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有限的知識，日本歷史的源頭，第一個是繩紋時代，第2個是彌生時代，此時咱們是漢朝。

在《後漢書》裡有個記載，說“倭奴”來中國朝賀，皇帝賜了個印。有一次去日本的博多，我看見了這個印出土的地方（下圖）。當時的日本，由一大堆國組成的。來中國朝賀的，是其中一國。

彌生時代之後，日本出現了邪馬臺國，國都在今天的奈良（也有人認為在今天的福岡）。緊接著，又出現了大和國，這個國的國都很明確——開始在奈良，後來搬到了今天的大阪（當時叫難波），再後來又搬到橿原，大和國用了兩三百年，將日本統一成一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出了一位女天皇，她將國都從橿原搬回了奈良，並按照中國的長安，修建了奈良城，當時叫平城京——後人將這段歷史叫奈良時代。歷史上的鑑真東渡，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不過，奈良時代的壽命不長，總共只有84年，之後，首都被搬到今天的京都去了，當時叫平安京，所以，奈良時代之後的一段歷史，叫平安時代。也就是說，奈良與京都，一個叫平城京、一個叫平安京，是日本兩大古都，猶如咱們的西安與洛陽。

平安時代歷經將近400年，最終被武士篡權，日本由此進入將軍掌權、天皇形同虛設的幕府時期。日本奉行軍國主義，大概源頭就在這兒。

將軍掌權的幕府，有好幾個。第1個幕府，是源賴朝的鎌倉幕府，存在了100多年。之後是室町時代，這段歷史特像咱們的東周（前半截是春秋，後半截是戰國），室町時代全長240年，前半段是南北朝，後半段是戰國。再次統一日本的，是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這個時期叫安土桃山時代。猶如秦始皇，雖然統一中國但王朝很短命，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雖是日本歷史上的豪傑，但他們的安土桃山時代卻只存在了30年，就被德川家康改朝換代了。

德川家康創造的是江戶幕府，在這個時期，日本國都從京都遷往江戶，也就是今天的東京（此時中國是明朝後期）。這樣一看，就會發現，日本自從誕生國家起，國都始終在關西地區，也就是大阪、京都、奈良一帶；關東地區的東京，成為國都的歷史並不長。

德川時代存在了260多年，由於與西方國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從而被華人推下歷史舞臺，把權利還給了天皇，這位天皇就是明治天皇。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逐漸強大起來。

《濃縮日本史》

1丶日本史前史(3萬年前一公元3世紀)。據考古發掘測定，日本列島最早原住民來自中國南方。日本早期人類臉型短，身材矮小，男身高平均155cm，女平均144cm。他們是日本古代所謂“繩紋時代”的居民。公元前5世紀一公元2世紀，來自北韓半島的大陸人陸續進入日本，與當地居民混血，形成現代日本人祖先(大和民族)，與原住民相比臉型長，身高162cm一163cm。公元1一3世紀，日本列島可能出現過100多個部落國家。其中一國曾向漢朝稱臣，漢朝冊封其國王為倭國王，授予國王印信。據日本古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記載，公元前660年，日本神武天皇即位(日本第1位天皇)。這只是個傳說，非信史。

2丶日本奈良與平安時代(公元4世紀一12世紀)，為天皇制度形成與鼎盛期)。公元4世紀，大和國開始統一日本，歷時300年。國都定在奈良(稱平城京)，國名由倭國改為日本，建立了天皇神本位制。日本實行大化革新，全面引入中國唐朝文化，遷都平安京(仿中國長安城建都，今日本京都)。

3丶幕府時代(公元12世紀一18世紀)。日本皇室大權旁落，靠邊站，國家政權轉到大將軍手中，將軍的幕府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政令皆由幕府出，天皇成為有名無實的牌位。日本先後歷經鎌倉幕府、室町幕府、戰國時代(軍閥混戰的150年)，德川幕府，歷時600年。戰國時代，由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統一。其後，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將國都遷到江戶(今東京)，因此，德川幕府統治時期，也稱為江戶時代。

4丶明治維新到軍國主義國家(1867一1945年)。德川幕府統治日本260年。19世紀初，德川幕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遭到舉國反對，被迫於1854年還政於天皇。1867年，日本開啟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方，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加入列強行列。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先後發動侵朝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戰敗投降。

5丶二戰後到現在的日本。在美國扶持下，日本經濟快速恢復，20世紀50一60年代得到高速發展，前蘇聯解體後，成為世界GDP排名第2的經濟大國。在美國壓制下，簽訂廣場協議後，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現為僅次於美國、中國，是世界上GDP排名第3的國家。

