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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係是古代和諧君臣關係的典範。在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國情和變革求治的傳統與環境下，神宗與王安石較早樹立了變法圖強的理想目標，並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在不足十年的時間內，推行十多項涉及經濟、軍事等領域的新法，對熙寧政局乃至北宋中後期的政治產生較大影響。

宋神宗與王安石二人由於個人經歷、知識結構、認識水平，以及所承受壓力不同等因素，在合作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分歧。這些分歧遍及熙寧時期的人事、變法、軍政等領域，貫穿其合作過程的始終，並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不斷增多。然而，其之間的分歧並未對二人關係產生較大影響，二人基本上能夠相互合作，密切配合。

宋神宗與王安石之間關係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其分界線大致為：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和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其中，第一個時期是變法展開前。宋神宗仰慕王安石的才學，所以，多次邀請王安石入宮長談，吸取治國之術，對部分裁決不下的問題，聽取王安石的建議，並且基本上能對王安石言聽計從。第二個時期，是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變法，直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時期。這一時期，宋神宗與王安石在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新法事項上，在對部分反變法派官員的處置、部分變法派人員的對待等人事問題上、在宋與西夏、契丹之間的軍政問題上，存有意見分和，且分歧隨著變法的開展與深入不斷增多。

在宋神宗與王安石共同的變法圖強目標的驅動下，在王安石苦口婆心勸說、於情於理分析、以辭相等方式向神宗施壓等形式的努力下，並在實際調查結果的支援下，宋神宗基本上能夠聽從王安石的意見，支援新法推行並推廣。這一時期，又可以熙寧四年二月的慶州兵變為分界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慶州兵變發生後，神宗更加懼怕變法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因而對王安石新法的支援力度有所下降，兩人分歧增多。第三個時期，王安石經歷了罷相、復相到再罷相。在此期間，宋神宗因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到復相期間，獨立主持變法等事項，得到了一次走向獨立的政治歷練，因而對王安石的政治依賴程度有所下降。在王安石復相後，對之政見的遵從程度也大不如前，但基本上能夠行王安石之道，對王安石也較為關照。宋神宗與王安石的合作，是最高指揮權、決策權與治國良策的結合。王安石一直在試圖影響神宗、教育神宗。宋神宗也在試圖學習並踐行王安石的治國之道。

然而，終因河二人成長經歷、知識結構、認識水平等差異，宋神宗始終未能習得王安石變法理唸的精髓。觀熙寧之世，二人也始終存有一定的分歧。然而，宋神宗與王安石始終抱有較為一致的變法圖強目標，加上二人對分歧的適當處置等原因，神宗與安石的分歧並未對其關係造成嚴重影響，二人始終保持著和諧的君臣關係。

宋神宗與王安石模稜兩可若親若疏的關係，是影響變法的重要原因從崇拜到一一味相信再到左右懷疑相互牽制，然而君始終是君，臣始終是臣。

王安石既不想竄權當主子而老闆也沒有信任他把江山社稷與生殺大權交給他，最多隻想讓自己安逸些，別讓自己當皇帝太苦而已。

對於王宰相他只想做些實事而已也不想永垂不朽能成則盡力去實現，不成則隱退。老闆則想好處最大化而其他方面能不見就不見。

老闆能用王安石也能用司馬光，王安石把所有的錯全背上去下野留下乾淨明亮的老闆與富足的資產供宋神宗享用。

他們的關係用，始疏，後親，再後信，最終疑來形容比較合適。

始疏。改革之初宋神宗已知王安石的《萬言書》知道他是一個具有獨到見解，且具有頗有領導力的年輕官員，可以說意味相投，但礙於其僅是太子，所以隱忍不發，待宋神宗即位，他已耳聞目睹了宋朝的各項積蔽後，立即著手改革這時的關係向親的方面發展。

後親。宋神宗上臺後很短的時間內把王安石提拔到參政知事（副宰相）位置，讓他獨掌改革大權不受宰相制約，行政性事務交宰相處理，改革之事完全委託王安石，讓他大展抱負，在他有了一定的執政基礎，各方向的制約少了時，也見證了改革帶來的紅利時對他更加另眼看待，這時向信的方面發展。

