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天山廊道，張騫出使大月氏時開闢，第一條有官方記載的中原地區與西域聯通的道路，受到司馬遷的高度評價，稱為“鑿空之旅”。

中國是著名的“絲綢之國”，是歷史上第一個發明絲綢的國家。中國絲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商周時期，已出現羅、綺、錦、繡等品種。

據考證，中國織造絲綢，歷史非常悠久，最初用野蠶絲，後來改用家蠶絲。商代時，人們不但會織平紋的很細的絹，而且還能織菱形方格的絹。周代人已經能夠控制絲支的粗細，並能把絲加以捻緊，然後織成縐織物，說明了當時繅絲技術的高度發展。

中國從商代就有官辦的絲綢作坊，周代的統治者設有專職的官吏管理絲織。

到了漢代，在長安設有專供皇家紡織的“東西二織室”，並在河南、山東、四川等絲綢的產區設立國家的工官，給皇帝收集絲綢錦緞，統治者驕奢淫逸的生活，甚至連犬馬都以錦為衣。隋唐以後，官辦的絲織生產規模更大。

明清時代，絲綢工藝技術和生產區域都產生了重大變化，織物品種更為豐富，圖案更加絢麗多姿，聲名享譽國際。

研究認為，早在公元前6至前3世紀，中國的絲織品就已遠銷阿爾泰地區、西亞甚至希臘。當時的西方市場上絲織品售價極高，漢朝統治者已經意識到加強東西貿易的經濟利益。此外，一些食品、生活用品的輸出與引進也間接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闢。

談到絲綢之路（英文稱之為The silk road），大多數人會聯想到富有神秘色彩的西域瀚海，落日餘暉下步履維艱的商隊和大漠深處悠揚動人的駝鈴聲。早在2000多年前，勤勞勇敢的先民們就開始探索連線東西方文明的通道。經過數代人長期不懈的努力，他們終於開闢出了數條連線亞歐非三大洲的海陸通道。

其實，儘管“絲綢之路”是存在了上千年的古老而又漫長的商路，但這個術語名稱卻並不是隨著商路的開闢而產生的。直到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里希特霍芬（Fe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在其出版的著作《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中，才首次把中國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經西域將中國與洗牙阿姆河—錫爾河地區以及印度連線起來的絲綢貿易道路稱之為“絲綢之路”。里希特霍芬的這一命名得到了東西方學界的認同，自此“絲綢之路”這一專有術語名稱才得以流傳開來。

費迪南德·馮·里希特霍芬的簽名照

自公元前二世紀以來的千餘年間，以絲綢為代表的中國中原商品主要經那條橫貫亞歐大陸的陸上交通線西傳。這條交通線便是指的東起中國黃河流域、關中平原、穿越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越蔥嶺（即現今的帕米爾高原），經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再轉向裡海南側的波斯高原，過兩河流域、抵達波斯灣、地中海東岸，最終經地中海沿岸傳入歐洲羅馬等地。在此之後，絲綢之路的的含義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1913年，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在其著作《西突厥史料》一書中首次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而時至1967年，日本著名學者三杉隆敏在其著作《探索海上絲綢之路》中，正是使用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術語名稱。

愛德華·沙畹

而海上絲綢之路又被一些學者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貿易商品的種類，冠上了“瓷器之路”、“茶葉之路”和“香料之路”的稱呼。這是因為中國唐朝以前，從中原出口的商品多以絲綢為主。到了宋元時期，瓷器日漸受到亞非歐其他地區國家的青睞，成為了繼絲綢之後的又一熱銷商品。到了明末，茶葉傳入歐洲後，逐漸成為了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隔著巨大的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東西方的兩大文明從未深入的瞭解過彼此。那時，聲色犬馬如日中天的羅馬帝國一直沉浸在雕刻洗澡上劇院的傳統愛好中，直到有一天，來自東方的絢麗絲綢出現在羅馬城，瞬間便亮瞎了羅馬人的雙眼，徹底打亂了羅馬人露膀粗布披風衫的審美觀，加上著名模特兒凱撒大帝和埃及豔后的幾次絲綢服裝秀，從此西方人對於絲綢的喜愛就再也無法割捨了，