日本繩紋時代陶器

豐臣秀吉

大政奉還

美國佩裡艦進入日本

日本明治天皇

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如今日本出土最古老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十萬年左右的歷史，也就是說那時的日本已有人類活動，然而那時的日本還不是孤懸海外的島嶼——當時的日本是與亞洲大陸相連的，實際上當時的日本只是亞歐大陸向外延伸的一個半島而已。正因為如此航海技術相對有限的原始人類可以較為容易地遷徙到當時的日本，與此同時包括狼群在內的其它覓食動物大約也在同一時期進入了當時還是一個半島的日本。大約在1萬年前左右地殼運動導致的海平面上升使現在的日本島嶼從亞洲大陸分離出去，生活在島上的人和動物不得不在一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繼續進化演變。種種跡象表明：這時生活在日本列島的人群已開始將狼馴化為狗，從而開啟了狩獵文明。這時他們還沒掌握耕種土地的技術，而只能對野生自然狀態下的果實進行簡單的原始採集農業，由此開啟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文明時代——繩紋時代。繩紋時代生活在日本列島的居民並非今天日本的主體民族和族，而是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依努人，事實上他們才是日本最早的主人，但他們就像美洲印第安人面對白人移民一樣，被後來遷入日本群島的和族逐漸排擠。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阿伊努族大部分被消滅或同化，如今只剩兩萬多人，大部分移住在北海道島中部和北部的日高、旭川、釧路等地，少數遠移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一帶，也有一部分散居在本州的一些地方。目前僅有北海道少數幾個阿依努族村莊還保持著自己的民族傳統，散居本州的大多已被和族同化。

作為如今日本主體民族的和族的祖先是由亞歐大陸陸續遷徙而來的移民：中國淮河下游及長江下游地區的漢族移民、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及古代北韓人陸續登上這個位於東亞盡頭的列島。大約兩千多年前日本列島上尚未形成統一的國家，而是分佈著大大小小三十餘國，儘管說是國家，其實處於由原始部落向國家過渡時期。在這三十餘國中有一個叫倭奴國的和鄰國犬奴國有爭執，為尋求外援倭奴國向當時的東漢王朝遣使，被漢光武帝冊封為漢倭奴國王。此後東亞各國的史籍中多稱日本為倭國。此時日本正處於由原始部族向國家形態過渡階段，並無文字記載本民族歷史。關於這一時期日本列島的歷史散見於《漢書》、《三國志》等中國史籍。受制於當時落後的航海條件，中國方面不可能對日本列島發生的一切都瞭如指掌——自倭奴國遣使漢朝後整個東漢王朝再無對日本列島的記載。直到曹魏時期日本列島上的邪馬臺王國遣使曹魏，魏帝曹睿賜予邪馬臺女王卑彌呼以刻有“親魏倭王”的紫綬金印一枚，包括銅鏡百枚在內的禮物若干。這一時期來自亞洲大陸的移民仍源源不斷湧入日本——公元815年日本朝廷編寫了整個日本統治階層的姓氏：1182個統治階級姓氏宗族裡205個來自中國（包括高句麗姓氏41個），154個來自北韓半島（百濟104個、新羅9個）。

與此同時水稻種植技術也開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紀以後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島傳播開來。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國家。在原始社會落後的交通條件下這種地緣環境成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個日本列島被切割為幾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緣板塊，而每一板塊的生產力都差不多，這意味著生活在不同板塊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產的糧食以及這些糧食供養計程車兵都是差不多的，誰也不具備統一日本的實力。然而中華文明的傳播打破了這一狀態：最早受到中華文明影響的九州地區由於掌握了水稻種植和新式農具，糧食產量出現了質的飛躍，儘管這一飛躍在雜交水稻都已誕生的今天看來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但在當時就使得九州地區的部族比起四國、關西、關東等地的部族具有極大的優勢。從中國大陸遷徙來的移民不僅帶來了新式農具，同樣帶來了新式兵器——秦漢時期的中國已開始大規模列裝鐵製兵器，而日本連青銅冶煉技術都尚未掌握，絕大多數部族使用的還是原始社會的木製、骨制等兵器，當他們面對率先掌握了中國技術的九州部族時劣勢是明顯的。由於九州地區率先掌握了更為先進的中國技術，其他地區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區崛起的倭奴國、邪馬臺國吞併，唯一的出路就是學習掌握這種先進技術。於是日本列島開啟了第一輪效仿華夏文明的高潮。在這一輪學習華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終勝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國——5世紀初實力強大的大和國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島第一個統一國家政權。

