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得寵是有一定道理的，難道這“小人”就是禍國殃民，陷害所謂“忠良”的歷史角色嗎？

深度剖析

“賢臣”是誰

所謂賢臣是什麼人呢？他們就是儒家化了的豪族。對皇帝來說，豪族不可怕，就怕豪族有文化。

因為，一般的豪族對社會有組織力，又讓皇上收稅變得困難，皇上不大容易動得了他，但他們還不會從觀念上批評皇上；但是，有文化的人，則會引經據典地批評皇上，說你昏庸。

如果以上兩種情況合二為一，這個有文化的人還是豪族，皇上就只能乾瞪眼地被批評，還動不了他。有文化的豪族，從東漢的時候逐漸發展起來，直到隋唐的歷史上，被稱為門閥士族，經常也簡稱為士族。

士族對皇帝有各種約束，皇上就在士族外邊再去找一些有文化的人，為自己所用，不就能夠反制士族了嗎？你引經據典地說我昏庸，我的人就會引經據典地說我這是聖明，皇上不就不那麼憋氣了？

道理是這麼個道理，但是皇帝不大容易找著人。為啥呢？

首先得有紙的出現，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但這會兒的造紙技術還不發達，有句成語“洛陽紙貴”，這個描述的其實已經是西晉時期了，說的是有篇文章寫得太好了，洛陽的文化人競相傳抄，紙不夠用了，於是就變貴了。

光有紙還不夠，還得有印刷術大規模的應用。但東漢還沒有什麼印刷術可言，書籍的複製要靠抄寫。這種情況下，知識傳播的成本相當高，不是豪族的話，一般人根本讀不起書；讀得起的豪族，就成了士族了。

士族一代代發展壯大，逐漸成為世家大族，他們壟斷了知識和地位，壟斷了社會上的輿論。

這些人就是所謂“賢臣”，他們差不多把持了朝廷和地方的各種重要職位。世家大族彼此間還聯姻通婚，形成了龐大的關係網路，對皇帝有著相當強的制約能力。

“小人”是誰

東漢開國的頭幾位皇帝還比較有實力，而世家大族也還在發展中，他們彼此還能相互制衡，還不算什麼大問題。

到了後面的皇帝，越來越受到世家大族的約束。皇上肯定感覺非常不痛快，我都是皇上了，還天天被人這麼節制？不行，我得有自己的人，收拾收拾這些天天跟我叫板的傢伙。

皇上要找來支援自己的人，來對抗世家大族。但問題是，世家大族把持著官僚體系，也控制著輿論，這些皇帝的支持者就肯定會被指責為“小人”了。

這與他們實際上的人品、官品怎麼樣關係不大。皇帝的行為，在世家大族嘴裡，也肯定是“親小人、遠賢臣”了。

再看看皇上吧，他到哪去找自己人呢？到民間去找？就像前面說的，知識都被世家大族壟斷，民間沒什麼可用之才。到朝廷上找？朝廷上放眼望去，都是彼此串通一氣的世家大族，也不行。

皇上還得保證這些人能站在自己一邊。對皇帝來說，什麼才能確保這些人支援自己呢？忠誠這東西是不敢指望了，能指望的是，他們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賴於皇帝，這些人即便是出於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邊了。

那是什麼人啊？只有兩種，宦官，也就是太監，還有外戚，也就是皇后的家族。

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的博弈關係

於是，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組成的官僚，彼此之間形成了複雜的關係。

我們今天曆史書上說黨錮之禍是“宦官專權”什麼的，實際上只不過是皇帝透過宦官之手，跟這些世家大族進行PK，黨錮之禍就是皇帝進行中央集權的努力。

用宦官壓制了世家大族之後，漢桓帝又反過來開始壓制宦官，把當年幫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們狠狠收拾了一番。

但皇上也不會拋棄宦官，只是讓他們不要那麼囂張，日後還會借重宦官繼續抗衡世家大族。看到這些作為，我們會感覺，漢桓帝雖然說不上是什麼明君，但智商絕對不差。

宦官的力量過強，皇帝還可能再去用外戚來壓制他們，東漢後期的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

世家大族面對皇帝的這些對抗舉措，便會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天下為己任”的形象，獲得道德制高點，宦官和外戚就進一步被還原為“小人”。

