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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國家人文歷史

    希特勒在德國的政治成功從根源上講是根植於國家立法的危機。1918年德國的攻勢徹底失敗,魯登道夫發出停戰請求,替代他的文人政府,也就是共和政府承擔了停戰談判的責任,被迫接受了對德國懲罰極為嚴厲的《凡爾賽條約》。在條約中,德國不僅割地賠款,並且還有許多具體的限制發展的規定,許多德國本土的實業也被沒收。民眾對於德國的失敗以及懲罰的嚴厲都無法接受。因此國內也成為了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溫床。其中很多人都相信德國是在一戰中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新生的魏瑪共和國在簽約的那一刻就把自己的人品都“敗光”了,所以無論是民眾還是政治右翼,以及許多退伍軍人組成的極端右翼群眾對當時的共和政府都沒有好感。不過,最重要的結點,應當是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

    在當時形勢最嚴峻的時刻,德國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出於失業狀態的,更別說其他行業。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下,選民們拋棄了傳統政黨,無論是從務實的考量還是情感上開始轉向極端主義的政黨,其中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成為了1930年選舉最大受益者。而誕生在這片土壤上的納粹主義給了德國政治還有軍事的統治階層一個很好的武器,用來擊退日益膨脹的左翼群眾性政黨,真正的把握國家。而對於民眾來講,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正是在這種大蕭條下的“自救”行為。無論是對於希特勒,還是納粹黨來講,這種處處蕭條無生機的環境,正是激起人們“民族主義”熱情,帶節奏的好時機。再加上納粹主義對自我以及對“領袖”的包裝,都是希特勒能夠走上歷史舞臺的重要因素。

  • 2 # 雲石

    1914年,在新舊殖民主義矛盾激化、各帝國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爭奪全球霸權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維持了四年之久的世界性大戰,共有三十多個個國家,約有6500萬人參戰,1000多萬人喪生,2000萬人受傷。作為戰爭的雙方,協約國和同盟國都不是非正義戰爭,雙方損失巨大,特別是作為戰敗方的德國,一度將其打入到萬丈深淵。

    戰後的《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割讓13.5%的領土,損失12.5%的人口,喪失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屬東非、德屬西南非、喀麥隆、多哥以及德屬新幾內亞),丟失了16%的煤產地及半數的鋼鐵工業。並對德國制定了嚴厲的軍事制裁。同時,高達1139.5億金馬克的賠款,期限是59年,因金融危機、二戰等影響,這筆賠款被延遲到2010年還清了最後的賠款。

    原本德國發動一戰時想趁機重新瓜分世界,掠奪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可是,事與願違,德國不但沒能將觸手伸到更多地方去,反而,成為了別人的待宰羔羊。一戰後,在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下,德國的工業生產水平倒退了20年,國力陡降,新生的,魏瑪政府,難以應付國內國外尖銳的矛盾,政治動盪,經濟低迷,墜入了萬丈深淵。

    而在這樣的局勢下,法西斯主義抬頭,納粹勢力在德國迅速擴張開來,並於1933年取得了政權,以此來重振德國。

    那麼,為何納粹會在德國迅速發展壯大?德國為何要走向法西斯?

    第一、德國以普魯士人為主,利於增強國家凝聚力和認同感,普魯士精神利於軍國主義的滋生髮展。

    一個國家,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強大的民族 凝聚力才能發展經濟、振新國家。1871年,德意志實現了大一統,而德國又是一個以日耳曼人為絕對主體的國家,普魯士精神深入民心,以民族情感為紐帶,增強了國家凝聚力和認同感。這為軍國主義的滋生成長提供了前提。

    說到普魯士精神,不得不說一下普魯士,其前身是條頓騎士團。普魯士有“不是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個有國家的軍隊”之稱,是軍國主義的發源地,和戰爭的策源地。正是靠著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普魯士先後在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取得勝利,並最終促成了德意志的統一。自此,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在德國生長蔓延開來。

    一戰後,德意志帝國覆滅,德國第一次走向共和體制,魏瑪共和國誕生。但是,魏瑪政府是對對西方強國政體的效仿,在帝制瓦解之後,魏瑪政府只是摸著石頭過河,想靠新政體來挽救德國。只是,它畢竟是舶來品,沒有多少根基,也沒有從德國本身國情出發,對經濟的發展起不到明顯效果,也無法有效壓制社會動盪。另外,一戰後,法國重奪Continental霸權,因不完全滿意《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制裁,和對法國的賠償,難免會將德國視為眼中釘。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魏瑪政府無力反抗,只能認慫。魏瑪政府無法帶領德國走向振興,激發了民憤民怨。