公元646年正月大和朝廷正式頒佈《改新詔書》，這實際上是日本試圖以中國大唐王朝為模板打造一箇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國家的嘗試。在此之前日本實際上是由原始部落形態向較為成熟的國家形態過渡，以蘇我氏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領擁有極大的權力。大化改新後日本效仿大唐培養了一個職業官僚階層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領，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權制度。然而日本畢竟不是唐帝國——大化改新時日本的氏族貴族勢力仍相當強大，以致於他們與生俱來的驕傲與光榮即使在皇權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將國家比喻為一家公司的話：那麼日本的貴族階層就是這個國家的集體股東，天皇只是世襲的貴族領袖，遠未達到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當時的日本為強化中央集權也借鑑了中國的科舉制度——試圖以此打破森嚴的階級壁壘，透過引入在朝中沒任何根基背景的庶民百姓人家的子弟實現制衡世家貴族的目的，從而強化中央集權。事實上日本是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中最早引入中國科舉制的國家：北韓半島的科舉始於高麗光宗九年（958年），越南的科舉制度始於李朝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而日本則于大寶元年（701年）確立貢舉制度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和醫、針二科。由此可見日本引入中國科舉制早於北韓半島257年、早於越南374年，然而當北韓半島和越南的科舉制日益完善成熟之時日本的科舉制卻早已被廢除，以致於現在有的說法聲稱：日本學習大唐文明之時沒學習科舉制。實際上日本是借鑑過中國科舉制的，只是後來沒能堅持下去。日本科舉制的廢除恰恰反映了日本中央集權的乏力——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強調出身門第的世襲社會。在中國儘管也存在門第高低之分，但也一直強調英雄莫問出處，尤其是隋唐以後的科舉制為底層人士的晉升提供了一條現實的路徑。然而日本長期以來事實上就是一個世襲制社會：在漫長的日本古代史中由底層攀登高位著就只有豐臣秀吉一人而已。進入公元10世紀以後日本皇室的權力日漸被身為外戚的藤原家族架空，日本歷史進入以藤原家為核心的攝關政治時期。

所謂攝關政治是指由藤原家世代承襲攝政之職。這一時期天皇廢立、國政大事無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領主也紛紛寄進。攝關對天皇來說等於將政權拱手相讓，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種局面，於是天皇發明了院政與之抗衡：院政始於白河天皇時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於1086年主動退位，傳位給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當時只有8歲，白河天皇退位後就出家為僧，成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設立院廳繼續執政——由於在此前的孝謙天皇到桓武天皇時期以藤原家為首的世家貴族勢力和寺院僧侶勢力長期爭鬥，而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後為打擊佛教勢力對朝政的干預重新提拔重用藤原家，可時過境遷之後藤原家開始尾大不掉，於是白河天皇此舉實際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侶勢力結盟對抗以藤原家為首的世家貴族。由法皇親自輔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機專擅朝政。此後鳥羽和後白河天皇也仿效此舉，於是日本政壇出現了攝關和院政博弈的局面。正是攝關與院政的博弈交鋒為當時新興的武士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大化改新後的日本效法大唐的均田制而制定自己的土地制度，其基礎建立在公地公民的經濟關係上——土地公有，國家按“班田收授法”分給公民口分田，公民則必須向國家交納租、庸、調，併為國家服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無主荒地被開墾出來。奈良時期實行的“三世一身法”和“墾田永年私財法”實際上意味著朝廷對土地私有化的承認。新興的私田地主出於免稅和尋求庇護的考慮往往將土地所有權名義上捐獻給皇室、貴族或寺社，因為這些特權階層享有免稅特權，如此一來形成了大量世家貴族名下的寄進位制莊園。隨著寄進位制莊園的大量湧現，貴族們實際並沒足夠的精力打理自己名下的所有莊園土地，於是就任命那些開發土地的原主為莊官，負責實際管理和經營土地，自己收租即可，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土地名義所有權和實際管理權的分離。後來日本為限制土地私有，又推行了知行國制：授予部分貴族特定國的國司推薦權，並給予公領地的收益，是為“知行國”，國司原本為律令制下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員，至此而一變為公領的受領者。國司進一步將土地經營權和行政權分給鄉司、惣司、保司實際執掌。莊園和公領由於互相爭奪土地資源而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事實上無論是莊園還是公領都出現了名義擁有權和實際經營權的分離，形成了日本特有的莊園公領制。在這種制度下原本律令制的班田和租庸調製崩潰了。擔任國司和莊官的人都要承擔向中央或領主交納稅收的義務，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將領地內的部分人武裝起來，同時朝廷出於安定地方社會治安的需要，也把捕盜、徵稅等權力下放給國司，形成了“國衙軍制”。因此地方的國司和莊官逐漸演變為軍事貴族，武士集團形成了。