這就是“親小人、遠賢臣”的由來，至於賢臣是否真的賢，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天下人都知道某人是奸臣，但唯獨皇帝不知道，反而認為某人是個好人，這是為什麼呢？難道皇帝都是傻子？

奸臣和珅

比如唐朝德宗時期的宰相盧杞，不僅長得其醜無比，人品也卑劣得無以復加。他瞞上欺下，排斥異己，陷害忠良，壞事做絕。盧杞最終被彈劾貶官，但德宗一直很想念他，於是就趁著大赦天下的機會，想把他調回朝廷重新任職。

但德宗沒想到的是，提拔盧杞的詔書還沒發出去，就遭到了大多數朝臣的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收回成命。

德宗雖然從了眾議，但心裡始終不是很爽，於是就想找人嘮一嘮，排解一下心情。

他把宰相李勉叫到宮裡來，問他：“天下人都說盧杞是個奸臣，但為什麼朕看不出來呢？”

李勉答道：“正是因為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獨陛下不知，所以盧杞才真的是個奸臣啊！”

德宗聽了之後沉默不語，一整天都沒有再說過話。

奸臣高俅

後來，唐德宗又跟宰相李泌（《長安十二時辰》裡李必的原型）談話，說：“朕覺得盧杞這個人，還是不錯的，為人很清廉，也很耿直，只不過學問不高。別人都說他是奸臣，但朕卻看不出盧杞有什麼奸詐的地方。”

李泌不客氣地說：“建中四年，涇源亂兵譁變，陛下巡幸（出逃）奉天，如果陛下能早一點兒覺察到盧杞的奸詐，哪裡還會有建中之禍呢？禮部尚書李揆，因為與盧杞政見不合，盧杞便讓他出使吐蕃，可憐李揆都70多歲的人了，勉強回來後就病死了；顏真卿骨鯁忠臣，因為得罪了盧杞，被他派去出使李希烈，結果慘死賊手，盧杞作的惡還少嗎？”

德宗張了張嘴，卻說不出什麼話來。

隋煬帝和蕭皇后

李泌接著說：“其他像宰相楊炎，被盧杞構陷致死。陛下在奉天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千里救駕，盧杞妒忌他的功勞，阻撓不讓他與陛下相見，結果導致懷光憤而反叛，這些都是盧杞欺天罔人的鐵證！”

德宗舔了舔嘴唇，說：“愛卿所言，有些的確是事實。但楊炎這個人對朕大不敬，看待朕就如同看待三歲小孩子一樣，他提議的事項，如果朕同意了，也就沒事了，一旦朕不同意，他動不動就以辭官相威脅，搞得朕很是難堪。再說建中年間的禍亂，你之前也應該聽說過桑道茂的預言，乃是朕命中該有這場劫難，跟盧杞沒什麼關係吧。”

奸臣嚴嵩

桑道茂是當時有名的方士，曾勸說德宗修繕奉天城，加高加固城牆防禦。當時德宗不解其意，等到涇源兵亂、自己逃到奉天避難的時候，才明白之前桑道茂的深意，故而一直都以為這是天意使然。

桑道茂者，大曆中游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舊唐書·方技傳》

李泌對此嗤之以鼻，對德宗說：“命運之說，都是事後諸葛亮。命運是人創造出來的，不應該盲目相信命運。當初夏桀曾說：難道我的命運不是由上天決定的嗎？商紂王也認為自己有天命護佑，結果兩人不都同樣身死國滅了嗎？陛下如果相信天命，那和桀紂那樣的昏君有什麼兩樣呢？”

德宗老臉一紅，不好意思地對李泌說：“多謝先生教我！朕以後再也不信命運之說了。”

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新唐書·李泌傳》

從唐德宗與李勉、李泌的對話可以看出，之所以會出現“天下都知道某人是奸臣而唯獨皇帝不知道”這種事情，至少有以下五點原因：

奸臣魏忠賢

其一，奸臣善於偽裝，在皇帝面前往往表現出艱苦樸素、嚴謹正派的一面，皇帝都是深居簡出，對外面的輿情不太瞭解。所以唐德宗才說盧杞“清介敢言”，是個好人。

其二，皇帝不在乎誰是奸臣，他只在乎誰是忠臣。奸不奸的其實無所謂，皇帝只在乎大臣忠不忠。盧杞雖然對政治對手打擊報復，手段卑劣殘忍，但他對皇帝表現得忠心耿耿。涇源兵變的時候，盧杞是第一個翻牆逃出皇宮，跑到奉天追隨德宗的，所以唐德宗認為盧杞只不過是學問差了點，沒啥大毛病。

