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高論不可不聽，不可再聽。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女人也跟隨。

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

文人之所以為文人，就是他們有極高的文化知識，可以出口成章，指點江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文人向來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可有些文人卻只有華麗的外皮沒有內在的傲骨，成了一個人人鄙視的花瓶。

胡適就是這樣的一個文人。胡適是一個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大知識分子，在當時的中國很受廣大學子的推崇，本應為國家的復興起到文學領袖，學術領頭羊的作用。可是萬萬沒想到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胡適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鼓吹投降論。用句老話說書都讀狗肚子裡去了，讓世人大失所望。

究其原因就是胡適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心中只喜歡依附強權，沒有勞動人民的位置。

所以說胡適的文學造詣雖然很高，但是他既不是國家和民族的學者，也不是勞動人民的學者，他只是文人圈子裡的學者，註定只能是二流的學者。

民國是一流的，共和國就因為政治取向自然不能成為主流思想，輿論更加是談不上的人物，至少普天大眾這麼認為，君子不求大同，只求大和，人各有志，縱然萬劫不復也一往直前，或許現在又因為某些原因重新對位了，魯迅先生對胡適是從來不客氣的，或許這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吧！但是胡適也沒有什麼可以反駁魯迅先生，因為魯迅先生站在人民普眾底層的立場，胡適適合當時的社會精英權貴階層吧，所以說文人墨客不適應政治，學問或許應該是大師級，缺乏家國情懷救國救民的最正確的方法，或許就形成是曲線救國的小眾情懷吧，都可能吧，說到底還是情懷格局吧！人的一生就是怕選擇失敗！文學一流，政治二流才是給胡適最合適的評價吧！

胡適處在那個正處轉型期的社會里，在諸多方面都開了風氣之先，年紀輕輕就爆得大名，可以說他是個相當幸運的人，但也絕對是一流的學者。

學者有兩種，一種研究的很細碎，比如禹是一條蟲，黃帝的“軒轅”是他的字，還是他的號，盤古原是苗族的神？

意義大嗎？好像我們都得益於，知道寫《紅樓夢》的是曹雪芹，那蔡元培一本正經的索隱，都變做了荒唐，那我們是很應該在整個未來的文學史中，一直感激的。

但一個學者，一輩子學問淵博，卻這樣的一地雞毛呢？他們名聲很響，人們有時暗中享受著他們的成果——但真不知道他們幹了什麼。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適，也未必瞧得起他們。不要笑，他自己議論那些清朝的“漢學”家，和現代的一些儒生相似，他們弄訓詁和原典，力求迴歸孔子——胡適說他們的學問最好，工作最細，鑽研的很有科學方法——可是，打不倒朱熹，朱熹的明顯的學術錯誤，普天下“永遠”信奉著，“永遠”不得糾正，人們根本不看他們的書，而等朱熹打倒了，他們提倡的“漢學”，卻也跟著沒落。

胡適歸之於整理功夫的缺失。這就說到了第二類學者：會整理的大師。這類人一邊自己研究，一邊也借鑑別人的成果，重要的是把什麼都用自己的一套想法，系統的串起來。最驚豔世人的成果，都是整理出來的。比如《文心雕龍》的體大思周，比如《中國小說史略》的篳路藍縷，那都是一套學問，十年二十年，大量的研究攢成了有體系的思想。

胡適最出名的作品，何嘗不是呢？有人說他的《白話文學史》可以代替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為民國文藝史的雙壁，我看未能。他的強拉一切易懂的古詩文，都歸於白話，是功利心使然的非學術態度，周作人對他的這種不客觀，很不以為然。他愛混為一談的，也不止白話文，還有其他方面。拿了哲學博士的他，喜歡玩這種概念遊戲，還真有趣了。

褒獎他的《嘗試集》和《白話史》，不如說他的《哲學史》。《哲學史》看似也沒有寫出很多東西，但好看，下結論比較的自然和客觀，有真知灼見，有開創之功，而不那麼寫得勉強。

另一面，作為哲學家，胡適似連辯證法都不肯瞭然，他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管窺蠡測的研究，失之於淺，當年已遭詬病。然而他的愛講科學，總比滿紙學問而滿腦子漿糊，似乎高深莫測，而沒幾句人話的一些學者，我以為好的多。

長篇大論的馮友蘭，中國古文化的學養深厚，卻不能準確的給哲學下個定義，想搞自己也知道搞不出的什麼西洋義理學；他也不懂科學的本質，說的比“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胡適，更加模糊，很多論述想當然爾，和我們普通人的思維一樣糙。

但這樣見功夫的作品，只寫得一半。胡適掉進了“多研究問題，少說些主義”的大坑，他似乎也清儒式的細碎起來了。

真不幸。記得是徐梵澄說的？魯迅頂得十個胡適，五個周作人。似乎當年，胡適已漸使人覺得，名聲大於實際，而看他的文集，拉的長長的論文目錄，也確乎碎錦多而織不成整匹緞子。

一流學者，學問影響五百年，且是正向趨於闡述中國文化大道，揭示宇宙人生真像，造福民生百姓。放眼望去，胡之類學者是否二流已不重要，歷史是檢驗其學說的有效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