到11世紀武士階級利用攝關與院政博弈所帶來的機遇左右逢源，逐漸發展成為日本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並被分割為兩大集團：桓武天皇的後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後裔清和源氏。兩大集團開始了爭奪政權的鬥爭，經過長期的鬥爭後平氏家族在其領袖平清盛的帶領下擊敗源氏，成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平清盛生於元永元年（1118年），是桓武平氏領袖平忠盛的嫡子，至於平清盛的母親通常認為是祇園女御（但也有說法認為不是）。祇園女御本是白河天皇寵妃，日本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語》甚至認為：平清盛的母親是在懷有白河天皇之子後才被賜與平忠盛，因此也有平清盛其實是白河天皇私生子的說法。平清盛在大治四年（1129年）被授予從五位下左兵衛佐的官職。久安二年（1146年）平忠盛因為討伐海盜有功升任刑部卿，平清盛則接任其父原有的官位從四位下中務少輔兼安藝守。這一役並且讓平家掌握了瀨戶內海的制海權此一莫大利益。之後平清盛與父親一同致力於擴大在西日本的勢力，同時開始信奉位於宮島的嚴島神社之神祇。仁平三年（1153年）平忠盛去世後接班人平清盛開始成為京都伊勢平氏一族的領袖。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十一日平清盛在保元之亂中與源義朝聯合支援後白河天皇並獲得最終的勝利，因而贏得後白河天皇的信賴，於是升任播磨守及大宰大貳。然而此後清盛與藤原通憲（信西）聯手擴張其權力的企圖讓藤原信賴與源義朝大為不滿，兩人於是舉兵對抗之。這就是發生於平治元年（1159年）爆發的的平治之亂。源義朝乘平氏家族離開京城參拜神社之機，聯合藤原信賴拘禁上皇和二條天皇。在外的平清盛聞訊，立刻趕回京城，擊敗源義朝，誅殺藤原信賴，源義朝在逃至尾張時被手下殺死，以源義朝長子源義平為首的許多源氏族人均被處死，也被捕的義朝三男源賴朝則被處以流放至伊豆國之刑罰。自此平清盛打下了武家政權的基礎。

