國文學院院士、各國作協主席、歷屆諾獎得主的提名信多達150餘封，他本人甚至還5次為諾獎提名了5為作家。1968年，梅林德斯·皮達爾逝世，終其一生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加拿大著名女性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她曾四次提名英國布克獎，2000年終於以小說《盲刺客》摘得這一桂冠。文學界對阿特伍德衝擊諾獎有兩種聲音，2013年10月，加拿大女作家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新書品讀交流會說：“我很難理解他們為什麼在加拿大作家中選擇了門羅而不是阿特伍德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在我們看來，門羅的小說和卡佛的小說沒有太大的區別，而阿特伍德更能代表加拿大。”評論界的另一種聲音則認為：“阿特伍德的詩句澄澈、雋永，在日常生活與令人驚駭的事物之間，對比鮮明，展現出澎湃的激情和充沛的才華。她的存在，是對諾貝爾文學獎趣味的反諷。”

（阿特伍德是位美麗的女作家）

由於2017年阿特伍德獲得卡夫卡文學獎，今年的博彩賠率榜上，名次較之往年直接飆升了100位，是僅次於村上君的得獎大熱門。中國作家閻連科是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得住（首位中國籍作家），今年已躍居博彩賠率榜第5位。

（我很喜歡的作家閻連科）

（高銀）

高銀，初中輟學，少年出家，數次自殺，幾度入獄；出版詩集百餘部，號稱南韓“李白”。 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把他稱作“南韓詩歌菩薩”，有多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陪跑經歷，高銀在南韓文學界德高望重，也是目前南韓國內衝擊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詩人。2007年，英國博彩公司以1比14的賠率將高銀頂上十強，2008年又以1比33的賠率衝進二十強，2015年他再次躍居諾獎博彩賠率榜的前十強。“每戶人家都有新娘。多麼久的等候。 我停止走路，遠遠地繞著圈子。 老馬早已預知雷聲， 無力的閃電姍姍落地。---- 啊，這世界多麼古老。”這樣的詩句讓人感懷，這匹老馬也已在陪跑諾獎的大道上，奔走多年。

除了以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陪跑大咖外，20世紀後半期最耀眼的義大利百科全書式作家安伯託·艾柯；兩次普利茨小說獎得主、兩次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美國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約翰·厄普代克；曾獲得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西班牙語文學最高獎項塞萬提斯獎，以及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墨西哥國寶級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都是享譽世界的文學大師，陪跑諾獎的經歷都在十年以上，然而直到三位大師去世，始終未能獲得一尊“諾獎小金人”。

（艾柯臉上永遠掛著迷人的微笑）

（厄普代克憂鬱的馬臉讓人動容）

大師已逝，諾獎永生。蕭伯納曾經調侃過：“諾貝爾設立獎金，比他發明炸藥對人類危害更大。”作為192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他的話真有點“吃過了葡萄才說葡萄倒牙”的酸腐氣。不過歷史上，真的有人拒絕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和授獎。 1927年，來自諾貝爾家鄉的探測學家斯文·赫定到中國考察，在上海瞭解了魯迅的文學成就和他在近現代中國文學上的巨大影響，這位愛好文學的瑞典科學家準備推薦魯迅為諾獎候選人，被魯迅先生寫信斷然拒絕。一年後，斯文·赫定決定提名胡適為諾獎候選人，胡適在給他的回信中正色寫道：“如果他們因為我提倡文學革命有功而選舉我，我不推辭；如果他們希望我因希冀獎金而翻譯我的著作，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

（薩特與波伏娃都是風靡世界的作家）

法國作家、哲學家薩特，以及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鮑勃迪倫，都曾公開決絕過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薩特曾說：“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只有運用他的文字。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

可見，諾獎的設立究竟是好是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家們的發心是否純澈，你中或不中，諾獎都在那裡，不偏不倚。或許那句“失之我命，得之我幸”的俗話，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心態。

諾獎的天空，群星閃耀。願衝獎的作家們終能灑脫地漫步星河，不知怎的，我竟想起王小波的詩，他說：

“走在天空，走在寂靜裡，而陰莖倒掛下來。”

村上春樹又雙叒叕陪跑諾獎了，他見證了日本經濟的輝煌與落寞

圖片說明： 《挪威的森林劇照》

編者按：2017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村上春樹再次陪跑。作為“團塊世代”，村上春樹的文字裡記錄了一代人“日本夢”的泡沫與崩潰。

今年68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於2月24日在日本發售了最新的長篇小說《騎士團長殺人事件》。從其29歲出道時的處女作《且聽風吟》開始，此後每一次村上的新作面世，都幾乎免不了引領起一場購買和評論的熱潮，媒體一時間也會猶如集體去參加村上最愛的馬拉松跑步一樣異常熱鬧和歡騰。不過，今天要聊的不是村上的小說，而是借用他在另一本富於現實意義的散文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1]中對日本社會的描述，回到新千年之前日本的高速發展時代，看一看，想一想。

