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網站文章截圖圖片來源：https://americanmind.org/features/a-house-dividing/showdown-or-surrender/一決勝負還是繳械投降？| 美國社會分裂背後的“階級地理學”作者：邁克爾·林德 (Michael Lind)譯者：董璐瑤

法意導言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在政治、社會等問題上充滿了分歧，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紛爭在特朗普當選總統的四年內愈演愈烈，政治與社會的大分裂引起各方的反思與探討。邁爾克·林德(Michael Lind) 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著有《下一個美國：新民族主義和第四次美國革命》等書，在其多本著作中解釋和捍衛美國民主民族主義的傳統，主張“自由民族主義”、“離岸制衡安全戰略與經濟民族主義相結合”，批評自由意志論。2020年12月14日，林德教授於克萊蒙特研究所的線上出版平臺《美國思想》(The American Mind)發表《一決勝負還是選擇投降？》(Showdown or Surrender)一文，指出階級及貧富差距是超越黨派差別的首要問題，工人階級應當在政府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看著地圖上支援民主黨的藍州和支援共和黨的紅州，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斷定美國各州正在沿著地理邊界分裂為不同的政治團體。基於這種假設，共和黨執政期間的民主黨人士和民主黨執政期間的共和黨人士通常會重新提出以前的州權理論，以保衛自己的選區不受對立黨派的控制。然而，這一具有潛在致命性的結論其實立足於一種錯誤的判斷，如果對聯邦制寄予錯誤的希望，可能註定會將權力讓渡給國家管理精英階層（national managerial overclass）。在美國曆史上，梅森—迪克森線是政治地理學上的主要分界線。自1800年左右至20世紀後期，南方精英政黨與北方大多數白人工人階級結盟，比如傑弗遜共和黨到羅斯福—約翰遜民主黨。近兩個世紀中，包括聯邦黨人、美國輝格黨以及林肯—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人在內的北方精英政黨，聚集於新英格蘭地區和中西部的北部地區。他們有時在偏遠南方丘陵區的民粹派中找到同盟，共同支援南方黑人的人權—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以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口音而區別於那些老派東北部貴族精英的南方貴族已經消失了。從前的地區寡頭已經融合成單一的同質性特權階層。其中大部分是家族承襲，也有部分屬於精英知識分子。這一特權階層的成員分佈在不同的地域，野心勃勃，進入同樣的私立或公立大學，說著同樣的同質性、非地區性的精英語言，閱讀同樣的報紙和雜誌，看同樣的電視節目和電影，遵循同樣的時尚，吃同樣的食物。這裡沒有紅藍州之分。最精確的投票地圖是郡縣地圖，而不是州級地圖。郡縣級地圖顯示，在美國的每個地區，主要的黨派分野處於城市中心與其他地區之間。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以外是紅色的，而得克薩斯州絕大部分城市區域都是藍色的。城市和郡縣僅僅是州政府的產物，所以，代表全州略佔多數選民的政客在州政府中掌權時，他們可以利用這一權力對州內各地的地方政府施加影響。這意味著，一旦少數大城市的大多數選民贏得了州議會和州長的職位，他們的來自遠郊和小城鎮的競爭對手就沒有辦法反擊了。將此情況視為“城鄉”分野是錯誤的。只有1.3%的美國工人在農場工作。各地區的主要區別都集中在城區內:一方面在商業區和商業區周圍人口較密集區域之間，另一方面是在商業區周圍人口較少地區和遠郊之間。

新型階級地理學

這種黨派分歧是否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團體都可以獨立存在?答案是否定的。它反映了在一個高度集中、深度融合的社會中存在著不同階級、不同種族和宗教群體。與歐洲一樣，美國中心城市的人口往往是那些在商業、金融、專業、學術界、媒體和政府等領域擁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為主的經濟精英，以及拿著較低收入為這些人打工、以移民為主的、從事低端工作的工人階級。雖然有些人從外環線通勤到市中心，但無論種族，大多數美國工薪階級都生活、通勤和工作在市中心外圍和遠郊地區。除了快餐和折扣零售業這種聲譽較低的服務(主要是相互提供服務)，城市外的工人階級還從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能源、農業綜合企業和其他從特權階層的城市樞紐中遷移出來的“骯髒”的生產性行業。把如今高度民族化和城市化的美國想象成美利堅聯合“城邦”國。想象一下，把所有藍色的大型城市的核心地區——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休斯頓、奧斯汀、亞特蘭大的市中心和近郊區——放在一個藍色的大圓圈裡。然後，把這些城市的所有遠郊地區放在一個更大的紅圈裡，環繞著藍色的內圈，形成一個棋盤狀的郊區爭奪格局。