絲綢之路，這條橫跨亞歐大陸，穿越大漠戈壁，翻越崇山峻嶺，經歷無數坎坷開闢出來的長達7000公里的道路，曾經是世界上最艱難也最繁忙的商路，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當然這條道路的開通並非一帆風順。

這一切都要從一條走廊說起，河西走廊，夾在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之間。狹長且只直，形如走廊，因為在黃河的西邊兒所以被稱為河西走廊，在河西走廊的衝擊平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引水灌溉條件好，是河西走廊綠洲的分佈地區，祁連山的冰雪融水豐富，灌溉農業發達。是西北地區最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和經濟作物集中產地。早在4000年前，這裡就進入了青銅時代。是上古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

西周時，中國分為九州。此地屬雍，涼二州，故稱雍涼之地。話說秦始皇統一六國，蒙古高原下來的遊牧部落。無所顧忌地劫掠安定富庶的農耕國家。秦末漢初之時，趁著中原形勢混亂之際，匈奴傑出的軍事統帥冒頓單于殺父自立，驅逐東胡、月氏等鄰族，一統大漠，建立起強大的匈奴王朝，成為漢朝最強悍的敵人。漢高祖劉邦第一次抗擊匈奴，就差點被滅了，以至於嫁女和親，才得以穩定局面，並屈辱的延續了五代皇帝，

公元前141年，年僅16歲的漢武帝登基，這位智商奇高記憶力驚人的少年皇帝，不久便發現西域有很多國家非常富有，對大天朝的絲綢非常感興趣。如果佔據河西，不僅能穩定大後方，而且可以打通與西域的貿易通道。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決定趕走盤踞北方的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及祁連山，於是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閃擊匈奴，正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個中國史上最年輕的戰神霍去病，17歲親征，帥800鐵騎深入敵營數百里，大破匈奴勇冠全軍，經過無數次征戰，不僅趕走了匈奴，穩定了江山，也最終把整個河西納入西漢版圖，並增設了河西四郡，就是今天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卑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快遞到西域各國，從名不見經傳的街頭商販一躍成為世人矚目的商業巨賈，這些人的成功案例迅速吸引了更多的人從事絲路上的貿易活動，而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交流，也給漢朝帶來了巨大的關稅收入。

陝西猛男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各國，不僅完成了探索商路的歷史重任，而且隨手把中國名片兒一路紛發給了毗鄰而居的歐亞各國。公元前30年，羅馬人征服埃及打開了非洲大門，透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亞非歐三大洲得到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和思想迅速在三大洲各國傳播，東西方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

同時，徽商、晉、回、江浙人紛紛響應號召來到河西走廊。茶葉和絲綢從這裡穿過新疆穿越俄國，中東直達地中海，藥材、皮革、香料、珠寶都要經過河西走廊轉賣兌換最後又進入長安。各國商旅縱橫，經濟發達。盛極一時的河西走廊成了名副其實的經貿交流中心，繁榮程度僅次於長安和蘇杭，也成為距離長安最近的副金融中心，最大的外貿交易中心。

從一世紀起羅馬人狂熱地迷戀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少女們常常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路上炫耀。由於對絲綢的狂熱追求，羅馬市場的絲綢價格更是達到了每磅12兩黃金的天價，公元166年羅馬使節透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

到了唐朝，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闢。

各種商貿活動，直接激發了唐朝人的消費慾望

。從藝人、歌伎、家畜、野獸到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從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到器具牙腳、武器書籍，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商品，幾乎應有盡有。極大影響著大唐的白富美和高富帥的消費理念。國力強盛，安定團結的大唐盛世造就了風華絕代，風流倜儻，風姿綽約的時尚界

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透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了相當數量的各國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樹立大唐威儀，在唐朝佛教和基督教也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

經常聽到“一帶一路”，從去年五月開始，它的熱度就沒下去過，可常常見到它的你，明白它究竟是啥嗎？

“一帶”指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圖中的兩條線是祖國大大在2013年畫下的，目的呢，是號召“線”周圍的國家一起來賺大錢~

至於“一帶一路”為啥這樣畫？

當然不是瞎塗鴉的~這兩條線可是脫胎於兩條古代貿易路線：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在自然條件惡劣的喀喇崑崙山區依舊奔忙的崑崙駝幫。攝影/郝沛

