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清朝在1895年之前並沒有覺察到真正的危機，相反倒還覺得自己有點小牛逼！兩宮太后慈安、慈禧垂簾聽政以後，還樂津津的把“棋祥”的年號改為“同治”，意思是兩宮太后同朝治理國家，還衍生出了一個假大空的“同治中興”，當時的清廷在中法戰爭中擊敗法國以後，北洋水師的水兵還曾經開到日本一個小地方作威作福，當時的清朝甚至還自詡為“列強”，覺得自己可以和英法等平起平坐。

之所以會造成這種錯覺：

其一，兩次鴉片戰爭並沒有讓清朝傷筋動骨，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所割讓的領土在當時都是不毛之地，對1300多萬的大清來說，總感覺還好吧、

其二，鴉片戰爭索賠款項，當時清廷勒緊一下褲帶，少奢侈，少浪費，還是可以還的起的，並沒有多到可以拖垮民生和經濟、

其三，英法等國在當時要的更多的是財富貿易和資本擴張，所以對大清的領土和政權沒多大興趣，所以儘管管他們曾經攻陷京師，但並不想推翻清朝，洗劫一下就走了。所以，清廷只要聽話，並無外來的政權傾覆危機、

其四，唯一能夠讓清廷傷筋動骨的太平天國，儘管規模宏大，但也被順利消滅、

其五，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洋務運動確實取得不小的成就，這種幻像讓清廷以為不改變制度，一樣可以讓國家強大起來。

而這一切的幻夢，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徹底的破滅！光緒皇帝怒斥：“我們怎麼連日本也會輸”！

而馬關條約的簽訂的那一刻，清廷才真正的幡然醒悟，知道自己落後了，這時才覺察到了真正的危機、

所以，也就有了接下來的戊戌變法和新政、立憲等，可是，已經太遲了！曾經有那麼多好的機會擺在慈禧面前，可是她並沒有珍惜，甲午以後不久，慈禧很快就轟然去世，同治中興的“假盛世”也隨她一起陪葬了。

“同治中興”是指清朝後葉，同治帝在位期間(1862-1874年)的一箇中興階段。適逢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國被消滅(1864年)，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和諧時期，下開洋務運動。

但事實證明一個強大的中國對西方殖民是不利的，因此清朝很快迎來了一段列強輪流欺負的最黑暗的時期，因此，這段中興根本就不值一提。

同治中興指的是清同治帝時期清朝出現恢復發展的局面，其實說實在點的話是迴光返照差不多。同治帝是咸豐帝的長子，是清朝唯一一個最順理成章繼位的皇帝，沒有任何爭議。因為咸豐帝就只有兩個兒子，長子同治，次子早夭。咸豐十一年，咸豐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駕崩，顧命八大臣擁立同治繼位。但沒多久，慈禧聯合慈安以及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因為同治帝這時候才五歲，想想是多麼可憐！一個幼小的孩子什麼都不懂就捲入了權利的紛爭，一直成長到十九歲就因為染上天花而亡。所以同治時期，同治帝根本就沒有多少親自掌政的機會，他和後來的光緒一樣都是傀儡皇帝。只是同治是慈禧的親兒子，而且掌控傀儡的是兩宮太后，不是一個慈禧完全掌控。因為在宮內，慈安太后的地位是比慈禧高的，在這一時期，慈禧是有點懼怕慈安的所以更收斂一點。再加上同治帝是她親兒子，所以也算是在幫助自己的兒子成長。然後在後續的對國家治理中做的還可以，所以就給同治時期按上了“同治中興”的名號。但是很多人看來是清皇室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在拉攏民心繼續維護統治所做的遮羞布。

那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同治時期都做了什麼事。主要有三件，最有含金量的就是同治時期發起了洋務運動。這可以算是中國的小工業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而這一運動發起人，主要是慈禧同意，恭親王帶領下，以及曾國藩，李鴻章等大臣的積極操辦下興起的。但洋務運動還是侷限於表面，總的來說連表面的都還沒做好。只是學習了一些西方先進的工業技術，其他就連管理制度都沒了解到。最後就一直在中體西用，洋為中用的漩渦裡打轉。而關於制度層面上的東西是不敢碰的，資產階級雖然有點苗頭，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清庭依舊頑固不堪，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在此發生！所以最有含金量的洋務運動也只是皮毛！

二、肅清了各種叛亂，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等等。以及這一時期沒有和外國各個列強發動戰爭，所以國內還算是太平，有了恢復生產和國力的基礎。但是內部和外部的矛盾都沒有解決，只能算是陣痛後一時的平靜，隨之而來的是大爆發的長痛！