平清盛雖然貴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然而從一開始他就沒能真正控制全日本——畢竟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各家武士團其實是聽命於自家主公的，誰管京都朝廷到底是天皇或是平清盛實際執政呢？平清盛其實也不能對各地武士團直接發號施令——不僅他不能，後來的歷代幕府將軍也不能，說白了所謂的幕府將軍只是日本眾多諸侯大名中最強勢的那一個，可以憑藉強大的實力壓制地方勢力，但卻不能直接干預地方事務。正是基於這樣的客觀現實，平清盛並未將被自己打敗的源氏家族趕盡殺絕，而是採取又打又拉的策略，這意味著那些主動順服於平家的源氏領主可以在平家的庇護之下保住自己的封地。對於源氏家族中那些和本宗關係較為疏離的支系網開一面進行拉攏倒還可以理解，不過平清盛居然還放過了自己最大的政敵源氏領袖源義朝的兩個兒子：源瀨朝和源義經。放過源義經的原因是平清盛在消滅源義朝後納源義朝的側室常盤為妾，也許是因為愛屋及烏而對源義經網開一面吧。至於源瀨朝卻是因為平清盛的繼母因為覺得其與自己過世的兒子相似而被放過。1185年源賴朝在消滅平家以及源氏內部的反對勢力後開創了鎌倉幕府政權。平清盛是從武士身份起家而積極向朝廷貴族靠攏的——他其實和中國歷史上的歷代權臣一樣是在朝廷內部挾天子以令諸侯，然而源賴朝卻是在天皇朝廷之外另行建立幕府政權，日本由此進入到天皇朝廷和幕府政權的二元權力格局時期。幕府其實說白了就是憑藉武力建立的軍政府，當時的日本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分成大大小小的藩國，各藩國由不同的諸侯大名統治。幕府從本質上而言：其實也是一介諸侯大名，只不過是所有諸侯大名中實力最強大的那一個——是普通大名和日本天皇之間的一箇中間人：對上要效忠天皇；對下管理各個普通的大名。幕府的權力就理論上而言來自於尊皇，在名義上幕府也承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主宰，而自己是天皇的臣子。不過理論歸理論，實際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日本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現象是存在的，只不過更迭的都是幕府——自幕府制度誕生之日起日本一共經歷了鎌倉、室町、德川三任幕府的統治，不過無論這些幕府將軍如何更替，一直還是比較尊重日本皇室。根本原因是：日本特殊的政體——天皇並不干涉幕府的利益鬥爭，對幕府也沒有什麼威脅；而幕府將軍只是實力更強的大名，沒必得罪皇室，招致其它大名的聯合反對。事實上整個幕府時代天皇都近似於傀儡，幕府政權成為日本實際上的權力中心。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了日本歷史上最後一代幕府政權——德川幕府。自公元10世紀武士階級登上日本歷史舞臺以來的日本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持續不斷的戰爭史，然而在1615年的大阪之陣後德川幕府卻開創了日本古代史上少有的二百餘年天下承平局面。這一時期德川幕府在總結之前歷代政權的經驗教訓後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國家管理制度：在地方管理模式上德川幕府延續了以往的幕藩體制即幕府作為中央政府存在，允許地方各藩維持半獨立狀態。但藩與藩是不同的：主要分為與德川家族有血緣關係的親藩、由德川家臣統治的譜代藩和德川幕府建立前的原藩主繼續統領的外樣藩。在權力分配上大領地和高俸祿被賜予外樣藩，但外樣藩主不得擔任幕府官職，也就是說外樣藩主享受大領地和高俸祿，但處於政治上無權的地位，類似於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以高官厚祿籠絡其交出實權。譜代藩則往往授予政治上重要的實職，但不享受高俸祿，如此一來即使有心反抗德川家，外樣藩主沒權力，有權力的譜代藩則缺乏足夠的金錢和兵力。除了利用外樣、譜代、親藩相互牽制外，在京都以及人口多、盛產戰略資源的重要地區不設藩，由幕府直轄，稱之為天領，在當地設立直接聽命於幕府的代官，京都的代官稱為京都所司代，負責監視天皇朝廷和關西諸侯。幕府在經濟上掌握了佔當時全國糧食總產量1/4的富饒的土地，和大阪、京都、江戶等重要城市以及主要的礦山，還壟斷了金、銀、錢三種貨幣的鑄造權。在軍事上幕府控制之下的直屬武士旗本、御家人以及旗本的陪臣，號稱“旗本八萬旗”。相對於各藩在軍事力量上佔絕對優勢。德川幕府還制定了參覲交代制度——就是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幕府所在地江戶，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們住在江戶的半年實際上和自家的人質一樣處於幕府監控之下，而頻繁往返於封地與江戶之間則耗費了藩主們大量財力和精力，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亂的可能性。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和中國的社會結構具有一定相似性：國民被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所不同的是中國計程車指的是文士，因為中國是一個有悠久的文官政治傳統的國家；而日本計程車指的是武士，因為日本長期以來就是由武士階層開創的幕府在實際統治。其實在商之下還有兩個階層：一個叫穢多——就是非常髒的意思；還有一個叫非人——乾脆就不當人看了。儘管農民階級受到武士階級的統治，不過他們並不是完全逆來順受的主。本來德川幕府的法令是禁止農民遷徙的，可在現實中因為躲避災荒和苛捐雜稅而自發的遷徙卻是始終無法禁止的，事實上日本歷史上也爆發過反抗幕府統治的農民起義。在長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業和城市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一時間日本出現了舉世罕見的農民進城和城市化現象：1720年江戶的人口已達到100萬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後才達到74萬，直到光緒年間才達到108萬。作為一個人口接近4億的大國的首都人口還不如3000萬人口的日本。除了江戶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萬人口、京都有34萬，而英國倫敦同期的人口為70萬，也不如日本的江戶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歐洲只為2%，如果算上人口1萬以上的城鎮，那麼日本的城市化率則達到10%，而同期的清朝僅為6.9%。幕府制定參覲交代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實力，然而無形之中這也大大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幕府出於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目的而大力發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大米期貨市場，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貨市場。德川幕府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且形式多種多樣：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研究，還教民間小孩們識字。地方上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藩校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培養武士階層的文化水平——當時日本的軍隊系統實際由武士構成，包括部隊的文書、會計等文職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擔任，這就要求武士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一些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的藩校就已經開始增設外語、軍事、工程學等學科。1850年的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儒家經典，還會學習《商業指導》、《百商教程》等使用技術。透過學習，學生能夠聽懂官方文告，學會開具發票、記明細賬、閱讀農學手冊等。除了學問所和藩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和寺子屋——民間學塾主要是一些學者自己開辦的學校，傳播儒學、國學，後來轉而教授外語和技術。學生也不僅僅侷限於武士階層的子弟。江戶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時期的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福澤諭吉等風流人物都畢業於民間學塾。寺子屋則是進行兒童教育的民間學校，從城市到鄉村寺子屋隨處可見。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19世紀初登記在冊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維新前夕算上沒有登記的非正規寺子屋已達到7萬家之巨。

