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性思維，漢朝歷來都被匈奴按在地上摩擦，匈奴自然心生輕意，打過lol，王者的都知道，順風，就是飄，總覺得對面怎麼都打不過自己，偶爾團滅一兩波也當是失誤不放在心上，覺得只要認真打就肯定會贏，殊不知這一兩波團滅真是敗局的開始，匈奴亦是如此，一開始小團滅幾波，他們雖然很煩，但也沒那麼重視，直到衛青，霍去病領著新套路，帶飛漢朝的時候才發現，晚了。最後敗局已成，飲恨狼居胥

經過文景之治，百姓有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庫充盈，倉廩殷實，最重要的是武帝本人，其志便是蕩平匈奴，以雪漢恥。削藩國，收王權，練強兵牧戰馬，提拔優秀將領，演練戰略戰術，無不以擊敗匈奴建立強大漢朝為目標。尤其是騎兵，想要擊敗匈奴，騎兵是重中之重。反觀匈奴，以遊牧劫掠為生，並無大志，更沒有武帝這般雄才偉略。一進一退，匈奴必敗。

遊牧民族就像一窩馬蜂，聚集起來準備好戰爭，攻擊力極強。勝率很高。如果不尋常規偷襲蜂巢，就會大獲全勝。衛青開始立功時是出奇制勝，霍去病更是直接偷襲敵人老巢，那才是敵人的軟肋，所以必然成功。而久負盛名的李廣吸引了匈奴主力，就常打敗仗。進攻是最好的防禦。

這是個偽命題，因為匈奴並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麼強大。

大部分華人對於遊牧民族的恐懼，來自於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滿族建立的清朝所謂的“騎射立國”，對於馬背上民族的弓馬騎射有一種得自書本的，莫可名狀的恐懼。

但是，這種恐懼歸根結底來自於對遊牧民族軍隊的不瞭解。

清朝是離我們最近的少數民族王朝，它所強調的“騎射為本”其實是一種民族意識的傳承，而非事實。因為滿族的前身，八旗，本身是一個多民族構成的軍事組織，既有八旗滿洲，也有八旗蒙古，還有八旗漢軍，其中滿洲也並非一個民族的概念，而是以明代建州左衛的女真人為核心，吞併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等諸多“部族”而形成的軍事化組織。

這之中，海西女真四部由於地近蒙古，生產生活方式有遊牧的成分，但絕大部分仍為定居、耕種，而建州女真更是一部分漁獵，一部分耕種，完全不是遊牧民族。

他們的軍隊戰法，也是學自明朝的遼鎮，採取的是精銳步兵重甲近距離步射，步兵操長兵器衝陣、騎兵追殺的戰法，而不是傳統的遊牧民族戰法。

真正的遊牧民族戰法，是蒙古人的“蒙古歹”戰術，也就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在逃跑中回射消耗敵軍的打法。

這一套並不是蒙古人獨創的，是草原遊牧民族生產生活中摸索出來，傳承了幾千年的老手藝，而歷次北方遊牧民族的崛起，並不是把馬騎得更好，把箭射得更好，而是在資源足夠的情況下，養出一部分脫產的，能夠披重甲衝陣的“重騎兵”，在成吉思汗的時代，這樣的重騎兵佔蒙古騎兵總數的40%，這個數量，隨著蒙古帝國的衰落，不斷減少，直到清朝初年，蒙古騎兵基本喪失了肉搏衝陣的能力。

而匈奴，恰恰是沒有衝陣能力的“純血”遊牧騎兵，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漠北之戰、李陵被圍之戰看出來，同樣，在“匈奴神話”誕生的白登之圍也能看出來，即匈奴依靠騎兵叢集強大的戰場遮蔽能力，可以包圍漢軍，但是卻缺少突破漢軍防禦的手段。

也就是說，匈奴在漢朝初年的為虐，與其說是有超強的破壞力和戰鬥力，不如說是由於秦末大亂的影響，原本的防禦要點，比如今天鄂爾多斯一代的河南地丟失，漢軍喪失對匈奴防禦的要點，使得對方集中兵力破口時，以步兵為主的漢軍，難以快速機動堵漏，讓對方在城池之外肆虐。

這種情況，在明朝中期之後也屢屢出現，比如達延汗（小王子）和俺答汗很輕鬆就突破明朝的長城防線，嘉靖朝俺答汗更是直接兵臨北京城下。

從戰鬥力來講，明軍九邊各總兵的幾千精銳家丁是可以抗衡這些騎兵的，但是一旦面臨10萬以上規模的入侵，他們的兵力根本不夠用。同理，漢軍在被動防禦時期，李廣以太守的身份，統轄的機動兵力往往就只有幾千人，根本堵不住口子。

這樣的敵人，根本不足以動搖漢王朝的根基，但是卻足以傷害大批的民眾和君主的臉面，所以，漢武帝積蓄力量組織騎兵軍團對匈奴發動了長期的進攻戰。

實話說，就算是匈奴把史書上說的控弦四十萬全集中起來，哪怕我們完全不考慮這個舉動的可能性（因為不可能，後勤壓力養不起）與十萬漢軍進行一場決戰，匈奴一樣會戰敗，這是遊牧民族在這個時代技術上的天然落後決定的。

所以才有一漢當五胡的說法，而那些把匈奴當做漢朝生死大敵的人們，其實就完全沒有考慮過，相對於擁有3500萬人口的軍國主義的漢朝，只有幾百萬牧民的匈奴，除了跑之外，就沒有什麼還手之力，當漢朝有決心用幾十萬人運糧，讓他的9萬騎兵打到漠北，匈奴的戰敗衰落，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