一、朗日和風，那是最好的時代

首先，村上春樹在其聲稱為“首部自傳性作品”的《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對自己出道前後的生活進行了如下描述：

“三十歲那年，我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時候，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人生經驗，雖然談不上多麼豐富，卻與普通人或者說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從大學畢業，接著就業，隔一段時間，告一段落後再結婚成家。其實我原先也打算這麼做，或者說，馬馬虎虎地以為大概會順理成章變成這樣。因為這麼做，呃，是世間約定俗成的順序。而且我（好也罷壞也罷）幾乎從來沒有過狂妄的念頭，要與世情背道而馳。實際上，我卻是先結婚，隨之為生活所迫開始工作，然後才終於畢業離校的。與通常的順序正好相反。這該說是順其自然呢，還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總之人生很難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針運作。

反正我是一開始先結了婚（至於為什麼要結婚，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又討厭進公司就職（至於為什麼討厭就職，這也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就決定自己開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類和菜餚的小店。因為我當時沉溺於爵士樂（現在也經常聽），只要能從早到晚聽喜歡的音樂就行啦！就是出於這個非常單純、某種意義上頗有些草率的想法。我還沒畢業便結了婚，當然不會有什麼資金，於是和太太兩個人在三年裡同時打了好幾份工，總之是拼命攢錢，然後再四處舉債。就這樣用東拼西湊來的錢在國分寺車站南口開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年輕人開店不像現在這樣耗費巨資，所以和我一樣‘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們，就到處開起小店來，諸如咖啡館、小飯館、雜貨店和書店。我的小店周邊也有好幾家同齡人經營的店。血氣方剛、貌似學生運動落魄者的傢伙們也在四周晃來晃去。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個雖然事事粗枝大葉，卻也不乏樂趣的時代。”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讀到幾個時代資訊：首先，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年輕人——“大家”一方面已經廣泛受惠於戰後迅速提高的中等教育普及率，大部分還有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高考戰爭”和業績評價的硝煙當時還沒有瀰漫開來，用村上自己的話說就是“什麼分數啦名次啦偏差值啦”，“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這種玩意兒還不存在”，“校園欺凌和拒絕上學還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大學畢業後可以順利地“接著就業”。即使有“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也可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處開起小店來”；“隔一段時間，告一段落後再結婚成家”，大家都默契遵照著“世間約定俗成的順序”，還沒有出現晚婚化、少子化、老齡化等等問題。“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

是啊，那簡直是一個最好的年代。

二、產業社會下的：教育、工作、家庭

不過，讓我們再冷靜地細察一下，那個好時代中生機勃勃、樂趣無窮的日本社會究竟是維繫在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這種結構中蘊含的問題又是些什麼？而那些問題在此後乃至至今的發展程序中又是以怎樣的形式被留存和延宕？亦或在怎樣的程度上被反省和克服的呢？

對此，我們首先可以借用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由紀提出的“日本戰後迴圈型發展模式”這一概念，來走進當時的社會時空。“戰後迴圈型發展模式”，即一種形成於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並被建構在教育-工作-家族這三個領域中的一種三位一體的纏繞關係和社會構造。

不難憶起，二戰後隨著冷戰帷幕的迅速拉開，美國一改冷戰前期的對日佔領政策，而將日本視為在反蘇反共和作為遠東軍事據點意義上的重要“同盟”。以此關係轉換為前提，日本在經濟方面得以藉助北韓戰爭、越南戰爭的“特需”動力實現了迅速復興，自五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就達到了年均8%~9%的經濟增長率，開始進入所謂的高速發展期。1973年，雖然因為石油危機的影響經濟有所回落，但是自七十年代後半至八十年代間，日本經濟也仍舊保持在年均4.2%左右的穩定增長率，“富裕”的實感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中期，直至泡沫經濟崩潰和冷戰終結，轉入“消失的十年”。