三、對民眾釋出措施，降低賦稅徭役，大興科舉。主要是為了挽回民眾對清王朝的信心，以此達到維護清庭現有的統治。

而後的兩個行動，在後來人看來都是清庭的自我意淫，根本就是治標不治本的下藥。這也是註定了清朝必然會滅亡，因為沒有革新。

其實歷史給過很多機會，而這些時期的掌舵者都沒有做出讓步，抓住機會，或許也是缺少了那麼一位的歷史掌舵者。所以“同治中興”有點作為卻不是真正的有作為，更多的還是清政府的自我意淫以及給民眾的一個安慰吧！（還要說明一下，雖然叫同治中興，但我覺得同治帝沒點存在感是打醬油的角色。比光緒都更不出戲！）

用“中興”還是比較恰當的，又沒有用“盛世”或者是“之治”怎樣的詞語，只不過這個中興還沒完全興起來，就又歇菜了，一般都認為“同治中興”（也成為同光中興）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

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講到此時的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雖然同治皇帝和光緒皇帝並非蒜苗雄主，但清帝國能在這樣複雜、兇險的環境中在各個方面能有所突破，確實難得可貴。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咸豐時期最大的困難是說不盡的內憂外患，在同治時期基本解決，在對內農民起義上，席捲半個清朝的太平天國被徹底剿滅，在對外情況中，由於清朝的軍力的提升，歐美列強對華由暴力手段逐漸轉變為談判手段，尤其是左宗棠收復新疆擊敗英國扶持的阿古柏政權，曾紀澤血戰（談判）莫斯科收復伊犁，中法戰爭在鎮南關鎮海臺灣分別擊退法國遠東軍55開，甚至日本長崎事件，清廷更是壓倒式的實力迫使日本賠款，表面上保持了大國外交的景象。

在軍事裝備上，清廷官員漸漸的接受了“堅船利炮”的強大，清廷的“洋務新政”的首要之舉就是兵工建設，在槍、炮、艦船上無一不買，改變的清朝軍隊落後的裝備現象，尤其是北洋艦隊的興建，讓歐美列強無不忌憚，一度認為清朝進入列強行列。

在經濟教育上，一大批近代民用企業和新式學校得以創辦，留學生也開始被派遣到海外，清廷年財政收入恢復至正常的8000萬兩左右。

這一時期更是出現難得的能人輩出的時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胡林翼、彭玉麟等等，在任何王朝末年都沒有出現過任何那麼多的忠於王朝的名臣。

因此"同治中興"確實名副其實，但是要知道，清廷中興的目的也僅僅是要維護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並沒有根本解決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因此"同治中興"也可以成為迴光返照。

首先來了解下啥叫“同治中興”！“同治中興”指的是清朝同治帝在位期間(1862-1874年)的一箇中興階段，這一階段適逢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1864年)，洋務運動轟轟烈烈開啟並取得一定成就，因而奄奄一息的清王朝有了一個短暫的恢復。

我認為之所以能稱得上“中興”還是和洋務運動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佔了大清的都城北京，還火燒了皇家園林圓明園，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這大大刺激了中國的官僚士大夫階層，一部分人認識到西方科技的強大，以“自強”、“求富”為口號，開啟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期間，開始引進西方的技術，製造出中國第一臺蒸汽機，使得中國開啟了自己的現代化程序。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中認為當時的外華人(外國殖民者)對中國興起的這股潮流感到吃驚、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小官員全部行動起來了”。

但也有人認為"同治中興"實際上是慈禧太后、恭親王的自我吹捧。它並沒有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態，洋務運動也只是簡單的引進了西方的技術，因此在80年代的中法戰爭中，大清才能“不敗而敗”，更不用說90年代敗的一塌塗地的甲午中日戰爭了。

當然了，更普遍的說法應該是“同光中興”，人們也把這次“中興”稱為"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這次“中興”從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失敗開始，一直到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國內基本安定，"洋務運動"轟轟烈烈開展。

因此，不論是“同治中興”還是“同光中興”只不過是“蛋殼裡的中興”，在真正的考驗面前，這種“中興”局面勢必一敲即碎。後面的歷史也印證了這一點。

有名無實，有形無神！所謂的同光中興三十多年僅僅建造鐵路三百多公里，而日本明治維新是四千多公里，日本明治維新二十多年就普及基礎教育（明治天皇親自下詔書要求必須村村戶戶去讀書）而中國依然是90%以上的民眾是文盲！即使是所謂的漢陽鋼鐵廠也是花架子而已，中國91%的煤礦在北方可是竟然跑到南方建鐵廠簡直就是胡鬧！直到滿清滅亡才成功大規模鍊鐵而且迅速淪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商！

“同治中興”之背景

大清自入主中原以來，在276年的國祚之中，也開創過所謂“康乾盛世”，雖說這盛世之名在當下仍然存在著爭議，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能夠存在兩百餘年之久已實屬不易。然而，想必令那些開創大清不世之功的君主們難以預料到的是，百年之後，他們的家業迎來的卻是不同於以往封建王朝所面臨的千年未有之變局。