你知道陸上絲綢之路分幾條嗎？

據我那教歷史的體育老師說啊，陸上絲路分三條~

路線參考自《中國國家地理》

第一條是西南邊通往東南亞&南亞的西南絲綢之路；

第二條是傳統絲綢之路，因過新疆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和中亞的若干沙漠，又叫沙漠絲綢之路，也是最為大眾所知的一條；

第三條是北方的草原絲綢之路。

西南絲綢之路

有趣的是，西南絲綢之路比，張騫帶火的傳統絲綢之路，還要早出現個500年以上！

攝影/王金

上裡古鎮，位於雅安雨城區北部，初名羅繩，曾為青衣羌人的領地、古嚴道的轄區，又是古西南絲綢之路進入雅安的重要關隘和驛站，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邊茶關隘和茶馬司所在地。

大致可分三條：從長安、成都經昆明到越南河內、從成都經八莫到緬甸仰光、從成都經八莫到印度達卡。

傳統絲綢之路

而傳統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條筆直的東西線，是由若干條東西相連、南北交錯的交通網，分東、中、西三段，每段又分北、中、南三條線~

西段顯而易見，為西域之外向西、南線，資訊不多，暫且不表～中段為西域，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北、中、南三線多分岔。

高昌故城被稱為西域之門戶，曾經胡商雲集，馳驛不絕，幾乎見證了絲綢之路的全部歷史。攝影/王金

此圖攝於20 世紀80 年代。攝影/茹遂初

塔克拉瑪干被形容為死亡之海、生命禁區，絲綢之路只能小心翼翼地自其邊緣經過。

攝影/李學亮

塔里木盆地四周為群山、高原所環繞，山上冰雪融化後，形成條條河流，衝向盆地，在盆地的北緣彙集成塔里木河。這是中國最長的內陸河，是孕育西域文明的母親河，也是保障絲綢之路暢通的生命河。

攝影/薛彥保

慕士塔格山海拔7509 米，它與公格爾峰、公格爾九別峰並稱“崑崙三雄”。它一方面是帕米爾的標誌和象徵，另一方面也是地理和歷史的分水嶺：冰川從它腳下發育，分別注入蓋孜河水系和塔什庫爾幹河水系，而冰川與河流切割出的河谷則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這裡是中亞古代交通的十字路口。

東段為中國本土地帶，從長安到武威、張掖，再沿河西走廊到敦煌附近的陽關、玉門關，這是東段的基本路線。

攝影/王金

為抗擊匈奴、經營西域，漢代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據兩關”, 兩關即陽關、玉門關。兩關皆在敦煌郡以西，是河西走廊的終點，出關即為西域。昔日象徵邊陲的關城早已蕩然無存，一座漢代烽燧寂寞地聳立在墩墩山上。

玉門關 攝影/王金

但東段因戰亂等因素阻隔，往往會有”備線“出現，河南道就是其中代表，由南北朝的吐谷渾政權開闢，途經吐谷渾河南王轄區，又在黃河以南，故稱河南道。

河南道是南北朝時中原與西域的主要商道，當時許多高僧從西域去往中國南方便多經此道。

攝影/吳體剛

萬丈鹽橋是格爾木至敦煌的一段從達布遜湖上穿過的公路，利用鹽湖天然材料--鹽漬與滷水澆築而成，路即是橋，橋亦是路，山色湖光相映，堪稱“舉世無雙”。我們在讚歎父輩的智慧之時，不免遙想在更久遠的時候這裡還是商貿往來的要塞，絲綢之路就從這裡與青海作別。

草原絲綢之路

此外，公元前10世紀開始，在北方的亞歐大草原上，還存在一條由遊牧民族維持的草原絲綢之路，暫無法用確切位置標註，當年馬可·波羅便由此道進的元上都。

攝影/王金

位於新疆準噶爾盆地東北部、阿爾泰山的東南麓的青河縣,是亞歐草原絲綢之路新疆地段的“東大門”和“橋頭堡”，不過這裡沒有瓊瑤式的愛情，卻有神秘的石堆遺址和鹿石、石人。

