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君，我來回答。

先秦諸子中，韓非子最反“民智”，別推“愚民”。韓非子為何主張“愚民”而治抑或其“愚民”思想的本源何在呢？謹此，筆者略陳己見，待教於方家。

一、階級出身之使然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貴族出身的韓非子，對於人民有一種先天的輕視，對維護本階層的利益、便於本階層的統治，在思想上更有一種本能的預設、揚取。換言之，在認為“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韓非子·顯學》）的偏執下，韓非子在為“位上者”謀之的過程中，更傾向於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選擇一種更便於統治的治理方式，實現“尊君卑臣”。而在所有的為政方式裡，“愚民”而治無疑是一種最簡省、最可行的形式——遣賢去知，一切悉聽“上命”，人民不擁有批評國家政策的智識和能力，在位者就根絕了執政的危機和困難。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于軍。（《韓非子·五蠹》）

在韓非的政治理想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子·主道》），人民不需要學習甚或思考，各層的官吏就是他們的老師。最好的統治，不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而是人人安分守職，無條件地站在統治者一邊，圍繞著“萬世一統”的統治出發；為達此目的，不僅認識上必須視民眾為無知無識之輩，行動上還得確保民眾的無知無識狀態得到維持。由此，除了“法”以外不許有任何書籍存在，而歷史記載(先王之語)尤在禁絕之列；邦國當中，只需要的是兩類人——能夠“富國”的農民和用以“強兵”的戰士。而為便於統治計，“焚書”“坑儒”的暴行是可行的，“誅心”“腹誹”的罪狀是必須的；韓非不只要控制人的言行，更想到要控制好人的思想內心，硬刀子和軟刀子一同懸於上，一切悉聽“上命”， 這才是最徹底的統治。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鄉校之聚、清流之議，是邦國大禁，擁有知識和思想的“士人”，乃國之“大蠹”“至害”。

概而言之，韓非子主張“愚民”之術，固然有認識上的偏執，更基於階級出身的考量：“諸公子”的身份，使其本能地站在統治者一邊，視“民智”為“亂之始”，以“愚民”為“治之數”，將自己的思想鑄化成了禁錮“民智”、舉推“反智”的形器。——“愚民”術之所以得到秦以後歷代統治者心照不宣的青睞和貫徹，皆因為它無條件地站在統治者一邊，能最大程度地緩解統治的困難，確保對人民的壓迫和掠奪。韓非基於自身的視點，為了滿足、實現帝王的統治欲，大肆宣揚“愚民”之術，荼毒了百代蒼生，對中國歷史而言，不啻一場無妄重災。

二、晉身謀世之促然

韓非子生於戰國末世，圖強儲存成為“七雄”面臨的最大考驗和選擇。為了儘快地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韓非子勢必篩選、總括出一種最便於施行、最具時效的“王霸之略”。換言之，在晉身謀世動機的推促下，韓非子別取“愚民”之術，正是看重了它的“主以尊安，國以富強”（《韓非子·和氏》）。

如前所述，韓非子於邦國當中，最推重抑或認為最受歡迎和優待的是兩類人——農夫和戰士，這不只因為他們能夠“富國”“強兵”，更在於他們都安分守己，遠智寡思，最便於統治和役使，“尊君”而富國。韓非子在“八奸”之防外，尤推 “五蠹” 之祛，就是看到了讓人民擁有一些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後，對統治增加的困難和對統治者權威產生的潛在威脅。是以，在《顯學》篇中，他最徹底地提出了“愚民”為治的主張：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併力疾鬥所以治安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聖，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在此，韓非子“尊君卑臣”的主張，是為“位上者”謀之，更是出於對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甚或野心的期待和賈售。不難看出，韓非子的“為政”思想裡，借鑑、發展了商鞅的很多思路。這其中，就包括“富國”“強兵”的舉措和“遣賢去知，治之數也”(《商君書·禁使》)的傾向。這一方面，是因為同屬法家，其思想本身即有傳承和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秦國在商鞅變法的推動下，由西戎弱國成為列強之首，對於其他國家產生了強大的震撼，韓非子取鑑商君“治術”，無疑正是看到了這其中巨大的誘惑力，為他的晉身謀世創造更大的便利和機會。