回到村上春樹的話題上來，生於1949年的村上，是被稱為“團塊世代”的一代人。對此，村上有如下自述：

“說句真心話，我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對學業不太擅長。倒不是成績糟糕透頂的差生，成績嘛，也算馬馬虎虎說得過去，可是我本來就不太喜歡學習這種行為，實際上也不怎麼用功。我就讀的那所神戶的高中是所謂的公立“重點學校”，每個學年都有超過六百名學生，是一所很大的學校。我們屬於‘團塊世代’[指在日本戰後第一個生育高峰期，即1947 年至 1949 年期間出生的人] ，反正就是孩子多。在那裡，各門功課定期考試前五十名的學生，姓名都要公佈出來（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可那份名單裡幾乎不會出現我的名字。也就是說，我不屬於那約佔一成的‘成績優秀的學生’。呃，往好裡說，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也就是說，像村上一樣被稱為“團塊世代”的人們，恰好集中出生在日本戰後復興的時期裡，而其從小學至大學的階段（1960~1970年代），又完美地和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重合在一起。尤其自1960年安保鬥爭之後，戰後思想的實踐和政治運動漸露疲態，人們逐漸將想象力從彼岸拉回，返回到此岸的生活之中。此後的社會氛圍，便恰如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標語一樣——“快速、強力、發展”，一切扶搖直上，此岸的未來閃閃發光。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工作-家族”這種三位一體的“戰後迴圈型”發展模式意味著什麼呢？回到村上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年輕人們從學校畢業之後，立即可以作為應屆生得到統一的正式錄用。這種“應屆生統一錄用”的模式，其實是呼應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勞動市場人力不足的迫切需求才應運而生的，一方面是高中擴建大學擴招，另一方面是很多應屆生在畢業之前就被企業早早地“內定”下來，並且這種迫不及待的錄用均以“終生僱用”和“年功序列”這兩大日企政策作為前提性的就業保障。因此，年輕人在職場中可以期待隨著晉升或就職年限的增加而獲得上漲的工資，並可以將逐漸充裕起來的收入用於下一代的教育中去。結婚養家沒有問題，生子育孩也可以承擔，在丈夫工作和收入穩定的前提下，接受男主外女主內（丈夫認真工作養家、妻子操持用度顧家）的性別分工也是當時大部分都市核心家庭的現實選擇。而且，承擔著守護家庭和育子職責的專業主婦，自然比較注重對下一代子女的教育管理，對孩子的教育過程也會傾注較多的期望和投入。這實際上意味著，在當時日本政府對於學校教育領域的投入和財政支出比較低的情況下，子女教育實質上是由家庭在校外教育方面作出了彌補，也就是說，下一代的教育保障實際上更多地是依靠家庭層面的付出和支出而得以支撐的。

團塊世代村上春樹

幸好，“團塊世代”的父親們穩定上升的工資，畢竟可以承擔起孩子們上漲的學費和各種校外補習費，而母親們也可以將主要精力用於監管子女的學習過程。只要孩子們透過升學和大學的洗禮，又可以順利地進入企業獲得穩定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育子，工作……往復迴圈。如此，只要日本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做好對企業事業的支援（雖然同時抑制了對教育和家庭方面的支出），便可以透過將某一領域獲得的資源作為下一個領域的再生產資源加以投入的方式，實現“教育-工作-家族”三個系統間的迴圈發展。這種模式，在泡沫經濟崩潰前，一直成為支撐戰後日本社會和家庭發展的主要模式。也正是因為以此迴圈系統作為前提，才得以鞏固日本戰後形成的以企業為中心、加速地域開發的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當然，在彼時發展夢的滾滾大潮中，正如村上所說，即使有“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也可以創業創新，“到處開起小店來”，碰著運氣，去尋找到世間適合自己的“縫隙”，“好歹能生存下去”。

三、繁榮背後，簾幕無重數

但是，回望彼時日本的發展，日本學者們也早已指出，這樣的迴圈模式在其成立之初，就開始內含了自身的病理。

比如，教育、工作和家庭各個系統間的迴圈運作，每一個系統的目標只是單一地指向下一個系統，而因此必然在某種先行主義的傾向中，造成自身系統內部的空洞化和對自身問題的無視。例如，在教育領域中，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進入好公司，而對學習本身的意義、對以成績和業績為中心的競爭規則及其合法性卻不予關注和追問。同樣，在家庭領域中，因為男性的職責被定位於婚後掙錢養家，所以其在職場為了確保穩定的工作並完成某種社會角色，就需要充當“企業戰士”、“公司人”甚至是“社畜”；在這樣的境況下，要擔負起家庭內部職責和監管子女教育的女性，即使家庭內部的某種空洞化和形骸化已經開始蔓延，也同樣沒有多少餘裕停下來重新凝視家庭自身的問題。而另一方面，這種被定位為“良妻賢母”的家庭內部的女性角色，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戰前日本家庭中女性被視為堅強溫暖的“大後方”時，某種一脈相承的奇幻色彩。

“社畜”是日本企業底層上班族的自嘲用語。

此外，被這種安定富足的生活所浸潤滋養起來的，還有一種自私自利的生活價值取向。即人人都只關心和守護自己的生活權，並自足於自己的內部世界。為了做好“一國之君、一城之主”（村上語），甚至不惜趕走和排除其他的異己者，因此更加排外和自閉，也越發失去了與他者連帶和團結的契機。

