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畝三分地的出處：明朝時始皇帝在京城設立祭拜神農的先農壇。位於北京正陽門外西南三公里的先農壇（也叫“山川壇”），內設觀耕臺，作為春季皇帝檢閱大臣們農耕的地方，觀耕臺前（南方）大臣們耕作的農田有一畝三分地。後來“一畝三分地”被人們引申為“自己的小地盤”之意。含有“自私”之意。

一畝三分地，多用來指代個人的小圈子或勢力範圍，屬於中性稍帶貶義的詞彙。為什麼是“一畝三分”，而不是“二分”、“四分”？這裡還有很多來由和趣事。

北京先農壇是全國規模最大、祭祀等級最高的、儲存最為完整的古代祭農場所。明、清兩代的帝王多次御駕親臨，在先農壇舉行“躬耕典禮”。先農壇為皇帝舉行躬耕典禮而開闢的“耕藉田”俗稱“一畝三分地”，被規整地分為12畦。耕藉田正北觀耕臺，為皇帝在行躬耕禮後觀看眾臣從耕之所。

皇帝的“一畝三分地”裡打下的五穀可不是供凡人食取的，它被藏入號稱“天下第一倉”的先農壇神倉中以供祭祀之用。可以想象當年帝王們頭頂遮天蔽日的五彩大棚，身著飛金走銀的皮弁服（皇帝行躬耕禮時的專用服裝），在百官祝禾辭的伴奏下扶犁、執鞭徐徐行於平疇之上是多麼愜意！

北京先農壇始建於明永樂時期。

當時明成祖遷都於北京，建立了位於京城南郊的合祀先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等諸神的山川壇，建築佈局禮儀規制“悉仿南京舊制”。雖是合祀，但先農之神有獨立的神壇，其在山川壇中的地位也要比其它神祗為高。按太祖定製，每年要在壇內舉行祭農、耕藉典禮，以示勸農從耕。那時的山川壇規模遠比後日為小，簡陋，按禮制所定山川壇南郊之祀為中祀，皇帝或親祭或遣官致祭，因而建築規模、等級不能與大祀之壇相比。

嘉靖帝時，更改祭祀禮儀制度。山川壇仍為中祀之壇，但建築數量、佈局均發生了變化。改造後，更山川壇之名為神祗壇。三萬歷時，為貯存藉田所獲，並備京城各壇廟粢盛之用，於原旗纛廟與齋宮間闢建神倉，同時改神祗壇為先農壇。從這時起，先農壇之名才正式確立起來。

清代承襲了明代的祭農之制。順治十一年（1654年）始恢復祭農行耕藉禮，把勸農從本提到重要日程。雍正帝甚至每年親蒞先農壇，並頒詔命全國設立地方先農壇，把對先農之祀變為國家重要祀典。至乾隆帝時，國富民安，於是大興土木，對先農壇進行了大規模修繕改建。乾隆帝還令壇內空地廣植松柏，以利聖潔。經過改造，先農壇各處功能更為明確，其佈局形式延續至今。

一畝三分地上出的“事故”

清代為了適應繁冗的祭祀過程，避免親耕時出現差錯，清帝從雍正時起就有演耕之習，甚至親植稻穀。每次耕藉之禮，都搞得並井有條，特別隆重。然而歷史上也有過唯一一次失敗的耕藉禮，因為失敗，兩位知縣和一位知府受了嚴厲處分，這大概還鮮為人知。

事情發生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三月，嘉慶帝按祖上的禮制到先農壇祭祀先農，行耕藉禮。和以往一樣，先在俱服殿更換龍袍，後來到“一畝三分地”中。這天伴駕的有睿親王端恩，克勤郡王尚格，慶郡王永璘，禮部尚書穆古登額，刑部右侍郎熙昌等。

嘉慶帝開始躬耕了，然而順天府準備的耕牛，失去了往日的乖順，不服馴導，說什麼也不往前走，這時只好更換備用的牛隻，不成想它們還是不服駕馭，御前侍衛十餘人，忙得不可開交才勉強四推，嘉慶帝登上觀耕臺，觀其王公九卿從耕，但他們所用的耕牛，更是不聽馴服，甚至有的牛四處逃跑，不僅不能終畝，這簡直是有侮皇威。這時皇顏大怒，耕藉為劭農大典，豈能當成兒戲？順天府供備牛隻，平時不勤加演習，翫忽從事。於是嘉慶帝下令，將專司供辦的大興縣知縣沈守恆，宛平縣知縣張洽“先行革去頂戴，交部嚴加議處”。順天府尹費錫章等專職人員及其他兼管人員也都“交部議處”。以往的獎賞這次全部停給。

當然，以後就再也沒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了，順天府尹及督率所屬，都先期認真教演，馴導耕牛，再也不敢觸怒龍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