1841年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實行天保改革，表面上看這次改革和之前中、日等東方國家傳統意義上的改革沒多大區別，似乎完全不能和近代化掛鉤，然而實際上這次改革是幕府在仔細分析了自前一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後為挽救自身統治危機為採取的應急手段。改革的要點內容大致如下：①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生產。② 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人民生活，並且解散“株仲間”（同業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戶商品進貨量。③為增強幕府經濟實力,穩定財政收入,1843 年9月釋出《上知令》（封地調換令），宣佈將江戶城周圍10（日）裡、大阪城周圍 4（日）裡範圍內的大名、旗本領地收作幕府直轄領地。④為避免重蹈中國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覆轍,緩和同西歐列強的緊張關係,幕府撤銷1825年的《異國船驅逐令》，釋出《燃料淡水供給令》，只要外國船隻有求，就可以供應燃料、淡水和食品。⑤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戶灣等戰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於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臺，改革失敗。在幕府改革前後地方藩主大名們也進行了改革，這其中以薩摩藩的改革最為典型：薩摩藩改革前負債累累，出身下級武士的家老調所廣鄉1827年上臺後，以賴帳的辦法實際上取消了對三都（江戶、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債務關係。為增加財政收入，致力於引進先進農業技術以提高產量，發展商品經濟，實行紅糖藩營專賣制度。軍事上採用洋式炮術，製造槍炮、火藥。其改革為以後藩主島津齊彬實行殖產興業、充實洋式軍備的政策開拓了道路。在長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村田清風致力於新士風和武士教育，同時壓縮財政開支，以37年為期償還藩和武士借債，以整理借債。緩和專賣政策，減輕租稅,並加強以下關為據點的藩營商業和海運活動,獎勵洋學，採用洋式兵術。在肥前藩，藩主鍋島直正在農村實行均田制，推行陶器和煤炭的專賣政策，並鑄造大炮，建築炮臺，以增強軍備。在中下級武士參與並領導下，以整頓財政和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經濟和軍事基礎，給予日後的樹立維新政權運動以重大影響。除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此時民間各種思想流派出現了大爆發的現象，而在1853年美國黑船造訪日本後這種現象就表現得更為明顯了：當時只有22歲的孝明天皇對一切進入日本的外華人和外國勢力都極為厭惡，並且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在外國入侵的威脅之下自己有望擺脫幕府的控制而獨立發聲，於是他開始公開表明自己反對外國勢力的立場。此時在日本的地方藩主大名中水戶藩向來以鼓吹尊皇論而聞名日本，既然天皇陛下已表明了反對外國勢力的立場，於是水戶藩不失時機地提出一個新概念：攘夷——就是把一切外國勢力趕出日本的意思。對此有人給出了兩個字的評價：愚蠢，此人名叫佐久間象山。佐久間象山在鴉片戰爭發生後不久就以魏源的《海國圖志》為藍本寫出一部《海防八策》。該文的主旨是：日本作為一個海洋國家必須要在以後的世界潮流中掌握海權，而當前儘管無法敵過西洋的堅船利炮，但也該有所準備——比如多造炮臺，儘可能不要進口大炮，而採用中國產武器等等。

然而思想的大爆發是一件利弊參半之事——當時的日本形成了四種政治思潮：尊王、佐幕、攘夷、開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對國家和百姓最有利的，可有時愛國之心也會成為禍國亂國的根源——由於政見不同當時的日本街頭常有人拔刀互砍。直到一個叫坂本龍馬的土佐下級武士站出來大聲疾呼：”日本的問題不是軍事、經濟的問題，而是團結統一的問題，日本必須用同一個聲音在國際上發言“。他為實現這一目的而四處奔走，將原本政見各異的各路政治派別凝聚在一起。儘管當他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後就遇刺身亡，但被他凝聚起來的政治勢力推行了徹底改變日本命運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的基本理念是：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日本基於這樣的理念推行了如下措施以期實現富國強兵：1、廢藩置縣——這點我們的老祖宗在秦始皇那時就做了，所以後來戊戌變法中維新派稱日本明治維新為周秦之變，簡而言之就是變分封制為郡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2、殖產興業——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的產業文明制度。但和西方列強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熱衷於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各種政策為槓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3、軍制改革——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當兵打仗是武士階層的事，平民百姓是不能當兵的。明治維新打破了這一界限，面向全社會發布了徵兵令。與此同時引進西洋武器裝備，學習新式戰法。透過明治維新改革，日本奠定了崛起的基礎。和西方列強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熱衷於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各種政策為槓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完成幣制的統一，設立了近代化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公債、股票也開始在日本出現，近代化的新式工廠、礦山異軍突起。政治上日本實現了君主立憲制。經濟上日本由農業國家逐漸變成了工業國家。軍事上西式軍隊代替了封建武士，洋槍洋炮代替了武士刀。

