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竹菊四君子，千百年來以其清雅淡泊的品質，一直為世人所鍾愛，成為一種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徵，這雖然是自身的本性使然，但亦與歷代的文人墨客、隱逸君子的賞識推崇不無關係。

梅，高潔傲岸；蘭，幽雅空靈；竹，虛心有節；菊，冷豔清貞；正是因為有這樣清雅淡泊的品質，所以為世人所鍾愛，被人們稱之為“四君子”。

中國的文人墨客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負載了自己的一片真情，使花木草石脫離或拓展了原有的意義，從而成為感物喻志的象徵，也是詠物詩和花鳥畫中最常見的題材，這正是根源於對這種審美人格境界的神往。究其原因，不僅是由於“四君子”本身的自然屬性而呈現出的一種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古人把一種人格力量，一種道德的情操和文化的內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透過“四君子”寄託理想，實現自我價值觀念和人格追求.

“四君子”之一的梅花，較耐寒，花開特別早，在早春即可怒放，它與松、竹一起被稱為“歲寒三友”。梅，迎寒而開，美麗絕俗，是堅韌不拔的人格的象徵。人們畫梅，主要是表現它那種不畏嚴寒、經霜傲雪的獨特個性。

人們畫蘭花，一般都寄託一種幽芳高潔的情操。而且花中還夾雜有荊棘，寓意君子能容小人。蘭，一則花朵色淡香清，二則多生於幽僻之處，故常被看作是謙謙君子的象徵。

菊，它不僅清麗淡雅、芳香襲人，而且具有傲霜鬥雪的特徵；它豔於百花凋後，不與群芳爭列，故歷來被用來象徵恬然自處、傲然不屈的高尚品格。

竹，經冬不凋，且自成美景，它剛直、謙遜，不亢不卑，瀟灑處世，常被看作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徵。菊花入畫則稍晚，大略始於五代，比起梅蘭竹來說，表現菊花的作品則相對要少得多。根據畫史來看，五代徐熙、黃筌都畫過菊，宋人畫菊者極少。元代蘇明遠、柯九思也有菊的作品。明清兩代畫菊的也不多。現有明代吳門畫派中最享盛名的畫家陳淳的一幅《菊石圖》藏於首都博物憤，這是本來就較少的菊花作品中的珍品。

梅蘭竹菊入畫，豐富了美術題材，擴大了審美領域，它們不但本身富有形式美感，而且可以令人聯想起人類的品格，所以它既便於文人們充分發揮筆墨情趣，又便於文人們借物寓意，抒發情感，因此，描寫“四君子”之風至今不衰。

“四君子”是指中國畫中的梅、蘭、竹、菊，中國古代繪畫，特別是花鳥畫中，有相當多的作品是以它們為題村的，它們常被文人高士用來表現清高拔俗的情趣：正直的氣節、虛心的品質和純潔的思想感情，因此，素有“君子”之稱。

我們先說梅。我們知道，梅花較耐寒，花開特別早，在早春即可怒放，它與松、竹一起被稱為“歲寒三友”，人們畫梅，主要是表現它那種不畏嚴寒、經霜傲雪的獨特個性。那麼，梅花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入畫的呢？ 據畫史記載，南北朝已經有人畫梅花，到了北宋，畫梅就成了一種風氣，最有名的是仲仁和尚，他創墨梅，畫梅全不用顏色，只用水墨深淺來加以表現。據說他有一次，看到月光把梅花映照在窗紙上的影子，從中得到了啟發，便創作出用濃談相間的水墨暈染而成的墨梅。此後，另一畫家楊補之在這種基礎上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畫法。創造出一種雙勾法來畫梅花，使梅花純潔高雅，野趣盎然。元明以來，用梅花作畫更多。元代最大的畫梅大師應該首推王冕，他自號梅花屋主，他的水墨梅畫一變宋人稀疏冷倚之習，而為繁花密蕊，給人以熱烈蓬勃向上之感。王冕的存世名作，是他的一幅《墨梅圖》他用單純的水墨和清淡野逸的筆致，生動地傳達出了梅花的清肌傲骨，寄託了文人雅士孤高傲岸的情懷。 明清的畫梅者舉不勝舉，如劉世儒、石濤、金農、汪士慎等，從風格來看，他們大體繼承了宋人的疏冷和元人的繁密兩種畫風。 但是，要畫好梅花，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畫梅人還必須有畫梅人的品格，有人稱之為“梅氣骨”，一種高尚的情操和潔身自好的品格，正所謂：“畫梅須有梅氣骨，人與梅花一樣清。”

