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時候，相對的，演藝人員更強調德藝雙馨，德在藝之前，藝術無界，藝術家有國，而忠於國家是德的一個具體表現。所以在這方面，梅蘭芳值得尊敬。

另外一方面，作為一個明星，具有先天的輿論優勢與傳播效應，一個好的示範在一定層面上來說對於鼓舞其他的民眾反抗侵略也有極其深遠的引導意義。

所以，希望吃明星飯的明星們能夠向老藝術家們學習，既然觀眾給予了你明星的光環，讓你可以靠這個光環發家致富，也就要擔負起光環的責任，給予民眾正確的道德和價值示範，不然就應該剝奪其光環，給予比一般人更加嚴苛的道德譴責與懲罰，起到反面教訓的作用。

上海淪陷.梅蘭芳在上海蓄鬚明志.表現了他的民族氣節.但不演戲如何維持自己和一個劇團的生活,他有一些畫畫的功底.靠畫畫賣畫的一點收入.但他畫畫畢竟沒有大師們的名氣和功夫.買的人少.價不高.遠在重慶的杜月笙命他在上海的賬房先生黃國棟多多收購梅氐畫作.且給價不低.這在一定程度緩解了梅蘭芳的困難,遠在天津的孟小冬為此對杜有感激之情.不知日後杜孟結合的感情基礎與此是否有一點關係.大約三十年前,我在上海美術館看了一個很特別的展覽.是上海一些個人收藏和特技作品.如收藏老手錶.畫微畫等,見到這位黃國揀先生和他的幾十把藏扇′我記得除一些名畫家畫的外′有梅蘭芳畫的幾把.上海著名作家沈寂先生年輕時在香港去過杜府並單獨與孟小冬交談過.八十年代在新民晚報寫長扁連載《大亨》.登到杜月笙時.收到黃國棟來信.希與作者一敘.沈寂到他家後見到他收藏的很多畫＇其中更多的是梅蘭芳的畫′,前面所講的購畫故事我也是從沈寂先生的文章中知道的。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進犯華北，梅蘭芳舉家搬到上海。在上海，他編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兩齣戲。

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又佔領上海，日軍又託人要求他在電臺播音，為他們的侵略服務。梅蘭芳巧妙地說：“我馬上要到香港和內地巡迴演出了，不能做這件事。”後，去了香港。

1941年底，日軍攻佔了香港。1942年初，香港的日本駐軍司令酒井看到梅蘭芳留蓄鬍子，驚詫地說：“梅先生，你怎麼留起鬍子來了？像你這樣的大藝術家，怎能退出舞臺藝術？”梅蘭芳回答說：“我是個唱旦角的，如今年歲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經不能再演戲了，這幾年我都是在家賦閒習畫，頤養天年啊！”

後來，梅蘭芳又回到上海，日軍慶祝“大東亞聖戰”一週年，派人讓梅蘭芳出演，還說如果不演，就要軍法從事。梅蘭芳事先得到訊息，一連打了三次傷寒預防針。

在赴港時，梅蘭芳將一筆演出收入存入香港銀行。可是返回上海不久，日寇統治下的香港將這筆存款全部凍結。一直靠利息過日子的梅蘭芳，家庭生活頓時舉步維艱。

所以在我看來，“蓄鬚明志”其實是梅蘭芳抵抗日軍侵略的一種精神凝練。

蓄鬚、毀畫其實都是梅蘭芳同仇敵愾堅決不為日軍服務的體現。其實，不管是哪種抵抗方式，都有可能被殺，但是梅蘭芳的做法也很聰明，“蓄鬚”和毀容、壞嗓子還是有很大的差別的。畢竟，蓄鬚不影響日後再演，而嗓子壞掉就不一樣了，這是為自己留了一線生機。所以，這一定是他深思熟慮的選擇。

結果當然是好的，既保留了藝術生命又保持了民族氣節。

但是，從日軍的反映來看這個事情也很有意思。

首先，日本人對於傳統藝術一直是非常尊重的。在日本，世家是比較正宗的繼承方式，家族之外的傳承主要是利用教育進行傳承。這其中，精神的傳承是最高層的，它是從藝術形式到精神享受到個人生活的薰陶，包括花道、茶道、香道等等，為的是體會其中的神道以及禪宗。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梅先生曾在抗戰期間以柔克剛，並編寫、演出了具有抗敵意義的新戲《抗金兵》、《生死恨》，鼓舞人們的抗日鬥志，表現了高貴的民族氣節。在梅先生的追悼會上，陳毅評價梅蘭芳為“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