日本畢竟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小國，市場規模有限，所以其發展仍是舉步維艱。這時日本想起了吉田松陰的主張——那就是透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的侵略來轉嫁自己的發展危機。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後透過《馬關條約》侵佔中國寶島臺灣；191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擴大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並取得了南庫頁島；1910年日本透過《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北韓半島；一戰中日本對德宣戰，佔據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九一八事變，開啟侵華戰爭序幕；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軍偷襲美軍太平洋基地珍珠港，隨後席捲香港、泰國、緬甸、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以及太平洋上一些島嶼。侵略戰爭的頻頻得手使日本獲得了豐富的物資補給和龐大的商品傾銷市場，加速了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也激起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反抗。二戰後期隨著日本在各條戰線的頻頻勢力日本國內經濟也已達到滿負荷運轉。到二戰日本戰敗投降時其國內經濟已陷於崩潰狀態：由於糧食的缺乏，只得實行配給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餅，米麵和肉類幾乎快要絕跡了。與此同時在國家的配給制度之外整個日本湧現出了6萬個倒賣各類物資的黑市，黑市上的米價漲到了政府配給物價的130到180倍之間。全國城鄉失業者高達上千萬，另外還有150萬肺癆患者、200萬戰爭孤兒和1800萬無家可歸者。美國佔領當局必須每天向日本提供100萬美元的資助，至少運來6000噸大米才能保證儘可能少餓死人。

然而時光僅僅只過去了十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就開始以每年9%的增長率遞增，從1965年開始到1970年這一資料又被翻新為10%。那麼戰後的日本是如何從一片廢墟之上重新站立起來的呢？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工業化道路上已有近80年的積累，儘管戰爭摧毀了有形的工廠、銀行、學校、醫院，但卻無法摧毀無形的技術、人才、制度優勢。甚至在更早的1850年日本男孩識字率就達到了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這一資料不僅超過了同時代的清朝，甚至也超過了歐美列強。人們腦海中這些無形資源在戰爭保留了下來併成為戰後重建的有力支撐。那麼日本究竟是如何具體運用這些無形資源實現戰後復興的呢？鑑於日本戰後糟糕的國內經濟狀態當時東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有澤廣巳提出用傾斜生產方式解決當時日本面臨的困境——利用當時日本還能動用的為數不多的經濟資源集中於重點行業領域以期實現質的飛躍，說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飯。1946年8月12日當時的吉田內閣在根據有澤廣巳的傾斜生產方式理念成立了經濟安定本部並將煤炭和鋼鐵列為重點產業，實行低息優先貸款和價格補貼政策：先將全部進口的重油撥給鋼鐵生產部門，再將由此增產的鋼鐵投入分配給煤炭生產部門，以相互促進的辦法以期實現兩個產業的迴圈增長，進而再把生產出來的煤炭和鋼鐵分階段投入其他產業部門，以擺脫生產萎縮、供給不足的現狀。在這一時期日本儘管在政治上受美國佔領當局的管轄，但在經濟政策上卻沒選擇傳統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路線，而是採取了一種介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之間的以國家干預主導為基本特徵的統制經濟模式。在日本戰後最早上臺執政的兩屆內閣——吉田茂內閣和片山哲內閣都堅持推行傾斜生產方式，試圖以政府的強力干預重振已陷於崩潰境地的日本經濟。在日本戰後百廢待舉的時期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行為的確促進戰後的恢復重建工作，然而所有資本投入完全依賴於國家的復興金融金庫，財政壓力自然很大。越來越多的日本經濟界人士開始意識到：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模式只能是日本應對迫在眉睫的戰後恢復重建工作的應急對策，真正要實現日本的經濟復興還是要加大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片山哲內閣時期相繼讓著名的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下村治、大來佐武郎、稻葉秀山等人加入內閣，此後日本的經濟學家在日本內閣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日本的經濟復興顯然是有利的。1947年日本的煤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達到2932萬噸；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8.6%。與此同時普通鋼材的產量比上年增長了116.3%，機械工業生產指數比上年增長了71.3%。