其實，對於戰後日本的“私”與“公”的關係，日本學者藤田省三曾指出，以“私生活”為基盤建立起來的日本的“戰後”時代，在人們關注個人主義和偏向私生活的意識指向中，實際上蘊含著一種作為個體之人對於戰前“國家”的抵抗姿態。因此，在這種圍繞戰前和戰後展開反思的意義上，在這個層面的“公”-“私”相對中，“私”的位置其實是具有它的優越性和重要意義的。可惜，隨著高速發展列車的啟航，“私生活”所具有的抵抗姿態也在加速度中被逐漸風蝕和瓦解，其想象和構築另一個世界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甚至難免被抽空成另一種面向上的自足排外的“私生活利己主義”。在以經濟為中心、以開發主義為正規化的時代氛圍裡，隨著科技、消費、地域開發和城市化等新象徵物的浮現，人們不管有意無意，都願意把那些諱莫如深的歷史記憶、意興闌珊的政治情緒和破碎的自我認同推向歷史的彼岸，然後乖巧地迴歸到眼前自足繁榮的、不觸及外部問題的、保守自閉的私生活軌跡上來。

四、舊事如流水，前途路漫長

“快速、強力、發展”，在持續穩定的繁榮中，日本的民眾的確迎來了一個築夢的時代，一個我愛我家的時代，一個安定生活“中流”富足的時代。在如此舒暖溫柔的時代中，人們可以選擇背過身去，不去理睬在1960年代前後不斷暴露出來的公害問題，也可以選擇不去看見這份光鮮亮麗的繁榮本身是依附在“55年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上的事實，甚至可以完全不去關心自己所置身的高效迅捷的都市消費生活，與作為其穩定能源供應和安全保障的區域之間那些看似無關、實際卻親密無間的聯絡，即例如東京－福島核電站、大阪－敦賀核電站、日本本土－沖繩美軍基地等的相互關係。畢竟，只要確保自己的生活一切照常溫暖舒適，未來之夢就依舊指日可期。

然而，當九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的嚴冬襲來，戰後對“安定”、“中流”抱有廣泛認同的日本國民意識被無情地撕開一道道深深的裂縫，也從此撕裂了日本這個曾經被稱為“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為民眾張開的安全防護網。時代的關鍵詞搖身一變，人們驀然發現眼前盡是“崩潰”、“破綻”、“危機”、“下落”、“悽慘”、“坍塌”……當產業社會的基盤不斷動搖，而世間其他領域的保障安全網又襤褸不堪之時，無論是工作領域、還是教育或家庭領域，原先處於穩定迴圈結構中各個階層，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而對於那些原本就缺失了保障資源和被安置於犧牲體系中的人們，更無疑會遭到釜底抽薪般的沉重打擊。

消失的十年過去時，日本重新響起的是“改革”的大合唱。呼應著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為了重振經濟和提升競爭力，日本政府擼起袖子開始推行一系列“規制緩和”和有助於市場自由化的改革政策。然而，當自由的風迎面吹來，如今的日本，非正式僱用員工仍然佔據著勞動者人數的三分之一，大學畢業後找不到穩定工作的非應屆生正大幅增加，而就算那些好不容易被錄用為正式員工的人，也早已失去曾經“終生僱用”的保障，相反面臨著越發苛刻的勞動條件。

讓我們回到村上的自述：

“在我還是個孩童的時候，社會是有‘發展空間’的。所以個人與制度對立之類的問題會被這個空間吸收，沒有演化成太大的社會問題。因為整個社會都在運動，而這種運動吞噬了各種矛盾與挫折感。換個說法就是，感到為難時，到處都有可以逃入其中的餘地和間隙之類的場所。然而高速增長時代早已結束，泡沫經濟時代又已告終，到了現在，就很難找到這種避難空間了。只要順應潮流就總會有辦法，這種粗枝大葉的解決方法已經不復存在了。”

村上說，今日之日本，是“避難空間不足”的日本。那麼多的人，那麼多樣的人生，不再可以粗枝大葉，不再容易找到可以容身的避難空間。是人們不求上進了嗎？還是“上進之路”本身需要被重新視為問題？人生之路，為何越走越窄了呢？

荏苒冬春去。年年歲歲，風月相似；新愁易積，舊痍未愈。夢闌之處何思量。

回望他人，也是為了回望自己。每一次，當那些自知單薄的人在深夜醒來，我們或許應該問問自己：我們可曾有一次對得起自己所承受的苦難？是否還來得及重新審視和看清自己以及同時代人的身後那些歷史的文化的漫長的陰影？是否還來得及挽回曾經因為自保而錯失的那些通向他者並與他者相連的契機？

[1] 本文中涉及村上的引文均摘自村上春樹的大陸譯本《我的職業是小說家》（2017年1月1日，南海出版社出版），譯者施小煒。村上的日本原版《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於2015年9月10日由Switch Publishing出版社在日發行，2016年10月1日又由新潮文庫出版社發行了文庫版。引文中橫線為作者所標。

美編：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