    於是,透過極端國家民族主義來增強國家凝聚力,依仗新興的納粹黨,來帶領德國走向振興成為了德國民眾的選擇。

    第二、一戰後,德國受到嚴厲制裁,生存空間遭壓縮,在內部矛盾和外部威脅下,納粹主義受到民眾的追捧。

    一戰後,德國慘遭協約國的壓制,特別是來自法國,一度欲斷德國振興之路。領土、殖民地喪失,鉅額賠款,使得德國背上了沉重的枷鎖。一戰本身是非正義的戰爭,而協約國對德國的制裁本身就嚴重失衡,這必然會導致德國民眾的怨憤,對於普魯士精神而言,這種恥辱必定會尋機報復。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在嚴重的內部矛盾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壓力之下,普魯士人走向極端,大爆發的可能性就會越高。正是利用了這樣的民族心理,使得法西斯主義迅速抬頭。

    一方面,納粹主義,高度強調極端中央集權,強調民族和國家凌駕於所有人之上。利於發動底層民眾,在國家民族的情結下,一致對外。

    另一方面,納粹黨所宣揚的種族優越論,主張迴歸德意志民族的傳統,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嚴,對於德國民眾而言,就像一顆強心丸,很合飽受經濟危機,渴望民族富強,能過上好日子的基層民眾的心意。而這種種族優越感與備受欺凌的猶太人相比,顯得更加的高等。

    第三、經濟危機成為了納粹上臺的契機。

    1929年,起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迅速波及到英法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經濟大蕭條時代。

    一戰後的德國,國力跌倒谷底,在大蕭條之前,還處在恢復期內。1923—1928年,德國靠向美國借的200億馬克貸款,來發展本國工業生產。可是,美國爆發經濟危機後,這筆貸款也隨即被收回。本身就很單薄的德國,在冰天雪地裡,又被人拿走了外套,其窘迫程度不言而喻。在這場大蕭條中,德國工業生產直線下降,煤炭、鋼鐵、機器製造業等下降迅猛,失業人數也從1929年9月的130萬,上升到1932年2月的800萬。國家和民眾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社會階級矛盾越演越烈。這已大大超出了魏瑪共和國的能力範圍。

    面對動盪不安的社會,只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整合集中資源,才能重振國家、拉昇經濟,有效壓制內部矛盾和抵禦外敵。而共和制的政府顯得無力,就算民眾有很多的自由和權利,但連飯都沒得吃,溫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自由和權利就算一場白日夢。本著務實的態度,德國民眾更願意先將麵包握在手裡。

    怎樣才有足夠的麵包呢?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希特勒的納粹黨所宣揚的極端集權治理模式非,得到了民眾廣泛的支援。而登上政治舞臺中心的希特勒,最終並不是開的空頭支票,而是將承諾付之於實際的。比如,為失業者、復員軍人和無家可歸者建立“食物施捨所”,提供住房,發放衣服和食品。德國民眾也開始對納粹黨越來越有信心。

    希特勒上臺後,僅用了三年的時間,納粹德國創造了“經濟奇蹟”,失業近乎絕跡,經濟增速超過20%,各種百廢俱興,一度成為全球名列前茅的經濟強國。

    對於德國民眾來說,納粹黨是為國民貢獻的政黨,希特勒猶如神一般的存在,得到萬眾擁戴。

    那麼,是什麼將希特勒送上了德國救世主的位置?

  • 3 # 馮瑋

    德國曆史學家科佩爾·平森在論述魏瑪共和國時,引用了德國詩人萊辛的一句話:“可能有人這樣說,沒用的人終究要比古羅馬的暴君尼祿要好些。不幸的是歷史的程序表明,在沒用的人後面總是潛伏著一個未來的尼祿。”他所說的“未來的尼祿”就是指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33年,在德國曆史上被稱為“魏瑪共和國時期”。里昂耐爾·理查爾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中對這一共和中國產生的原因,有非常扼要的論述:“若沒有這次戰爭的外交後果,若沒有這次戰爭中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在德國本土上所發生的各種變化,也就沒有魏瑪共和國”。不過,嚴格地說,世界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國號為“魏瑪共和國”的國家。所謂的“魏瑪共和國”,正式國號仍然是“德意志帝國”,只是因為當時施行的憲法是在魏瑪召開的國民議會上透過的,通稱“魏瑪憲法”,因此那個共和政府便被稱為“魏瑪共和國”。