攝影/賴宇寧

在廣袤的亞歐草原上，時常可以見到一些用岩石雕成的人像，它們被統稱為“草原石人”，可能與古代某些遊牧民族的墓葬有關。圖為昭蘇草原上的一尊男性石人，本是一位威嚴健壯的武士，或許是六七世紀時活躍在西域並控制了絲綢之路的突厥人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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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見證了中華文明的傳承與創新,承載了華人民與世界交流的智慧與情感,更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重要創作源泉。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深入人心,作為中華文明跨文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絲路文化被賦予了更深刻的內涵和更重要的地位。從歷史來看,絲綢之路存在時間長達2000年,涉及陸路與海路,可謂地球上路線最長、地理最複雜的交通路線網。而“絲綢之路”所承載的意義,則遠遠超越“路”的地理範疇和“絲綢”的物質範疇,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是絲路為我們帶來的精神財富與文化啟迪。

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線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後人將其統稱為“絲綢之路”。千百年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是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紐帶，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徵，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華人興建的，也不是華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要，才形成了絲綢之路。所以查中國的古籍，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詞。1860年前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提出“絲綢之路”概念。他結合考察情況，又對照中國歷史，提出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存在著這樣一條“絲綢之路”。德華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撰寫成專著《絲路》。從此，“絲綢之路”這一稱謂得到世界的認可。經過一代代華人傳承至今。到2013年，習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新絲路倡議繼承了古絲綢之路開放包容、兼收幷蓄的精神，因此和古絲路具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由於“一帶一路”政策出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現實需求，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質，因此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的內涵。

絲綢之路分為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與國外進修貿易往來的海上路線。它是在秦漢時期形成的，最繁華的時期是唐朝，它是從今天的廣州、杭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出發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而陸路絲綢之路最早形成於西漢時期，也就是我們歷史課上學到的，張騫出使西域，他從長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早期絲綢之路的起點設定在今天西安城西，現在去看還絲綢之路群雕依然儲存完好。國家前年也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復興帶的政策，促進中外友好關係與貿易往來。

張騫帶著人馬騎著駱駝從西安，經過了甘肅、新疆（新疆是絲綢之路的核心腹地），走到嘉峪關外，去到了中亞、阿富汗、西亞（阿富汗、敘利亞），最後以羅馬為終點，並對接上了地中海各國，形成了一個早期比較原始的整體的陸上的貿易通道。絲綢之路的實質就是為了開啟中國茶葉、生絲等物資與國外物資交換以及關係往來的，也是早期外交行為的表現形式，進行商賈易貨，傳教，學術考察等活動。張騫走過的絲綢之路向北到達今天的蒙古，向西到過天山。

到了東漢時期出現了大一統，經濟得到了發展，也包括絲路貿易往來的頻繁。而東漢時期也出現了一件標誌性物件，也就是現在甘肅博物館的館藏品“馬踏飛燕”。這件青銅器是由一隻小巧的朱雀托起一匹高頭大馬，向天而笑，只見這匹馬一隻腿踏在朱雀上，做出飛奔狀，馬腿與朱雀巧妙的構成三角形，而三角形在力學角度上是最穩固的關係，這也預示著這個時期的政治關係，經濟和民生都很穩固，另外會飛的馬就是天馬，而天馬象徵的是皇權的至高。這時外貿往來也引進了很多國外的水果在國內進行培育種植，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張騫在這麼漫長的路途都能吃到什麼水果？

剛才給大家做了絲綢之路的行程規劃，張騫這位外交兼美食家，給我們帶來了我們夏天最解暑的西瓜。這種瓜果是從西域引力在國內培植的，所以被稱之為西瓜。西瓜最早是在埃及被發現的，當地氣候炎熱，也許當地人發現西瓜富含水分，中國也有陰陽互生的說法，也就是說極陽之地必產極陰之物。就像硃砂產在湘西，硃砂極陽之物而湘西則是之陰之地，去到湘西隨處可見滿地的“曼珠沙華”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彼岸花，這種花傳說只生長在通往黃泉的路上。

張騫還給我們帶回了了一種特別美好的水果，這就是葡萄。說到葡萄肯定就會想到的是新疆葡萄乾，全國各地都產葡萄，不過新疆是我們絲綢之路的核心腹地，另外這裡的氣候和環境造就了甜度更高的葡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地氣溫特別高，而葡萄產量又大，不能長期存放，但是也還沒有製冷技術，於是聰明的人就將葡萄曬成了葡萄乾，葡萄乾可以長期存放，並可以銷售到各地。