再看蘭花。人們畫蘭花，一般都寄託一種幽芳高潔的情操。 如楚國詩人屈原就以“秋蘭兮清清，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這樣的詩句來詠蘭。但蘭花入畫則比梅花晚，大概始於唐代。到了宋朝，畫蘭花的人便多了起來，據說蘇軾就曾畫過蘭花，而且花中還夾雜有荊棘，寓意君子能容小人。南宋初，人們常以畫蘭花來表示一種宋邦淪覆之後不隨世浮沉的氣節，當時的趙孟堅和鄭思肖，被同稱為墨蘭大家。

元代以鄭所南畫蘭花最為著名，寓意也最為明確。據說他坐必向南，以示懷念先朝，恥作元朝貳臣；他畫的蘭花，從不畫根，就像飄浮在空中的一樣，人間其原因，他回答說：“國土已被番人奪去，我豈肯著地？”因此，欣賞繪畫，也是必須瞭解歷史背景的。而清人畫蘭，則以“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最為著名的了。鄭板橋是一個注重師法自然的人，他畫過盆蘭。但尤嗜好畫“亂如蓬”的山中野蘭，為此，他曾自種蘭花數十盆，並常在三春之後將其移植到野石山陰之處，使其於來年發箭成長，觀其挺然直上之狀態，聞其濃郁純正之香味，因而得山中蘭“葉暖花酣氣候濃”的貞美實質。

竹入畫，大略和蘭花相當，也始於唐代。唐代的皇帝唐玄宗、畫家王維、吳道子等都喜畫竹。據說到了五代，李夫人還創墨竹法，傳說她常夜坐床頭、見竹影婆娑映於窗紙上、乃循窗紙摹寫而創此法。到宋代，蘇軾發展了畫竹的方法，放棄了以前的畫家們的雙勾著色法，而把枝幹、葉均用水墨來畫，深墨為葉面，淡墨為葉背。以後的元明清時代，畫竹名家輩出，只要是山水或花鳥畫家，沒有不畫竹的，而且開始強調竹的整體氣勢。不過，在眾多的畫家中，鄭板橋的畫竹也堪稱為一絕。

對於畫竹，鄭板橋曾寫下了自己的體會：“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此機也。獨畫云乎哉！”因此，從竹子千姿百態的自然景象中得到啟示，激發情感，經過“眼中之竹”，轉化為“胸中之竹”，藉助於筆墨，揮灑成“手中之竹”即“畫中之竹”。鄭板橋的作品，存世較多，流傳也廣，自清代以來，被世人行家所嘆眼，成為“人爭寶之”的珍品。

菊花入畫則稍晚，大略始於五代，比起梅蘭竹來說，表現菊花的作品則相對要少得多。根據畫史來看，五代徐熙、黃筌都畫過菊，宋人畫菊者極少。元代蘇明遠、柯九思也有菊的作品。明清兩代畫菊的也不多。現有明代吳門畫派中最享盛名的畫家陳淳的一幅《菊石圖》藏於首都博物憤，這是本來就較少的菊花作品中的珍品。 梅蘭竹菊入畫，豐富了美術題材，擴大了審美領域，它們不但本身富有形式美感，而且可以令人聯想起人類的品格，所以它既便於文人們充分發揮筆墨情趣，又便於文人們借物寓意，抒發情感，因此，描寫“四君子”之風至今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