    按當時德華人的看法,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投降、戰爭賠款、領土被佔,意味著和平是以無比巨大的代價和屈辱換來的。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失業、貧困、飢餓、通貨膨脹,社會保障缺失,道德腐敗加劇,使德國社會瀰漫著一種浮躁和恐慌,“幻滅、憂愁、沮喪佔據了人們的心靈”。這一切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上臺的歷史契機。因此,希特勒透過煽動民族復仇主義,迅速獲得擁護,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國”,成為元首。

  • 4 # 據史論爭

    直接原因是29年經濟大蕭條,德國因為嚴重依賴美國的資金援助,所以也跟著美國遭了一波大重,經濟崩潰,失業率一度達到了30%,普通保守政府已經開始無力應對這個情況。這時德國的政治開始極端化,極左和極右都開始逐漸活躍,希特勒借著這個機會大肆宣傳猶太人威脅論,把這一切的源頭嫁禍給猶太人,得到了很多中產階級的支援。再加上2個總理,巴本和施萊赫爾無力壓制納粹黨,導致最後興登堡只能把總理位置交給希特勒。希特勒上臺後並不是納粹全面掌權的轉折點,轉折點是國會大廈大火,藉著這個理由希特勒把左翼,尤其是極左從國會弄出去了,然後他的緊急法案就被通過了。這之後才是納粹真正的掌權。

  • 5 # 世界真的很大

    在德國最低迷最困難的時候,希特勒開出的藥方,很快便抓住了德國民眾的心。他的治國三招是:透過清洗猶太人轉移德華人民的注意力;透過宣揚“雅利安優等種族”論重塑以日耳曼人為主的德華人民的信心;透過發展經濟、提升社會福利來獲得德華人民的支援。

    這便是希特勒登上權力之巔的契機與路徑。一戰失敗後,德國被迫割讓了13%的國土,《凡爾賽條約》又規定了天文數字般的戰爭賠款,加上戰爭對工業、商業、城市建設的毀滅性打擊,以及192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德國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

    因此,恢復經濟、恢復社會的安定、重回國際舞臺、重塑國民信心,是德國政治家們面臨的首要問題。而德國,那時缺乏政治強人,缺乏有威望有能力能聚民心的政黨和領袖。這是納粹黨1923年被取締,1925年重建,1933年就能組建聯合政府的原因之一。

    在1932年的議會選舉中,納粹黨成為佔有席位最多的第一大黨,迫使興登堡總統不得不任命希特勒為帝國總理。然後在戈林等人的操縱下,國會通過了希特勒的權力幾乎不受限制的《授權法》。獨裁統治披上了法理的外衣,納粹德國從此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快車道。

    幾乎是一上臺,納粹就讓猶太人為之前20年德國的失敗與艱辛背鍋。希特勒讓許多德華人相信,猶太人過多地佔有資源和財富,是導致德國經濟困難、大量德華人貧窮的原因之一。這也是納粹能夠公開、大規模地迫害猶太人的社會基礎。

    與此同時,希特勒開足了國家宣傳機器,宣揚雅利安優等種族論,稱優等種族應該消滅和奴役劣等民族,應該擁有最優等的資源、最廣闊的生存空間、有最良好的生活和發展條件、享受最美好健康的生活。緊跟著,希特勒推出了他的4年經濟復興計劃。

    希特勒向德華人民繪製的藍圖是,消滅失業率;每個日耳曼家庭早餐桌上都有牛奶麵包,都買得起家用轎車,並付得起汽油費和維修費用;每位孕婦產婦都能得到極好的照顧; 所有適齡兒童都有學上,國家將承擔大部分教育費用。

    納粹也確實極其精細、完善地組織實施了經濟復甦,包括精細完善的掠奪。希特勒上臺時,德國的失業率高達30%,債務高達370億馬克。4年後,失業率降為0,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120%,人民生活水準明顯提高,還享有住房、醫療、生育、休假等福利。

    二戰初期,對歐洲多個國家成功的閃電戰,希特勒成為德國的民族英雄,他個人的政治聲望達到頂峰。而隨後,戰爭終於也拖垮了希特勒的統治,拖垮了納粹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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