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無論以“無”為天地萬物本源，“無”是天地萬物賴以化生的基礎，是天地萬物的主宰，王弼從“有”和“無”之間關係出發，構建了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

王弼認為，作為現象的各種“有”都有其自身規定性，非此即彼。他說：

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

而在社會領域，王弼所講的“無”，是統一世間萬有的根本。而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這是在極力的維護名教綱常，因為綱常不是帶有限定性的“有”，而是一種無。在王弼看來，當時人們反對名教綱常並不是因為名教不對，而是因為某些實際存在的“有”出了問題，比如東漢末年士族名人講“孝”，其實不是為了達到孝之本意的“養生順志”，而僅僅是為了求名望而已。所以要維護天道之所在，就必須抓住根本，從“無”下手方可。因為“無”和“有”的關係，是本與末，母與子之間的關係。

而在社會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層面，王弼以一與多的關係類比，說明“無”的根本性地位：

由無乃一，一可謂無。……以一為主，一何可舍？

王弼把一與多的關係解釋成弱與強、主與民的關係，所以就得出了萬千的民眾必須依靠一個強力的君主才能很好的治理天下：“以君御民，執一統眾”。

不能不說，王弼的貴無論，在當時的歷史狀態下，尊崇“無”與“一”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可以穩定社會秩序，避免戰亂，起到了一定的穩定器作用。

王弼是玄學的創始人、也是研究道家哲學的解老元老。“貴無論”是玄學，玄學不屬於哲學因為哲學應該可以論證和實證。從他對道德經的研究可以推測，王弼的玄學靈感可能來自對老子的誤讀。如果曹操對孫子兵法的（故意）誤讀誤導了軍事學院的大教授們，王弼則誤導了他之後文人學士對道家哲學的理解。此外，我不是學歷史的，但敢說當年的玄學肯定對之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演變有過決定性的影響，頗有點馬列主義在現代中國演變的前車之案。

道德經迷惑人因為老子故意把它寫成了正言若反的謎語。解老必須意識到謎語不是教材，如寫成易經、論語一樣的教材，老子就違背了道家不教、不救的無為之道。道德經中所謂的無指的是無為而不是無有，如“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意為有生於無（為）。當真有誰相信無中生有的造物、創世？再如對道德經第十一章的如實解讀（https://www.wukong.com/answer/6502471554847228174/）。

有對無、多對一是“貴無論”的主要論據，既不可論證亦無法實證。王弼所謂的無實為空洞的故弄玄虛，因為老子之道的無不是真無，而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嘗無味、嗅無香臭的真有，即自然之道的變化方式，老子將其分為不可知的天道和可知的常道，即無為、不爭。無為當然是有、存在的言行所為豈可是無有？

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

就道的描述而言此話不假，但王弼沒說出不可知天道與可知常道的區別所在。此外，王弼也誤解了道之一，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

道之一既可指常道之無為的恆一、亦可指天道之無窮的多一或具體多樣。這是事實，可以實證、不必論證。事實上，數字二隻是對一的近似、從來不是真的，試試在現實自然找一對全等、一模一樣的東西？全等之物只有在超自然的幾何學、數學、理論科學中找得到，那就是形而上學。

玄學類似於神學，不可實證、亦不可論證，區別在於（西方）神學是（人格化的）鬼神之學如仰信坐在雲端、監視人間的白鬍子老爺。玄學也不是（西學）形而上學（超自然學），形而上學不可實證卻可以論證。華人普遍不識古希臘的形而上學，其實就是我們初中學過的、現在小學就教的平面幾何。形而上學從柏拉圖的原型理念、到黑格爾及其弟子的正論反論合論、再到羅爾斯的正義論，主導了西方人的思維傳統，對此華人不識、西方人自己亦無意識。幾何是邏輯，可以論證，但不可實證。為什麼不可實證？因為現實不存在不佔空間的點、沒有寬度的線、無厚之面，就像黑格爾抽象虛無的對立統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