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服務是一種較個別化的、特殊性的、帶有選擇性的公共服務。在社會福利領域裡，作為公共產品的社會服務呈現出日益專業化的趨勢，且對社會治理具有獨特的價值。社會服務的方式則大致可以分為專業服務和非專業服務，筆者所探討的社會服務是指專業的社會工作服務，其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形成非常完善的制度體系與保障機制。
專業社會服務能夠最佳化社會治理效果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理念轉型。十八屆三中全會創新性地提出“社會治理”的思路，可以看出，中國要推動政府從主導經濟建設向提供社會服務轉變，解決問題的思路需要重新調整為從源頭上採取更為有效的社會治理形式，變被動為主動。社會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強調協商、共識的達成，強調相關各方的平等參與而不是權力的行使或強制。專業社會服務的價值觀及技術體系，能夠發掘服務物件自身的意義，體現服務物件的主體性價值，尊重和致力於促進服務物件的參與能力的提升，從理念上推動管制型服務的傳統思維向協商型治理思維轉變。
最佳化社會治理的主體、過程與結果。從社會治理主體的角度看，藉由專業社會服務的渠道，可以透過拓寬治理視野，轉變政府職能，變管理為服務。社會工作作為由社會組織提供的服務，從治理主體的角度看，可以解決大政府小社會帶來的社會活力不足的問題。社會工作秉持的“平等、接納”的原則，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同時，作為一種中介組織，相比政府管理與民眾之間的剛性接觸，工作餘地更大。其透過“以人為本”的理念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能夠差別化地洞察問題形成的原因，在法治的前提下柔性地解決問題。
從治理的過程看，在政府科層制機構與民眾互動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服務可以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民眾需要，瞭解弱勢群體進行社會互動的不同態度及對社會變革的訴求。具體到社會福利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社會福利需求的程度、內容的把握還有待提高，一些福利政策和措施在與民眾需要對接時出現了錯位和缺位。而往往社會弱勢群體或單獨的個體對其自身真實需求是無意識的或缺乏表達機會的。因此，重視福利視角下廣大民眾福祉的提升，需要社會工作服務在實踐中為服務物件提供表達的機會。
從治理的結果看，社會工作服務的理念更適於現代社會管理的要求，對改善社會福利的結構和提高社會福利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雖然一個社會的福利結構與水平受到經濟、政治、制度、社會價值觀等多方面的影響，但從提高弱勢群體能力、改善不當的社會環境、降低社會風險的角度看，社會工作服務更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減少社會衝突發生的可能。目前，中國社會組織發展不充分、互助意識薄弱，在經濟理性被盲目推崇的背景下，互利、互助現象並不普遍，社會慈善事業也缺乏生機和活力。透過發展社會工作服務，可以借其價值理念的傳播，減少上述弊端，強化政府在降低社會風險、加強社會整合方面的社會治理效果。
破解社會治理中的關鍵問題。社會工作的功能不僅是預防、矯治社會問題，使個人恢復、發展其社會功能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環境，而且社會工作批判性地理解某些弱勢群體經濟不公平背後的社會不平等及非正義問題，對弱勢群體的境遇不僅僅理解為其自身的問題，而是對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能保持敏銳的思考。社會變遷是個體與群體關係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經過互動、對話到調整，最後出現社會秩序的重整。專業社會服務應該保持整體性視角，既為服務物件解決問題，也同時改善環境中的不利因素。這種社會變遷透過建制性專業社會服務實現，理性地採用社會政策研究、社會倡導等方式進行，而避免了單個個體或群體採用非理性的方式、非建制性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專業社會服務強調“增權”及“社會倡導”的作用，其本質體現了社會不同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當前，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主要是由政府購買服務實現的，所面臨的工作物件不一、工作任務繁重，缺乏社會工作間接服務的動力，因而受到一定的制約。運用社會工作服務促進社會變遷，需要社會工作者挑戰具體的固化的服務模式，尋求社會治理的創新。
積極推進社會服務專業化制度化建設