這張想象出來的圖形揭示了一個新的現實情況，即現代美國國家政治本質上是紐約式的城市政治，並複製到了全國各地。現在，所有的大型城市的核心地區都相當於曼哈頓，所有的外圍地區都相當於紐約市的外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2016年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是紐約人但沒有人覺得奇怪。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一名撰稿人在 2016年《永遠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特刊中嘲笑特朗普的“外區口音”。這個國家裡新進團結起來的管理及專業精英階層既有民主黨人也有共和黨人，但它更偏向於民主黨。這是因為民主黨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的政黨，也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企業的政黨，比如矽谷和華爾街。但無論他們屬於克林頓—奧巴馬—拜登派的民主黨還是布什—羅姆尼—瑞安—哈里派的共和黨，大型城市的寡頭們傾向於共享復甦的新自由主義公共哲學，對文化和社會問題持偏穩健的激進態度,而經濟上偏右,支援自由市場交易,主要體現在貿易、移民、科技及金融監管和私營部門工會被敵視等問題(與民主黨的公共部門工會相區別)。在教育、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方面，與大多數本黨派非精英階級的選民相比，兩黨中的資金捐贈者、管理層與專家之間更具有相似性。透過各種“文化戰爭”，比如左派掀起“OK”手勢的象徵性爭議、右派對墮胎非法化的虛偽修辭，黨派內部的精英們操縱著本黨內部的那些非精英階層。幾乎所有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力都集中在單一國家統治階層手中，而且其成員聚集於幾個主要城市，這樣的情況儘管在拉丁美洲、法國或英國曆史上曾有先例，但在美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對於美國大多數非精英工人階級的擁護者和他們為數不多的上層盟友來說，新的階級地理學有兩個含義。

民族主義還是失去一切？

首先，隨著教會、私營部門工會以及以會員而非捐款者為基礎的政黨體系逐漸式微，唯一留給高中學歷的工人階級去施加影響力的全國性機構只剩下政府。儘管捐助者和大學學歷的精英們可能會削減平民的影響力，但是普通民眾仍然能夠透過投票對政府產生一定影響。相比之下，特權階層除了控制了大部分政府機構之外，還不受約束地主導著媒體在內的私營部門、高校以及慈善基金會在內的非營利部門。以加州16號議案的表決為例，如果精英階層未能成功說服選民投票支援民主公投中的種族和性別配額，那麼他們將藉助私經濟權力而非政府權力來施加影響。就像納斯達克(NASDAQ)那樣，在準備上市的公司的董事會中強加種族和性別配額,補入精英白人女性及少數群體中的精英成員。據此可見,小政府保守主義（smaller-government conservatism）有弊於各個種族中大部分工人階級的利益，工人階級的支持者需要增加其在政府中的權力，因為政府是工人階級唯一能夠產生影響的機構，並代表平民百姓積極行使權力，監督寡頭團體在商業、媒體、非盈利組織及學術領域濫用集中化的私人權力。第二，這場戰爭必須旨在控制聯邦政府和國家政府權力機構。如果認為一個充滿敵意的精英群體掌控著政府，卻會允許持不同政見者和敵人以各州權利或地方主義為庇護所，這是一種錯覺。1820年的美國，各州治權保護了北方反奴隸制的激進分子，使其能夠抵制當時長時間控制著聯邦機構的南方奴隸主，這種防禦性地方主義或許曾經是可行的，但在2020年，它卻不合時宜。特權階層對各個部門的控制—包括私營部門和非盈利組織—使得美國跨種族多數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和利益受到威脅，但反政府保守主義並不是解決這些威脅的辦法。恰恰相反，盲目的反政府主義可能會對民主政府產生威脅，而民主政府是美國多數工人階級對抗上層管理革命並捍衛價值觀和自身利益的唯一可用工具。在美國集中化的“聯合城邦”中，外區的居民不能脫離城市。他們除了為控制市政廳而奮鬥之外別無選擇，否則只能走向失敗。

文章來源：Michael Lind, Showdown or Surrender, The American Mind, December 14 2020.網路連結：https://americanmind.org/features/a-house-dividing/showdown-or-surrender/

譯者介紹

董璐瑤，上海師範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