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會歷史久遠，可住宿到唐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分行分業日益增多,各行業的生產和經營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自發組織起作為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制度，除了各行會問具有統一性之外，同時具有自己的特點。這種特點是由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經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所決定。明清以來，中國的行會組織，往往是以地緣性經濟的“會館”形式出現的。從明代中葉起，隨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末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蔭芽的出現，各地著名的商幫，頻繁活躍於全國各大中城市。

行會制度是中國古代城市中的主要經濟組織之一。行會制度形成於唐代，明清時期達到了繁榮。由於城市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封建統治者出於對工商業者的管理和征斂的需要，設立行會，“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是按各手工業，商業的行業而設立的，故有“行”之名。行會制度即是監督工商業者“合法”經營，貫徹統治階級管理工商業者的意圖、向官府繳納稅賦的工具。城市行會制度的產生，說明了城市工商業的空前發展。沒有城市經濟的繁榮，就沒有行會制度成長的前提條件。城市工商業的活躍，客觀上需要行會制度在官府與工商業者之間進行直接溝通，工商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經營者也需要有自己的專門組織，到了明清之際，行會真正成為工商業者的組織，有的稱會館，有的稱公所、行、幫。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大和商品流通的發展，工商業者實力的增強、社會地位的提高，手工業者之間，商人之間競爭日益加劇，於是，他們各自組織行會，行會內部是減少競爭，統一協調，行會外部是保護自身利益，防止外來競爭者侵犯自己的權利。這種行會實際上是工商業者的自發組織，民間組織，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們代表本行業，本部門或本地區工商業者的利益，內部具有一套制度，行規，其利益具有一致性，共同對外，具有強烈的利益自我保護色彩和排外性。明清時代一些同業公會工商業會館，商人幫會，如激州商會，洞庭商會，具有相當大的活動能量和社會影響。

明清時期，在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中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一批有相當影響的市鎮也嶄露頭角。這些城鎮型社群，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經濟中心，商業十分活躍，市場連線海內外。城市手工業、商業的規模擴大，分工細化，打開了商品經濟發展的嶄新局面。牙行和牙人在商業市場中居於重要的地位。工商業會館、公所紛紛建立，交換活動中貨幣的作用日益廣泛，手工業工場湧現，自由勞動力市場在城市中出現，手工業工場中僱傭關係形成。總之，這時的資本主義因素在一批城市和一些市鎮中萌芽。明代後期的蘇州“郡城之東皆習機業，織文曰緞，方空曰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

與西方封建城市不同的是，中國封建城市中的絕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軍人等消費人口，工商業者不佔多數。漢代王符說過；“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者什於浮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數萬，類皆如此。”所謂“農夫”，是指農村居民，“浮末”是指工商業人口。可見，洛陽城工商業者比“遊手”還少，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