以群體互助理念培育為基礎。社會福利服務目前伴隨著社會工作在中國的恢復與發展，正處於專業化發展的初期。從世界範圍來看，以英國為例，在現代福利國家建立之前，互助一直是英國社會福利服務領域的重要力量。雖然個體自助與群體互助在風險社會化的現代經濟生活中，不可能成為主要的保障方式，但是，從社會啟蒙的視角來看，不能忽視群體互助在社會服務秩序構建中的積極作用，其在社會發展變遷的過程中，能夠提供專業社會服務發展的土壤並提升專業服務的效果。因此，要使專業社會工作取向的社會服務得到制度化保障，不能忽視這一制度產生的基礎——群體互助及助人意識的培養。專業的社會福利服務與經濟層面的保障制度一樣，一方面必須隨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上升到國家層面，另一方面又必須尋求一種群體互助的土壤。
以專業性和制度化為基點。作為一種系統的助人活動，以社會工作為代表的專業社會服務的存在必然是一種社會結構，一種在助人層面的社會制度安排。在社會工作的操作層面上來看，社會服務的內容和向度是具有彈性的、帶有人文色彩的立體的福利供給。具體的社會工作服務提供者是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國家行政機構。但是這種服務的提供必需是專業性的，且透過有關制度建設進行規制。在法治狀態下，公民個人的利益、福利應該得到系統保障，只有這樣，有關服務的供給、實施、效果才能在一定的符合社會執行機制的軌道內進行。只有公民的服務保障權利得到制度上的確認，以社會工作為代表的專業社會服務才能代表弱勢群體進行互動、溝通、對話以促進社會變遷。目前，儘管學界對儘快建立健全社會福利服務制度達成了一致，但是政府和其他相關各界對如何進行有關社會福利服務制度的頂層設計還沒有達成共識。如果把社會工作服務的提供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設計納入到中國的社會福利體系內，則必須明確服務市場化與服務保障化的邊緣與界限，明確服務的獲取途徑。
以完善社會福利體系為目標。隨著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需求的不斷加大,對福利服務管理體制、執行機制和經辦機構的組織結構和能力建設，乃至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出挑戰。完善服務理念、逐步整合公共服務生產和派送系統、建立專業社會工作服務購買機制，逐步提升政府駕馭社會經濟全域性的治理能力。借當前中國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契機，首先，應當建立健全社會服務公共財政支付機制。其次，應該著力於完善政府購買的有關規定。透過調查研究、政策諮詢，確定基本服務領域，透過立法進行保障。在政府採購中明確“購買服務”的地位。基本服務由政府購買服務實現。之後在執行中，改善社會工作服務提供中各部門關係割裂的狀態、進行福利服務整合。最後，著力解決非正規部門的社會福利來源缺失問題。對基本服務、擴充套件服務、或更高階的服務，鼓勵其他社會主體以非政府支援的方式進行，在政策上進行激勵。激發社會組織創新，解放思想，簡化社會組織成立程式，促進多元服務主體參與社會服務，進而完善社會福利體系。
社會服務是一種較個別化的、特殊性的、帶有選擇性的公共服務。在社會福利領域裡，作為公共產品的社會服務呈現出日益專業化的趨勢，且對社會治理具有獨特的價值。社會服務的方式則大致可以分為專業服務和非專業服務，筆者所探討的社會服務是指專業的社會工作服務，其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形成非常完善的制度體系與保障機制。
專業社會服務能夠最佳化社會治理效果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理念轉型。十八屆三中全會創新性地提出“社會治理”的思路，可以看出，中國要推動政府從主導經濟建設向提供社會服務轉變，解決問題的思路需要重新調整為從源頭上採取更為有效的社會治理形式，變被動為主動。社會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強調協商、共識的達成，強調相關各方的平等參與而不是權力的行使或強制。專業社會服務的價值觀及技術體系，能夠發掘服務物件自身的意義，體現服務物件的主體性價值，尊重和致力於促進服務物件的參與能力的提升，從理念上推動管制型服務的傳統思維向協商型治理思維轉變。
最佳化社會治理的主體、過程與結果。從社會治理主體的角度看，藉由專業社會服務的渠道，可以透過拓寬治理視野，轉變政府職能，變管理為服務。社會工作作為由社會組織提供的服務，從治理主體的角度看，可以解決大政府小社會帶來的社會活力不足的問題。社會工作秉持的“平等、接納”的原則，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同時，作為一種中介組織，相比政府管理與民眾之間的剛性接觸，工作餘地更大。其透過“以人為本”的理念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能夠差別化地洞察問題形成的原因，在法治的前提下柔性地解決問題。
從治理的過程看，在政府科層制機構與民眾互動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服務可以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民眾需要，瞭解弱勢群體進行社會互動的不同態度及對社會變革的訴求。具體到社會福利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社會福利需求的程度、內容的把握還有待提高，一些福利政策和措施在與民眾需要對接時出現了錯位和缺位。而往往社會弱勢群體或單獨的個體對其自身真實需求是無意識的或缺乏表達機會的。因此，重視福利視角下廣大民眾福祉的提升，需要社會工作服務在實踐中為服務物件提供表達的機會。