第三，奸臣往往善於逢迎拍馬，讓皇帝非常舒服，而忠臣則直言進諫，很容易“犯上”，讓皇帝很不爽。楊炎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宰相，但是他表現的太強勢，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皇帝只能聽從不能反對，導致皇帝也很討厭他。而盧杞則像個哈巴狗一樣，皮滑毛順，讓皇帝感覺很舒服，故而深得寵信。

第四，奸臣害人，往往以公道的名義，讓人事前事後無可辯駁，皇帝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比如盧杞陷害楊炎，就是以楊炎把自家的房子賣給了河南尹趙惠伯，盧杞指使親信舉報楊炎從中漁利，從而誇大其詞，將一樁經濟案件上升到了政治案件的高度，從而扳倒了楊炎。他陷害顏真卿，是藉口顏真卿三朝元老，德高望重，必能勸降李希烈，故而派他去送死；折騰70多歲的李揆出使吐蕃，是以李揆是禮部尚書，通曉禮儀，而且歲數大了老成持重。排擠李懷光，是以軍情緊急，沒有閒工夫賜宴犒賞為理由。

這些理由在旁觀者看來都是陷阱，但在皇帝看來卻是合情合理的，因為臣子本來就是為皇帝服務的嘛。

除了這四點之外，其實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奸臣往往也很有能力，很會替皇帝辦事，而且只考慮皇帝的感受，從不顧忌百姓怎麼樣。唐德宗時，朝廷財政困難，盧杞就想出各種辦法，從民間大肆斂財，雖然搞得民怨沸騰，但也成功地解決了朝廷的一時困難，讓德宗得以繼續享受奢侈的生活，所以很受皇帝的信任。

奸臣得寵，是古代帝制時代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必然產物。畢竟像李世民那種英明神武的皇帝是很少的，大多數皇帝都是平庸之輩。庸君透過奸臣來控制政局，奸臣透過獻媚皇帝來獲取政治利益，雙方一種結合緊密的政治同盟關係，很難打破。所以盧杞即使被貶了，德宗還是時時想念他，想把他調回來重新起用。畢竟皇帝也是人，身邊有個臭味相投、會說話會辦事的人是很難得的。

帝國主義社會，首先是帝王權力集中，王權強大，國家治理一般體現帝王個人意志，即人治大國於法治。也就是說越是迎合帝王性格的人與事，就越容易被採納。

而大部分奸臣，比如秦之趙高，唐之楊國忠，宋之賈似道，明之魏忠賢，清之和珅等等大奸臣，可以發現大奸也是大能。這些人懂得性格帝王享樂的心理，變著法讓帝王開心，帝王自然喜歡。再加上能被稱為大奸臣的，往往能力也不凡。像魏忠賢，是皇權與清流派鬥爭的一柄利劍，是明代皇權與文官集團鬥爭的先鋒官。像和珅，也是文武雙全，而且是理財高手，議罪銀製度讓乾隆的內庫充實，腰包鼓了，才能成全他十全老人，幾下江南的風流韻事。

社會以人治，則必受人之好惡影響。假使你是皇帝，皇權滔天，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美人美景盡收眼底。你會喜歡那種正直到無趣的清官，還是那些會辦事，讓你放心，還讓你開心的奸臣呢！無疑，你也會寵幸後者，一旦你沉迷玩樂，國家衰敗，那首先後世得罵你昏君，罵你寵幸的人為奸臣。權力無節制則必然生腐敗，上行下效，整個社會都這樣的時候，國家則必然衰敗。國家衰敗則必然會有人需要站出來，被人民釘在恥辱柱上，這便是昏君奸臣。

所以，我認為，並非奸臣就受寵。而是這些有能力會拍馬屁的人，得到巨大的恩寵，卻德不配位，沒有把江山社稷，人民百姓放在心上，導致最後國家衰敗，於是這些人也就成了奸臣。假使這些人行正道，把國家治理成了盛世，即使他再受寵，他又怎麼會被稱為奸臣呢。