1840年之際，大清引以為傲的“康乾盛世”之餘輝已不再，換之而來的是沒落王朝所面臨的通病：民生凋敝，政治腐敗，地方起義不斷。而真正為這個王朝的覆滅拉開序幕的是鴉片戰爭那聲炮響。

至19世紀60年代，清王朝的江山幾乎淪陷，清朝歷史上最後一位掌握實權的皇帝：咸豐帝，攜帶家眷，朝臣逃亡京外，西方列強佔領國都併火燒了圓明園瑰寶，南面太平軍則攻克了大清半壁江山，在南京城建立了一個敵對政府。而咸豐帝，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撒手人寰，接下來執掌大清的則是咸豐帝的幼子載淳，胞弟恭親王以及兩宮太后。

由於這種政治格局並沒有一個完全掌權的人物，所以也類似於聯合治理，因此大清的國號索性定為“同治”，即共同治理。而這便是所謂“同治中興”的背景。

所謂“中興”，在中國封建王朝史上不在少數，他通常是指國家由衰敗走向復興。同時，在封建王朝的思維之中，一次“中興”可能會為一個政權延續一百餘年之久，而在此時，朝野上下必有一群治世能臣以及德才兼備的君主，比如王莽亂政之後的“光武中興”。不過，在這些“中興”之說中，大多都是後世史書的一些總結。

而有關“同治中興”卻有所不同，早在同治帝即位後的第八年，即1869年，當時的清朝士人就已經開始將同治時代稱之為“中興”。當然，這段士人所引以為傲的中興時代，其實存在著很大的爭議，而爭議的根源便在於時代因素。

（一）“同治中興”之實：它為瀕臨覆滅的王朝帶來了生機，同時也促進了近代化的發展。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王朝的“中興”，其背景必然是國家面臨一幅衰敗之像。早在咸豐一朝，清政府就面臨著北邊回亂以及南邊的太平軍起義。這兩場動亂貫穿於整個咸豐時期，並且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咸豐駕崩之後，同治帝即位，清廷中央亟待解決的便是朝政問題。在恭親王和兩宮太后聯手發動“辛酉政變”推翻顧命八大臣一黨之後，朝中權力便牢牢掌握在以恭親王為核心的領導班子手中。

恭親王此人頗具能力，作為皇叔，他的根本利益就在大清。所以掌權以來，他便以清朝利益出發，透過控制中央的財、政、軍權，採取了諸如緩解土地兼併、減免稅收、獎勵農墾等休養生息政策來複蘇本已凋敝不堪的經濟。除此之外，他還以改前朝慣例，重用了一批諸如曾國藩、左宗棠等富有才幹的漢人士大夫。

而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同治時期，國內烽火繚亂的局面得以改變：同治三年六月，清軍攻克太平軍都城南京，第二年便結束了為亂13年之久的太平軍起義運動。同治6年，捻軍之亂被鎮壓，同治10年苗民起義被撲滅，而到了同治11年，西北迴民起義也在大清的兵鋒之下宣告覆滅。

至此，在恭親王以及朝中大臣的努力之下，大清內部數十年來的軍事壓力基本得到了根治。

內部軍事壓力解決之後，大清之“中興”似乎有了一點苗頭。為何要說只是有了苗頭呢？因為清政府所面臨的境遇與以往大為不同，除了內憂之外，西方列強的外患才是擋在大清“中興”之路上的一座大山。如何應對這種變局，在西方潮流中站穩腳跟是大清統治者們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就與西方列強的外交而言，清政府在認清現實之後，一改以往“天朝上國”，視列強為“蠻夷”且避戰求和割地簽約的作風。換之而來的是新時代、文明的外交方式處理爭端。比如成立總理衙門管理外交事務。也因此，在同治一朝有了“外國強盛如故，唯賴守定和議，絕無改列，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的局面。

當然，這種局面的產生並非外交上面的周旋所能夠解決的，外交的籌碼是國力，而此間大清國力的提升則是來自一場近代化的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

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面對西方列強無一例外的以戰敗收場。至於為何戰敗？清廷上下皆認為“技不如人”，即在軍事器物方面不如西方。也因此，在恭親王的領導之下，大清開展了一場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起於同治年，以甲午中日戰爭失利宣告失敗。在整個同治年間，由於中央和地方督撫大力推行，洋務風盛行。整個大清先後建成了14個兵工廠，這些兵工廠從西方購買機器，著重生產槍、炮、子彈、水雷等現代化武器。比如在同治後期，李鴻章所操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已經可以生產出媲美西方列強的軍火換代武器，仿製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後膛槍炮，製成無色炸藥，並填補了中國機械工業生產的空白。