從治理的結果看，社會工作服務的理念更適於現代社會管理的要求，對改善社會福利的結構和提高社會福利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雖然一個社會的福利結構與水平受到經濟、政治、制度、社會價值觀等多方面的影響，但從提高弱勢群體能力、改善不當的社會環境、降低社會風險的角度看，社會工作服務更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減少社會衝突發生的可能。目前，中國社會組織發展不充分、互助意識薄弱，在經濟理性被盲目推崇的背景下，互利、互助現象並不普遍，社會慈善事業也缺乏生機和活力。透過發展社會工作服務，可以借其價值理念的傳播，減少上述弊端，強化政府在降低社會風險、加強社會整合方面的社會治理效果。
破解社會治理中的關鍵問題。社會工作的功能不僅是預防、矯治社會問題，使個人恢復、發展其社會功能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環境，而且社會工作批判性地理解某些弱勢群體經濟不公平背後的社會不平等及非正義問題，對弱勢群體的境遇不僅僅理解為其自身的問題，而是對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能保持敏銳的思考。社會變遷是個體與群體關係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經過互動、對話到調整，最後出現社會秩序的重整。專業社會服務應該保持整體性視角，既為服務物件解決問題，也同時改善環境中的不利因素。這種社會變遷透過建制性專業社會服務實現，理性地採用社會政策研究、社會倡導等方式進行，而避免了單個個體或群體採用非理性的方式、非建制性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專業社會服務強調“增權”及“社會倡導”的作用，其本質體現了社會不同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當前，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主要是由政府購買服務實現的，所面臨的工作物件不一、工作任務繁重，缺乏社會工作間接服務的動力，因而受到一定的制約。運用社會工作服務促進社會變遷，需要社會工作者挑戰具體的固化的服務模式，尋求社會治理的創新。
積極推進社會服務專業化制度化建設
以群體互助理念培育為基礎。社會福利服務目前伴隨著社會工作在中國的恢復與發展，正處於專業化發展的初期。從世界範圍來看，以英國為例，在現代福利國家建立之前，互助一直是英國社會福利服務領域的重要力量。雖然個體自助與群體互助在風險社會化的現代經濟生活中，不可能成為主要的保障方式，但是，從社會啟蒙的視角來看，不能忽視群體互助在社會服務秩序構建中的積極作用，其在社會發展變遷的過程中，能夠提供專業社會服務發展的土壤並提升專業服務的效果。因此，要使專業社會工作取向的社會服務得到制度化保障，不能忽視這一制度產生的基礎——群體互助及助人意識的培養。專業的社會福利服務與經濟層面的保障制度一樣，一方面必須隨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上升到國家層面，另一方面又必須尋求一種群體互助的土壤。
以專業性和制度化為基點。作為一種系統的助人活動，以社會工作為代表的專業社會服務的存在必然是一種社會結構，一種在助人層面的社會制度安排。在社會工作的操作層面上來看，社會服務的內容和向度是具有彈性的、帶有人文色彩的立體的福利供給。具體的社會工作服務提供者是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國家行政機構。但是這種服務的提供必需是專業性的，且透過有關制度建設進行規制。在法治狀態下，公民個人的利益、福利應該得到系統保障，只有這樣，有關服務的供給、實施、效果才能在一定的符合社會執行機制的軌道內進行。只有公民的服務保障權利得到制度上的確認，以社會工作為代表的專業社會服務才能代表弱勢群體進行互動、溝通、對話以促進社會變遷。目前，儘管學界對儘快建立健全社會福利服務制度達成了一致，但是政府和其他相關各界對如何進行有關社會福利服務制度的頂層設計還沒有達成共識。如果把社會工作服務的提供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設計納入到中國的社會福利體系內，則必須明確服務市場化與服務保障化的邊緣與界限，明確服務的獲取途徑。
以完善社會福利體系為目標。隨著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需求的不斷加大,對福利服務管理體制、執行機制和經辦機構的組織結構和能力建設，乃至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出挑戰。完善服務理念、逐步整合公共服務生產和派送系統、建立專業社會工作服務購買機制，逐步提升政府駕馭社會經濟全域性的治理能力。借當前中國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契機，首先，應當建立健全社會服務公共財政支付機制。其次，應該著力於完善政府購買的有關規定。透過調查研究、政策諮詢，確定基本服務領域，透過立法進行保障。在政府採購中明確“購買服務”的地位。基本服務由政府購買服務實現。之後在執行中，改善社會工作服務提供中各部門關係割裂的狀態、進行福利服務整合。最後，著力解決非正規部門的社會福利來源缺失問題。對基本服務、擴充套件服務、或更高階的服務，鼓勵其他社會主體以非政府支援的方式進行，在政策上進行激勵。激發社會組織創新，解放思想，簡化社會組織成立程式，促進多元服務主體參與社會服務，進而完善社會福利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