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的出現是必然的。在強盛隋朝滅亡慘烈教訓的刺激下，身為新王朝的建立者，貞觀時期的君臣整體上都有很強的危機感和責任心。當然，在君權至上的體制下，皇帝李世民個人尤為關鍵；但人總有弱點，為了避免獨斷造成戰略錯誤，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來進行輔助。而魏徵，則是這個體系中的佼佼者，但並非不可替代。

包括李淵、李世民在內，初唐的朝廷大員，要麼是隋朝的舊臣，要麼出自各路起義軍。甚至魏徵，在跟隨李建成之前，曾當過隋朝官員，還在李密手下服務過。

身為隋末亂世的親歷者，初唐君臣對於統治失道帶來的巨大災難有著深刻體會。因此，在史料中我們會時常看到，李世民頻繁與那些隋朝老臣就楊廣的為政得失進行討論；隋朝的官方史書《隋書》正是由魏徵牽頭主編；而除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名言外，李世民還表達過“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這樣的感觸。

隋煬帝為何敗壞強盛的家業？原因雖然很多，但首先與他憑藉個人出眾才華、剛愎自用密切相關。

李世民時常閱讀楊廣留下的書作《隋煬帝集》，看完後發出這樣的疑惑:“看他的文字，處處包含著堯舜之道，但為啥行桀紂之事？”

那些隋朝舊臣（包括魏徵）的口徑很一致:“依仗絕世才華，剛愎自用，不聽人言。犯了錯誤自己卻茫然不知。”

李家與楊家同為關隴貴族，李淵甚至還與楊廣是表兄弟，可以說，他們本就是同行或自己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李世民建立了一些列的制度來對皇權進行匡正、輔助。

這裡主要列舉兩項對唐朝政治影響最大的制度:

其一，被空前重視的諫官制。

中國曆朝歷代都有諫官，但給不給他們說話的機會、是否聽取意見，都取決於皇帝本人。為了發揮這一監察崗位的作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登上皇位不久的李世民立即釋出了一道詔令: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則諫。

而大名鼎鼎的魏徵，起初就是擔任諫議大夫。加上他原為李建成手下，開起火來更不客氣，成了最猛的嘴炮。甚至李世民私下讓他給自己留點面子，別在朝堂上懟得那麼狠。

但李世民這是不是做戲？筆者認為並不是，他是真的怕走楊廣的老路:弄死一個魏徵輕而易舉，但接下來誰還會再提意見？反之，自己能如此容忍李建成的手下，其他人還有啥顧忌？大膽提意見吧同志們！

更別說事實證明，人家魏徵的絕大部分意見確實正確。

第二:五花判事制

“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這項制度包含兩層意思:

就同一件事，負責起草政務命令的中書舍人（中書省具體幹事的，中書令的手下），要如實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

而且要把自己的意見親手寫在相應的檔案上，以便核實查證。

這在皇權高度集中的封建社會，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創舉，有效的減少了人治時代獨斷專行帶來的危害。

其結果也立竿見影:據史書記載，自實行五花判事制後，貞觀年間的大小決策“鮮有敗績”。

貞觀之治的出現，正是在強烈危機意識下，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創立才得以實現。魏徵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但並非不可替代，皇帝本人才是最重要的主角。

但這些制度，說到底也是皇權意志的產物，是否能發揮作用，還是得看皇帝自己。在唐高宗時期，武后干政，諫官逐漸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後來雖在唐玄宗前期再度迴歸，但隨著他逐漸驕奢淫逸，曾經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那些制度逐漸有名無實。安史之亂後，唐代更是陷入了藩鎮割據、宦官干政的泥潭，逐漸步向了末路。

魏徵即魏徵，性格剛直、才識卓越、敢於犯顏直諫。作為唐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大唐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每進切諫，雖然激怒太宗,而他卻神色自若，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大唐，曾先後陳諫200多事，勸戒太宗以史為鑑，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清靜無為、“仁義”行事,無不受到採納。貞觀十三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後世都有重要影響。

“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兼聽則明，偏信則闇。”魏徵的很多諫言人們耳熟能詳。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裡，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 魏徵對於太宗、對於大唐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可謂大唐的護國柱石。

李世民即位後，廣納諫言，他擴大了諫官的權力，鼓勵群臣可以對其錯誤的決策進行批評。魏徵廷諫200餘次，在朝堂上直陳皇帝的過失，在早朝上更是多次讓李世民尷尬、下不了臺的情況，李世民對此雖然不滿，但知道他的諫言是對的，忠言逆耳，並沒有因此責備處罰魏徵。因此，李世民是一位有度量的皇帝，他在位期間任用人才，完善各種法律、制度，從諫如流，執政期間百姓可以做到門不閉戶、路不拾遺，是一位有真本領的皇帝，又怎麼會需要用別人來標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