與此同時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格局日益形成，美國決心將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亞洲封鎖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橋頭堡，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由打壓逐漸轉向扶持。這一時期美國對自己的歐洲盟友推行了馬歇爾計劃以恢復振興歐洲經濟，而在日本道奇路線則應運而生：日元對美元的單一匯率被確定為1美元兌換360日元，這一措施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經濟的穩定。道奇宣佈單一匯率後進出口商品實行統一匯率，擴大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更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為日本的貿易立國奠定了金融基礎。在日本國內經濟學家的傾斜生產方式下生產逐漸恢復了，然而通脹問題又日益嚴峻起來。在道奇路線的指引下通脹被遏制住了，卻帶來了近百萬工人的失業問題。1949年9月由於英鎊貶值壓迫到日本的出口，於是日元匯率也隨之下跌。這時日本政府開始認為道奇路線已無法解決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問題，因為這時其他國家的戰後經濟復興都已走上正軌，日本卻依然在蕭條的邊緣徘徊，於是日本政府打算放棄道奇路線而改弦易轍，可美國佔領當局卻不同意。無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採取金融緊縮政策，而這使本就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變了，因為北韓戰爭爆發了：北韓戰爭中美軍的司令部就設在日本東京，日本成為美國海軍、空軍出擊的基地，同時也是美軍軍需物資的中轉補給基地。一時間軍事訂單如潮水般湧來，而以船舶、鐵路等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行業則直接在軍需物資的週轉排程過程中被最大限度地運營起來。不難想象這些對當時處於蕭條狀態中的日本經濟而言將帶來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續3年的北韓戰爭使日本從美國獲得了高達10億美元的“特需”收入，這還沒考慮到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在日本消費所支付的款項。相比直接的經濟收入而言：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需要日本人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就為日本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就業的增長又進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內需，從而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整體發展。整個北韓戰爭期間日本興辦了大量工廠，基本實現充分就業，股票市場也開始回暖，外匯收入猛增，棉紡織品的出口量躍居世界首位。到1951年日本經濟已全面恢復到戰前水平，隨後日本利用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與裝置實現了經濟的加速發展。

1955年日本農業取得大豐收，與此同時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都已超過戰前最高水平，這一年日本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戰前的135%、工業產值達到戰前的158%、農業產值達到戰前的148%、人均實際國民總產值達到戰前的105%。以此為標誌日本已走出戰後經濟恢復重建時期，開始真正邁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在這一年日本政府公佈的戰後《第十次經濟白皮書》中強調：在恢復中求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從此以後日本的發展要依靠實現現代化，於是提倡科技創新的呼聲日益強烈。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科技教育領域奠定的基礎並沒在二戰中被摧毀，相反在戰後日本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在科教領域的實力——義務教育從六年提高到九年，到70年代日本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已達到100%、高中入學率達到97%、大學入學率達到30%。日本在科教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日本經濟的進一步振興提供了人才優勢。1961年12月27日當時的池田內閣正式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在於：以10年為期限力爭使日本國民的收入在進入70年代時比60年代初增加1倍以上。這一計劃的提出和實施極大提升了人們的勞動工作熱情。戰前日本的工人曾在財閥的盤剝剋扣下一天辛勤工作十幾個小時，卻連維持他們和家人基本生活的食物都無法獲得；然而在1945年12月22日終於可以組建自己的工會組織，1946年9月27日他們獲得了罷工的權力並且企業主不再能隨意開除他們，1947年9月1日他們獲得了最低工資保障和對最長勞動時間的限制性規定。戰前日本的農民曾不得不在地主的田地上揮灑汗水，滿懷憧憬地渴望獲得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1946年10月21日國會透過的《土地改革法案》在一夜之間不流一滴血、不殺一個人就使所有無地農民都獲得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開始完善各種國民社會福利保障，這一切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到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

進入70年代後日本已在造船、電視、半導體、汽車等產業領域超過美、蘇、德等國而居於世界首位，在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合成樹脂、新聞紙等領域居於世界第二，鋼鐵、化肥、水泥、毛線等領域位居世界第三。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民在實現充分就業的基礎上每年可以拿到多於4個月工資的獎金，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都在這時進入了普通家庭。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發展正經歷著急劇的轉型：在此之前日本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的製造產業為主，這一時期日本開始著力發展以電子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為此日本明確將科技立國作為基本國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的數控機床在全世界機床總數中的比重已達到52.7%，日本的機器人數量佔全世界擁有量的70%。進入80年代後國際形勢的發展使日本呈現出一枝獨秀的面貌：蘇聯由於阿富汗戰爭以及美蘇軍備競賽，加之東歐諸國劇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則在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週期後逐漸走入低谷：住房金融產業出現危機，社會信用危機日益嚴重。此外經常性國際收支趨向平衡，但國內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也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創下歷史紀錄。當美、蘇兩極都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日本經濟卻一路高歌猛進，日本人甚至在討論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這時出現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號，全體國民預感到“日本的時代”即將到來。當日本人熱衷於探討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時他們可能忽略了一點：美國是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的霸主，美國甚至在日本本土駐軍，這意味著美國完全可以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憑藉自己更為雄厚的政治軍事實力逼日本就範。與此同時即使單純就經濟實力而言：儘管日本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甚至已威脅到美國的地位，但這只是面上的事，不要忘了美元始終是國際結算貨幣，而國際貿易市場也處於美國的掌控之中。在全世界擁有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霸權的美國很快拉攏英、法、德等主要經濟大國一同打壓日本經濟，再加上日本經濟自身固有的結構性矛盾終於導致其泡沫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的破產，日本由此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