要之，正是在晉身謀世動機的驅使下，韓非子以“尊君”為誘餌，發展完備了“愚民”思想，一切與愚民術相關的內容，包括禁絕真理、迫害知識分子、打擊異端並強行統一思想，在其筆下都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統闡述。其“愚民”之術，是為“位上者”謀之，總結了以往的一切經驗，從戰國(特別是中晚期)的政治經驗中逐步發展成熟並加以系統化，使它變成了歷代專制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為了滿足一己私慾，韓非走向“愚民”“反智”的歧途，將自己鑄造成了一個思想酷吏，“兩千年來，韓非對於華人政治生活的影響，遠超出一般的常識瞭解之上”（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其餘禍可謂深矣、遠矣、巨矣。

三、尊卑別序之必然

韓非之前，諸子百家中，已不乏尊卑別序、君臣主從的思想和傾向。無論是老子推崇的“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慾也，使夫如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道德經》第三章）、孔子講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還是商鞅強調的“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商君書·慎法篇》），都流露出“尊君卑臣”的思想，認為尊卑別序、君臣主從是治平之基。即便是墨家講究的“兼愛”“非攻”、孟子強調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孟子·盡心下》）、荀子提出的“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楊朱倡導的“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楊朱篇》），在他們的認識裡，庶民百姓仍然都是處於被統治、被管理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更側重於“仁政”“愛民”的命題。諸子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思想或傾向，撇開其他不足，筆者認為主要是緣於他們“士人”“賢者”的身份——對知識、道術的掌控和傳承，使他們擁有了一種別樣的自信和偏執，在他們眼裡，“位上者”“肉食者”應該被指導、點播，而庶民百姓限於才智器識，則只能被“由之”、被治理。

處於戰國末世的韓非子，在其思想體系的建構和政治理念的形成上，無疑吸收、借鑑抑或受到了先前諸子中尊卑別序、君臣主從思想和傾向的影響。“（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韓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諸子略說》）。在這種學術淵源或認知理念的揚棄、深入下，韓非子將尊卑別序、君臣主從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具化成了“愚民”思想，並將“愚民之治”抬舉到了“明君之道”：

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韓非子·主道》）

在此，他主張君主用絕對的權力來制服臣民使其不敢稍有異動，使“尊君卑臣”傾向發展到極致。而在《喻老》篇中後，韓非藉用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解釋《老子》之際，將“愚民以治”思想闡述的深刻周至、鞭辟入裡，甚至具體而微地指出：“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這種實行思想統治的愚民政策，直接影響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凡此，韓非子“愚民”思想於前人“尊卑別序”思想有所本依，抑或韓非子“愚民”主張緣是由古以來逐漸定形尊卑別序理念、專制主義傾向發展之必然。在此，韓非有所本依，更有所強化、發展。如在綱常等級觀念上，韓非子空前強調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韓非子·忠孝》。後世每將“三綱”之禍歸咎於漢儒，並由此遷罪於孔子。其實，“三綱”之說成型於韓非，推廣於董仲舒（見《春秋繁露·基義》）。

不知題主為什麼把《韓非子》欲說成“萬惡之源”？個人愚見，《韓非子》不但不是萬惡之源，而且恰恰是《韓非子》最早提出，用法制的手段來懲治官場和社會上的萬惡之源。

韓非是戰國末期集諸子學說之大成的思想家。他與李斯師承荀子，但卻去其“禮”而取其“法”；他推崇老子，但舍其柔弱無為，而取其法術，主張剛強有為。此外，前期法家人物中，商鞅所變之“法”，申不害所講之“術”，以及慎到所說之“勢”，他都兼取，從而編撰了二十卷的《韓非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法家思想體系。