再後信。這時宋神宗完全相信王安石，為推行改革宋神宗把宰相大權也交由王安石做，這時改革才轟轟烈烈搞了起來。但是由於改革過於激進，嚴重地威脅到了大地主，官僚地主，大商人，及皇族利益，遭到他們的集體反對，各項事業推動困難，阻力重重，加上所用匪人，從中漁利，使宋神宗對王安石的變法產生懷疑態度，後來迫於各方壓力，把王安石閣置了下來，夲來是想以待時日再起用他的，但宋神宗不意自己命入膏肓無可救藥一命嗚呼，王安石的變法也就命終正寢了！

在整個變法過程中，宋神宗的態度是比較明確的，他對王安石是支援的、信任的。然而隨著變法運動的推進，王安石面對種種責難，壓力巨大，越發孤立無援。

王安石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參知政事，兩年後躋身宰相。隨著新法的推行，反對聲一浪高過一浪，王安石為了表示自己並非棧戀權位，只是一心希望國家富強，遂於熙寧七年（1074年）上書稱病辭職。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決，連上六表求辭。神宗皇帝最後沒辦法了，只得同意。不過新法並未因此中斷，在韓絳、呂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撓地得到推行。

一年後（1075年），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對王安石來說，徒留傷心回憶罷了。反對派的攻擊依然如疾風暴雨般襲來，而新法集團卻已不是鐵板一塊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樣高風亮節，有些人純粹就是投機分子，投皇帝所好，把變法視為求取功名的途徑。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與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呂惠卿分道揚鑣。

與此同時，宋神宗對王安石也不再無條件地言聽計從。在變法的一些重要問題上，皇帝與宰相的觀點有了很大的分歧。不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還遭到後宮及皇親國戚的壓力，這位改革的總設計師已是心力交瘁。在此時期，王安石的長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單與悲慼。熙寧九年（1075年），復相後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遞交辭呈。宋神宗雖仍極力挽留，但王安石還是毅然退出中樞。

王安石主持變法，總計六年。新法並沒有因為王安石的離去而中止，應該說，宋神宗在變法這件事上，是堅定不移的，一直到他去世為止。

王安石和宋神宗的關係變化可謂甚是微妙，從整個北宋“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來看，經歷了信任、存疑到懷疑的三個階段。也是因為變法過程中這種微妙的變化，導致宋神宗漸漸走向以蘇軾、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派一邊，從使北宋這次重要的變法運動功敗垂成。

一開始，宋神宗是極力推崇王安石變法改革的，王安石上表提出的變法提議如舉措也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援。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宋神宗由支援開始走向左右搖擺呢？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低估了變法的阻力和支援變法的根基過於薄弱。

王安石變法所遇到的情況並不是北宋時期才有的，而是歷史上固有的，如吳起、李悝在魏國變法，魏文候死後，魏武候即位就是因為聽信公叔痤多次勸諫，最後開始懷疑吳起，吳起不得不逃離魏而去楚，結果是魏國變法只走到了半路就停頓下來了。魏國沒有得到深徹變法的原因就是沒有君主與變法大臣剷除公族勢力所致，魏國在整個戰國中，所有的重大決策幾乎都受位高權重的保守派公族勢力所左右著。

處置變法的阻力和培養變法的根基歷來是變法成敗的關鍵，不光是考驗變法大臣的意志和智慧，更考驗著變法君主的意志和智慧。宋神宗恰恰是有雄心而少意志少智慧的君主。在變法的過程中，經不住以司馬光、蘇軾為反對派為代表的大臣天天在他耳邊傳遞“壞訊息”，結果變法的根基沒有培養起來，自己先懷疑起變法是不是真的“有問題”了。

歷史在北宋重演，失去宋神宗支援的王安石也開始漸漸獨木難支，王安石變法草草收場退出歷史舞臺。這種失敗既是北宋的不幸，又是王安石的不幸。

神宗與王安石有共同理想

　　神宗繼位之時，宋朝統治將近百年。宋初制定的許多政策，其弊端已經漸漸顯露出來，官場腐敗盛行，財政危機日趨嚴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農民起義不斷，遼、西夏在邊境虎視眈眈。面對這種情形，神宗對太祖、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