帝國主義社會奸臣更得寵，奸臣往往也是權臣，是皇帝身邊的紅人，陷害忠良，無惡不作，混的是如魚得水，風生水起，禍國殃民，遺臭萬年。

一、奸臣都善於拍馬屁

歷朝歷代的奸臣都擅於察言觀色，審時奪勢，見風駛舵，都是心理學專家，沒事愛研究皇帝的喜好，說好聽話，讚美皇帝，就拿乾隆皇帝來說，他寫了好多的詩，但現在留下的沒有多少有價值的，但乾隆每每寫完，和坤馬上誇獎是好詩！好詩！好詩！使得龍顏大悅，讓皇帝聽了特有成就感，拍的舒服。哪個人不願意聽好聽話呢，皇帝更是。奸臣會拍馬屁，善於拍馬屁，拍的恰到好處。

二、帝王御政的需要

每個朝代的朝庭各勢力明爭暗鬥，奸臣也好，忠臣也好，遇到朝政的事情時，總是意見不統一，奸臣和忠臣是水火不容，往往意見相反，兩派或幾派勢力相爭，這是是帝王願意看到的局面。這樣，利於帝王駕馭群臣，利於統治。

三、奸臣也有一定能力

也不是所有的奸臣都只會拍馬屁，有一些還是有一定能力的，奸臣蔡京，橫行霸道，貪贓枉法，害的民不聊生，就這樣一個壞蛋，他書法一流，皇帝也愛好這個，志趣相同，容易成為好朋友。奸臣和坤，記憶力超群，聰明果斷，辦事利索，每每也為皇帝分憂，多才多藝，頗得乾隆帝的寵愛。奸臣秦檜賣國通敵，罪該萬死，但他寫的一手好字。奸臣嚴嵩，寫青詞好，贏得嘉靖帝的青睞。

題主想問的應該是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奸臣更得寵，所以問題名稱可能有些問題，因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中國古代由於專制集權的體制無法產生資本主義，所以用帝國主義社會來形容中國古代社會就有些不太妥當。

但這個問題還是很有現實意義的，社會的問題永遠都是人的問題，只有把人性剖析清楚了，社會問題也就分析清楚了。

所謂奸臣，必然是大能而無德，因為沒有能力的人當不了奸臣，有德行沒有能力的人也當不了奸臣，而既有能力又有德行的人常常是不為人所容的。

君主專制體制的弊端就在於把近乎絕對的權力交給一個人，而且這種權力還是透過世襲而得的。

然而人性是不可靠的，人也不能保證絕對可靠，在權力世襲的體制下，誰也無法保證世襲而得到權力的君主是一個可靠的帝王。

人都喜歡聽好話，皇帝也是人，所謂忠言逆耳，既然不好聽又有多少人願意去聽呢？

倘若繼承權力的君主是一個平庸之人，那麼奸臣就有登上歷史舞臺的機會了，即便他們明知道自己唱的是丑角，可能遺臭千古，也要好好把這臺戲演下去。

北宋時期，就有一個叫丁謂的有才能無德行的大奸臣，他利用迷信來愚弄皇帝，又勾結太監，殘害忠良，能做到這一切既展現了他無德的一面也表明了他有能的一面。

宋代掌管全國財政大權的部門統稱為三司--鹽鐵、度支、戶部，這些部門的日常公務極為繁忙，每天產生的資料和資料也是海量的，而且幾乎都是紙質的。

對於那個沒有計算機檢索的年代，要想查資料是極為困難的，但這對丁謂這個人才來說都不是事，而整個朝廷也幾乎只有他能夠高效地處理全國的事物。

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弄清了全國的財政狀況，編訂了一本作為全國稅收和財政收支基本依據的書，以此解決了宋代的財政管理問題。

如果僅僅描述到這裡，那丁謂一定只一個能臣的形象，但僅僅做個能臣是無法讓其滿足的，能臣也有慾望，對於權力和財富的誘惑有多少人能抵擋呢？

要想做一個奸臣，首先要當一個能臣。

還有一個奸臣就更加有名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嚴嵩，他可是一個被後世蓋棺定論的一個大奸臣，但毫無疑問，他也是一個大能臣。

而嚴嵩侍奉的是善於玩弄權術的嘉靖皇帝，這倆人可謂是最佳拍檔。

嘉靖皇帝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雖然他沉迷於修仙而不上朝，但無論朝廷和國家都沒有出什麼大亂子，這基本上都源於嘉靖和嚴嵩兩人配合的好。