核桃很多人都吃過，，它又堅硬的外殼，核桃的果仁像極了人的大腦。現在也有吃核桃補腦一說，包括還有一檔節目“最強大腦”，挑戰成功送“6個核桃”。現在核桃產地就在陝西一帶，特別是陝西商洛這個地方產的核桃可以稱之為山核桃，個頭不大，皮薄，肉質飽滿富含油脂，核桃一時間成為了陝西關中一帶的土特產。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水果，別說張騫在西漢時代中國還沒有了，哪怕是在現在很多地方的人都不一定吃過。這種水果葉子一整片分四指，一年四季也看不到開花，到了坐果的時候，冷不丁的就從樹上長出了果實。這種果實小的時候也是青色的，掰下一個你會發現樹立馬滲出白色的漿液。這種果實會滿滿長大，快到成熟的時候區域性開始從青色變成淺紅色，在從紅色變成紅褐色，並散發出陣陣香味。這就是無花果，無花果並不是沒有花，而是這種水果的花是內生花被果實包在了裡面。無花果成熟的時候可以直接當水果吃，也可以用來燉湯。

2013年9月中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中國自身的共同繁榮。臺北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達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專案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線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透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相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透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定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程序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絡，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Explorer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援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華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開啟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透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透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說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從中國古代的長安通往中西亞地區乃至歐洲的古道，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其實在中國的大西南還有一條絲綢之路，為了和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區別通常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中國的四川地區在古代稱之為蜀地，蜀地是絲綢的重要產地之一。西漢揚雄《蜀都賦》曾這樣描繪蜀地絲綢之精美：“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古蜀國曾一度號稱蠶叢之國，這裡的桑蠶絲綢業起源最早，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事實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貿易交流可能遠遠早於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溼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測溼婆神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中國商代。到了張騫出使大月氏時曾在相當於今天阿富汗喀布林一帶見到蜀地的絲綢，在詢問當地人後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道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草原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都是溝通東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動脈，而與之相對的還有一條海上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戰國時代楚威王殺死了越王無疆，到楚懷王時代越國已徹底陷入內亂之中無法自拔，早已不復勾踐時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懷王乘機攻滅越國，設郡江東。隨著越國的覆滅，楚國疆域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東地區，獲得了長江出海口。楚國利用這一地緣優勢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交流，這從側面印證了“世界第一大國”之說。楚王為了便於商貿，楚國特地為商隊鑄造了用於免稅的金節，只要出示金節，一律免徵關稅。節用青銅鑄成，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徵”，“不得金節則徵”。從享受國家免稅的優待看，楚國已牢牢把商業控制在官府手中了。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同中西亞國家交往的記載。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了一種跡象：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能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間更早——現代海洋漂流學說已經證明：用一個比較大的木筏裝上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區可以由中國東南沿海一直到達南美、北美。澳洲、非洲以及整個太平洋各群島。菲律賓、北婆羅洲、夏威夷、紐西蘭、厄瓜多......世界各地陸陸續續有十三個地區發現了源自中國的有段石錛。部分史學家根據考古研究推測：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也有學者推測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在膠東半島也開闢了一條直通遼東半島、北韓半島、日本列島直至東南亞的黃金通道。