年輕的神宗有理想，勇於打破傳統，他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惟一辦法。在王安石的輔助下，開始了一場兩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變法，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改革，對趙宋王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神宗進行變法並非一時衝動，早在少年時代，神宗就已經心懷壯志，希望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在成長的過程中，神宗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直接決定了他當政之後務實、創新的治國理念。

　　富國強兵：神宗與王安石的理想

　　王安石像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曆二年，22歲的王安石考中進士，歷任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間，他體察民間疾苦，對基層社會情況有了較為充分的認識。這為他此後的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王安石文學造詣也十分深厚，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讚歎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意思是後來人是無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學成就的，評價之高，不難想見。

　　王安石對仕途的規劃與他人不同，絕大多數官員都爭著做京官，而他卻屢次辭去進京升官的機會，選擇在地方上埋頭苦幹近20年之久。許多人推薦他，王安石託故不出。像歐陽修、文彥博這樣的朝廷大員，也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出任京職，都被他拒絕了。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辭無效的情況下，王安石被調到京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由於政績突出，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同修起居注。這一官職是清要之職，晉升的機會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辭，不肯受命。最後朝廷實在沒辦法，派人把委任狀送到王安石家，王安石竟然躲進廁所之中。朝廷一再下令，王安石才被迫接受這一官職。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在此後的4年間，王安石在金陵興辦書院，收徒講學，陸佃、龔原、李定、蔡卞等人此時都是王安石的弟子，這為後來變法培養了一批人才，也為變法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雖然王安石當年所上的《萬言書》沒有引起仁宗的注意，要求改革的願望未能實現，但他因此受到主張改革計程車大夫的廣泛關注，成為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大家把變法圖強的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一時間天下公論：“金陵王安石不做執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輿論紛紛揚揚，王安石身價倍增，一時間成為婦孺皆知的名人。

　　神宗對王安石也是傾慕已久。在未繼位之前，神宗就看過王安石的那篇《言事書》，非常讚賞王安石的見解。神宗身邊的親信韓維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給神宗講解史書時，每每到神宗稱好時，就說：“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見解。”這樣，雖然神宗沒有見過王安石，但王安石在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非常高大。

　　王安石的性格比較執拗，人稱“拗相公”。他一心治學而不修邊幅，經常蓬頭垢面出現在眾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時候，有一天宴請群臣，大臣們在池塘釣魚。王安石對釣魚沒什麼興趣，專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盤子裡的魚餌都吃光了。仁宗以為，誤食一粒魚餌尚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盤魚餌都吃光，實在不合常理，他感覺王安石是個奸詐之人，很不喜歡他。在保守傳統的人們眼中，王安石是個古怪的人，甚至有人從王安石的面相上斷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張方平、蘇洵為首的官員反對神宗重用王安石。但這些沸沸揚揚的議論並沒有動搖神宗的決心，他決定把王安石召到身邊親自考察。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為知江寧府，幾個月之後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神宗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至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援有著密切關係。

　　熙寧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政班子。神宗任命的五位執政大臣有“生老病死苦”之稱。“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機勃勃地籌措變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為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對變法，每日憂心忡忡，變法剛開始就病死了。“苦”指趙抃（ｂｉàｎ），他不贊成變法，但又無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王安石要求變法，既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為了滿足個人野心，完全是出於一片報國之心。雖然貴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卻極為樸素，他從未貪汙一分錢，也不接受別人的禮物。

金錢對他似乎毫無吸引力，他連自己俸祿的數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後，任家人隨便花銷。王安石這種無私為國的精神感動了神宗，在他眼裡，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師益友，兩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超出了君臣之誼。變法前期，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幾乎所有大事都要與王安石商量。新法實行之後，引發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矛頭直指王安石。神宗雖然有過遲疑和動搖，但最終還是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

　　熙寧重寶正是因為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使得變法得以迅速實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稅、保馬等諸項新法相繼出臺。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較廣泛，幾乎涵蓋社會的各個方面。

　　這場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7億畝，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然而，變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坎坷，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臨著巨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