首先嚴嵩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再加上他的兒子嚴世蕃比他更加聰明，他和嘉靖皇帝可謂是心有靈犀，他完全懂得皇帝心裡想的是什麼。

嘉靖和嚴嵩是有感情的，嘉靖也明知道嚴嵩做了不少殘害同僚，貪汙受賄的事情，但嘉靖皇帝對這一切都是默許的。

對於嘉靖這樣一個一心修仙的皇帝來說，只要大臣沒喲威脅到皇權他就不在乎大臣以此牟利，更何況他和嚴嵩是有感情的，而且嚴嵩也是治國理政的一把好手。

嘉靖權術玩得好，嚴嵩也明白，所有的權力都是皇帝賦予的，只有依附於皇權才有利益可得，他也不會背叛嘉靖。

嚴嵩最後還是被嘉靖皇帝清算了，因為他的慾望膨脹得太厲害了，滿朝大臣甚至連嘉靖都無法容忍了，所以嘉靖最後殺了嚴世蕃，但沒有殺嚴嵩，畢竟這倆人是有感情的。

其實能臣和姦臣的相同之處在於兩者都是有能力的人，區別就在於，能臣心中有國，奸臣心中只有自己。

嚴嵩的倒臺和姦臣的名聲就在於他用自己的能力為非作惡，危害國家和社會，這完全是一個有能而無德的大奸臣形象。

再來談談一位能臣--張居正，張居正的名聲可比嚴嵩好太多了，但張居正也不是一位清官，更不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但他的確是一位有能力的人，而且用他的能力治理國家，造福蒼生。

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戚繼光，他在道德上也不是那麼完美，他也逢迎媚上，賄賂上級官員，但這種行為在那個時代不得不說是一種變通，沒有這種變通戚繼光也難以獲得朝廷中央官員的支援做出那些偉大功績。

要想作為一位能臣而不成為一個奸臣，並非要有多高的道德要求，但必須要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而且要在事業上拿出成績。

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戚繼光在道德上都有瑕疵，但兩人都名流千古，這就是因為作為一個能臣不能像嚴嵩那樣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翻雲覆雨，還要做出一些有利於國家，造福蒼生的事情。

張居正不能算是一位清官，但他沒有完全陷於為自己謀利的狹隘，他還有為國為民的政治理想。

奸臣能夠討皇帝歡心那是必然的事情，因為奸臣是能夠為皇帝的私利所用的人，皇帝想要做的事情和想要的東西，只有奸臣有能力也願意去辦到，而那些所謂的忠臣就顯得不那麼友好了。

他們總是把那些聖賢的教條用來限制皇帝的自由，用那些道德的條條框框來噁心皇帝，自然不招皇帝喜歡。

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最終也只是成為了大明王朝的吉祥物，沒有得到重用，對於專制君王來說，和一個沒有道德瑕疵，過於正直的人來說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

然而和姦臣相處久特別愉快，皇帝也很容易和姦臣產生感情，一旦奸臣獲得了有皇帝感情基礎作為支援，那麼以此牟利就極為方便了。

然而正是這種真實而又虛幻的權力，讓那些能臣走上了奸臣的道路，殘害忠良，為禍天下。

一下是個人理解：

1。皇帝昏庸的多，喜歡聽好聽的話，很少有明君能明辨每一句話的真偽。你要想他後宮的人對他說好聽的話，身邊的人為巴結他也一定對他說好聽的話，所以說皇帝有時候是悲慘的，因為他沒朋友。

2。奸臣一般都有一定的功績，而且這個功績沒準和皇帝有緊密的聯絡，可能是皇帝不能正大光明的做的，而他們能做到。  他們都能做一些投皇帝所好的事情。就例如乾隆皇帝身邊的和珅。

3。忠臣的權利和皇權的衝突，俗話說“功高蓋主”，這是皇帝最忌諱的事情。就算是忠臣一旦你威脅到他的地位，他就會要鞏固皇權為理由來制衡你或者清除你。而這樣就最好用到忠臣的反派勢力奸臣，讓他們相互制衡坐收漁利。

    或者說用奸臣的力量清除忠臣，但這是昏君的做法。

4。至於忠臣的昭雪呢？封建的社會皇帝永遠是對的，他不能錯，所以對忠臣的昭雪通常是殺掉奸臣，其實大多的昏君是這樣的，證明他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