公元前219年已成功滅亡六國從而一統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隨即在此地設定了閩中郡，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這次挫敗並未阻止秦始皇將嶺南納入版圖的決心，於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這次秦軍成功佔據了嶺南，隨即再次設定南海郡，修築番禺城（今廣州城），此後廣州就一直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秦朝二世而亡，隨即又經歷了楚漢相爭，趙佗趁中原戰亂之機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公元前204年趙佗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建立南越國，號稱“南越武王”。1974年底在今廣州中山四路發現了南越國宮署遺址，在宮署遺址之下又發現了秦代造船遺址，從出土文物判斷：這是秦始皇統一嶺南時“一軍處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廠遺址。1983年在廣州象崗發現的西漢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產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燻爐，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漢武帝之後西漢的商人經常出海貿易，中國典籍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明確的文字記載日益清晰起來：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的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公元前112年夏季漢武帝劉徹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並於公元前112年冬季滅亡南越國。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在此後的兩千餘年間廣州一直是中國南方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已和阿拉伯地區展開貿易，這點我們可以從阿拉伯史學家撰寫的《編年史》中得到證明，同時在廣州也出土了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這也間接證明當時中國同中東地區是存在貿易往來的。到了唐代地理學家賈耽在《新唐書·地理志》中描述了當時全長1.4萬公里的廣州通海夷道：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行駛至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後折向西南方向經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達如今越南東南部海面，再從這裡越過馬來半島進入印度洋，最終抵達當時阿拉伯帝國的都城巴格達。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主持修築了梅關古道上的大庾嶺驛道，此後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商可以從廣州經由陸路更為便捷地直抵長安、洛陽。除了由廣州通往印度洋的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外另一條東北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唐代進入到繁盛局面：中國絲綢進入東北亞可追溯到中國歷史上漢魏時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65年）——在《三國志•魏志•夫餘傳》中清晰記載了位於東北地區的夫餘國與中原存在商業貿易，在如今的龍潭山和東團山之間均出土了大量漢代五銖錢、漢代白銅鏡殘片以及印有王莽貨泉花紋的陶片。到了唐代東北地區已形成一條陸路絲綢之路和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陸路從上京忽汗城西渡遼河至營州而入幽州境，然後一路西行至長安；海路從上京忽汗城取道遼東半島，渡渤海而入青州境之登州。這條道路使唐朝得以溝通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北韓半島的新羅、孤懸海外的日本，最遠甚至與位於今天俄羅斯勘察加半島的流鬼國取得了聯絡。宋朝由於在軍事上的弱勢地位失去了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因此更注重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宋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透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完成的。此時華人早已在漢代絲綢之路的基礎上進一步向西越過印度洋到達了東非海岸。宋人筆下已記載有今天的索馬利亞、桑給巴爾、埃及、摩洛哥等地，宋朝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條中國到非洲的航線。1898年德國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上的文字來看：這些古錢出自中國宋朝。事實上這已不是第一次在非洲發現宋錢了：1888年英華人在坦尚尼亞的桑給巴爾發現宋錢。進入20世紀後類似的發現進一步增加：1916年馬菲亞島出土3枚宋錢；1945年桑給巴爾一次性挖掘出176枚古錢幣——其中北宋錢幣108枚，南宋56枚；坦尚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後發現“熙寧通寶”、“政和通寶”、“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其實宋錢並不是只出現在非洲，在今天的新加坡、爪哇、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北韓半島等地以及中國境內的遼、金、西夏統治區都曾出土過宋錢，可以說宋錢就是那個年代的國際通用貨幣。

事實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是一條單純用於絲綢交易的商路，同時也肩負著政治軍事和文化傳播的職能，即使是在貿易方面同樣不是單純交易絲綢，因此有時絲綢之路也會被稱為瓷器之路、茶葉之路，直到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國》一書中首次將聯絡古代東西方之間的陸路通道稱為絲綢之路，此後德國漢學家赫爾曼進一步將絲綢之路的外延擴大並提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概念，最終他們二人的觀念被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於是絲綢之路的名字就此確定下來。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就曾有過如下規劃：修建一條從中國境內出發沿絲綢之路抵達中西亞地區的公路，對此他設想人們可以駕駛汽車從上海出發，沿著絲綢之路到喀什，然後經過整個中西地區到達亞歐交界地區的伊斯坦布林，如果可能再詳細一直延伸到歐洲大西洋海岸邊，沿途人們可以欣賞風景各異的草原、戈壁、荒漠、綠洲等自然景觀，也可以領略Murano、撒馬爾罕、布哈拉、伊斯坦布林等古城的氣息，不同的種族和民族進行著各種商品和文化的交流。他的這一設想引起了當時國民政府的興趣並根據他這一設想在絲綢之路古道的基礎上修築了蘭新公路。沒過多久抗戰全面爆發，蘭新公路成為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一條重要的物資運輸生命線，然而打造從中國通往中西地區交通網的設想也被戰爭打斷。事實證明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無法支撐起如此宏大的設想，然而今日今日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這一設想正日益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