軍事器物的提升必促進軍隊的現代化革新。洋務運動雖然是打著學習西方軍事器物的旗號，但是在此過程中，與軍事器物息息相關的軍隊必然受其影響。在同治二年，清廷統治者決定在直隸改編綠營軍隊，設鎮練兵。在此號召之下，地方督撫也隨之“照直隸章程，紮營教練”，將以往的弓箭等冷兵器更改為槍炮，並聘請洋人操練軍隊，軍隊的戰鬥力也因此提升，並逐漸適應了當時的新環境。

除此之外，在同治年間，清政府著手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化海軍，雖起步較晚，但由於清政府家底仍在，當時清朝海軍已步入了世界前列，在亞洲更是坐上了頭把交椅。

總的來說，自同治年開展洋務運動起，到甲午戰爭為止，三十餘年之中清朝幾乎沒有受到列強侵略，即使在中法戰爭上被稱為“不敗而敗”，但至少在軍事上清軍成功擊潰了法軍的侵略，也讓西方列強意識到了清國在軍事方面有了明顯的進步，不再是以往那般不堪一擊。

（二）“同治中興”之虛：大清原有的中央集權削弱，對地方的控制之權逐步下降

古有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是一把雙刃劍，即有利也有弊。大清在同治即位以來，透過恭親王和眾大臣的努力對內整頓超綱，任用能將鎮壓起義運動，對外透過洋務運動提升軍事實力，抵抗列強入侵的壓力，“中興”之勢有了苗頭。但與此同時，“中興”也付出了相應的政治成本，即以中央集權為標誌的封建政治結構遭受破壞。

前面我們提到了，動搖大清根基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同治年間得到了解決，但是真正平息這場禍亂的並非是滿清引以為傲的八旗軍，而是湘、淮等地方軍隊，這些軍隊興起於亂世，直接聽命於其指揮官而非清廷中央，形成了下級對上級絕對的人身依附關係。

比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中興名臣，他們正是在亂世發跡，依靠血緣、地緣等宗族關係建立軍隊，其戰鬥力遠非八旗軍可比，橫亙咸豐一朝的太平軍禍亂正是在這些人手上得以解決。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些蕩平起義的地方軍隊和將領往往會被朝廷所分割。但在晚清而言，這種效果並非十分明顯。比如曾國藩的湘軍在鎮壓太平軍之後被朝廷下令解釋，但部分湘軍仍為左宗棠和其他將領效力，以及當李鴻章的權力基礎從長江下游轉移至華北地區時，淮軍也隨之移動。

除此之外，中央軍權的削弱也帶來財權的下移。這些鎮壓起義的地方軍隊以往是依靠各地的稅收支援。在平定內亂之後達成了一個協議，即清廷中央可以取回部分由省徵收的稅，但實際情況卻是隻有很少一部分上繳給中央。而當這些地方軍隊的將領因戰功被授予正式官職時，朝廷的財權進而又被削弱。

比如曾國藩在1860年被授予兩江總督，6年後其弟擔任湖北巡撫。左宗棠在1862年擔任浙江巡撫，1866年升任陝甘總督。另一位晚清大臣李鴻章則是在1861年擔任江蘇巡撫，4年後接替其師曾國藩，成為兩江總督，到了1870更是成為直隸總督。

這些曾經平叛有功的將領在被授予如此重要的官職時，其相應地掌握了之前未能控制的田賦徵收之權。雖然在此之間，迴避制度在這些任命中雖然還被遵守著，但由於國力衰減，清政府慢慢失去了對這些地方官員核查與制衡的影響力。

比如，就任期而言，這些地方官員遠遠超過了以往常規的三年期限：僅李鴻章在直隸的任職時間就達到了25年，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近20年，這些官員幾乎都是清廷此前所不委以重任的漢人，他們掌握著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縣的任命權。

這些職位的擔任者往往都是從他們的幕僚中選拔，這個期限和這些職權，完全可以幫助他們在地方培植勢力，增加對地方的影響力。例如，在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事件之中，東南各督撫私下與列強達成協議，公然違背了慈禧要求他們參戰的命令，而慈禧西逃回京之後，這些督撫也未受到任何處罰。

總而言之，朝廷在享受“同治中興”果實的同時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即清廷中央在處理內憂外患時，軍權和財權逐漸下移至地方督撫。清廷雖然還保留著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權結構，但是清廷作為國家最高權力中心對地方的控制之權卻遠不如從前。

“同治中興”雖然沒有重振大清往日的雄風，但基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之下，同治中興也算是清廷迴光返照般的一縷光輝，他拯救了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大清，也使中國逐漸的適應了近代化潮流。所以，它絕非名副其實，而是基於時代的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