在歷史觀點方面，他持進化觀點，主張變革，反對復古，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而備變”，“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他認為歷史是發展的，不同時代應當有不同的治世措施，堯、舜、湯、文、武那些東西都過時了，不能墨守古聖先王的東西。基於此，他提出了所謂“新聖”，即他理想中的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要求人們“法后王”。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法”指制定成文的條規，這些嚴刑峻法人人都要遵守，順者賞、違者罰；“術”指君主駕馭臣下的權術，即人君藏而不露，暗自運用以駕馭臣下的手段；“勢”指君主的權勢地位。這種法、術、勢冶於一爐的學說，為新興地主階級提供了思想武器，後來成為封建帝王實行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韓非反對禮治、德治，反對儒家的所謂仁政，反對均差，主張競爭。他主張獎勵耕戰，主張“耕可以得富，戰可以得貴”，把耕戰作為人們取得財富的最重要途徑。

在文學思想方面，韓非的文章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思想深刻，邏輯嚴密，文筆坦誠直率。韓非的文學觀是重功利而輕文采的，為了使文學為其“法治”服務，他提出“好質惡飾”的文學觀，主張寧可“取情去貌”，也決不“以文害用”。但《韓非子》一書在寫作方卻獨具特色，其文不事雕琢而以犀利峭刻著稱，文中發言直率，毫不掩飾，論述問題條分縷析，邏輯嚴密，氣勢逼人。《五蠹》《說難》等文是其代表作。韓非尤擅駁論文，常在文中假設各種不同意見，自問自答，一一加以剖析辯駁，以證明對方之悖謬，又常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抓住對方破綻，使論敵進退失據。此類文章以《難一》至《難四》《六反》《八說》等篇最突出。他善於運用寓言說理，其寓言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和歷史故事，簡潔凝練，辛辣深刻。在《說林》《內儲說》《外儲說》等篇中，分類輯錄了大量寓言，如“郢書燕說”、“守株待兔”等。它是先秦諸子中運用寓言最多的著作，表現出古代寓言由說理文中的論證手段，向獨立成篇發展的趨勢。此外，《解老》篇是對《老子》一書的闡釋，文中同樣體現了韓非的法家思想，其形式對後世解經文字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綜上，《韓非子》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之作，在哲學史、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他的法制思想和嚴刑苛法的政治主張，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採納，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被西方國家所採納。《韓非子》的問世，對掃除社會上與“法”相悖的思想，打擊與“法”相違的行為，均起了最直接的作用，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韓非與他的《韓非子》思想，必將被後世的統計者所借鑑和仿效。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要明白，韓非子是個什麼樣的人。

韓非子是春秋戰國時期南韓的貴族，戰國後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本名韓非，生於公元前280年，是法家思想的成就者，他的思想和法治理念也很有深度，超越之前所有的倡法之人，對法律的獨到見解和依法治國的思想方略，得到了當時的統治階級秦王嬴政的讚賞，他的名言也被後世法家所崇尚，“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韓非子不僅不是萬惡之源，而且是後世萬代之福。

他是封建王朝提倡以法治國為數不多的人之一，對人類社會的貢獻非常之大，他所倡導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封建時代，有這樣的法學家是社會之福，民眾之幸，徹底打爛了封建帝王及其貴族資產階級所謂的金口玉言，一言堂。

當韓非子看到民眾的疾苦及貴族剝削者的草菅人命，就立志要用一部法律來約束貴族特權階級和民眾的思想行為，韓非子所倡導依法治國的理念，觸及了當時秦國的既得利益者，終被秦國的一些士大夫所陷害。但他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及至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然倡導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韓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集大成者，主張以嚴刑峻法治國安民。他曾寫過一篇著名的寓言《法如深澗》。

在這篇寓言裡，他寫道：在一個富裕的村莊旁邊，有一條深不見底的大深澗。有外來遊人問當地村民，你們天天生活在這條深澗旁邊，有沒有人不小心掉下去摔死呢？當地人說，沒有！又問，有沒有動物掉下去摔死呢？回答說，也沒有！韓非說，假如把國法制定得象這條深澗一樣冷酷嚴苛，一旦觸犯必死無疑，試問，誰還敢違法犯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