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個問題，很多人會想起韓信臨死前說的一句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這句話是那來的呢?據史記記載，是出自范蠡之口。範螽和文種兩人幫助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了吳國，雪了亡國之恥。功成之後，范蠡攜美人西施閃了，臨行前寫了封信給文種，勸他趕快走人，信中就有這段話。理由是勾踐這人長得脖子長，嘴巴尖(長頸鳥喙)，一副薄情寡恩之相，只可與人共患難，不可與人共享樂。文種戀棧，接到信後捨不得離開，就想裝病看看勾踐的反應，結果有人趁此機會汙告他謀反，勾踐一聽不問青紅皂白派使臣給文種送了一把劍並帶話說：”當初先生教給寡人討伐吳國的七種辦法，我只用了三種就把吳國滅了，還有四種在你肚子裡。先生能幫我到陰間教教我老爹怎樣用這些權謀吧"。文種一聽這不就是要我死嗎？拿過劍抹了脖子。於是這就成了歷代文人剖析開國之君殺功臣的標準版本，帝王心胸狹隘，薄情寡恩，只可共患難，不可共榮華，功臣只是他們利用的工具，象弓箭和獵狗一樣，用完了就廢掉，真的是這樣嗎？

一個帝國的建立，能否長治久安，開國之君的建樹至關重要，歷史上漢明都是立國數百年的王朝，劉邦，朱元璋在打天下的仼務完成得差不多的時候，考慮得早多的恐怕是這江山如何守得住。考慮的途徑無非兩條，一是聖賢的教誨，另一條是歷史的經驗。我們先看聖賢關於聖人之治的教誨。

老子說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孔子說：“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

先秦諸子，道，儒，墨三家最有代表性，法家黃老刑名之學皆為三家之後學。

老子認為聖人(聖明的君主)管理國家，三條，一是倡導儉樸誠實的生活方式，虛其心=無智，都是指去掉人的狡黠之性。弱其志=無慾，都是指降低人的貪婪慾望。二是著力解決民生和健康問題，實其腹，解決吃飯問題，強其骨，提升國民健康。第三條往往是語焉不詳，那就是打擊陰謀顛覆者，這就是使夫智者不敢為。智者，動歪腦筋的人。不敢為，鎮攝也。當然，老子希望把心，欲，智的偏差都解決在未萌之時，所以叫為無為，則無不治。

孔子說得就直白多了。聖人管理國家兩個方面三個層次。兩個方面，法治和教育。三個層次，最高的層次，以德教化人，樹立核心價值觀，仁義禮智信。第二個層次確立社會行為規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禮齊之。第三個層次動用專政手段，刑法。當然刑法不濫用，設立的目的還是引導百姓走正道，起鎮攝作用，即所謂導民以刑，禁之刑，則不刑也。對怎樣的人才用刑呢？學習教育仍頑固不化，法治引導也不服從，而且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傷義以敗俗)，那就不能客氣了。

墨子沒講具體方法，卻強調了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源頭治理。他認為帝王的工作就是管理國家，以治為事。因此必須掌握導致國家陷入動亂的主要原因，才能治理好國家。如果不知道動亂的源頭，就治理不好國家。

聽完了聖賢的教誨，我們再瞭解一下歷史的經驗。看看劉邦和朱元璋所面對的現實問題。

先談劉邦，劉邦面對的就是東周以來近五百年的治亂史。東周為什麼亂，主弱臣強，周天子失去了對天下的控制，諸侯各行其事，爾虞我詐，以大欺小，到了戰國，秦，齊，楚，趙，韓，魏，燕。只有燕還算是姬姓，此時的周天子連個縣官都不如。到秦始皇天下一統，短短數年，政績斐然，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同時威加海外，北修長城，南鎮諸越，天下大治。然而秦至二世而亡的教訓也是深刻的，這一點劉邦與張良，樊噲在咸陽宮殿的臺階上，己有了初歩的探討。既然是家天下，必然是家天下的思維。劉邦總結出的經驗是三條。

1，大一統是天下大治的總趨勢，要維護大一統，刀把子得攥在皇帝的手上。

2，異姓諸侯是禍亂的根源，他們與大一統背道而馳，各懷異心，平時相互傾軋，一有機會，就會犯上作亂。

3，民力有限，戰亂連年，民生凋敝，國力疲弱，要想享萬世之太平，兩條:剷除禍亂之源，儘快恢復民力。

而劉邦面對的現實問題，就是楚漢相爭過程中的異姓王坐大。因此，劉邦一邊與民休息，恢復生產。一邊馬不停蹄，趁剛封的異姓諸侯，立足未穩，勢力未張，命令交槍交權，不服，以謀反論處，這就是劉邦殺功臣主要都是異姓諸侯王的根本原因。

我們再看朱元璋，朱元璋己處於帝國時代的中後期，異姓諸侯王己經被歷史淘汰了。所以他要總結的歷史經驗主要是皇權的恐固和強大元帝國被顛覆的教訓。他用八個字加以概括"綱紀廢馳，官吏放縱”。

而他面對的現實是元朝的種族分裂政策和十幾年的割據戰爭，使國家四分五裂，一盤散沙。而農民起義隊伍文化素質低，沒有地方管理經驗，不得不大量任用元朝舊官吏管理地方。而高層管理隊伍中，許多是以軍功提拔上來的，這些人多是窮苦出生，沒有文化，在富貴面前忘乎所以，居功自傲，目無綱紀，甚至結黨營私，草菅人命。面對這樣的局面，血海中殺出的朱元璋謹記一條治亂需用重典。在31年的統治期間，辦了四大案，寫了《明大誥》，可稱得上鐵腕治吏，殺了不少人，上十萬，手段也夠殘忍，剝皮實草。但是沒有激起民變，反而出現洪武之治的穩定局面。如果以客觀的態度讀歷史，朱元璋殺的多是貪官，當然他農民出生，對錢看得很重，貪的標準很低，貪汙60兩銀子以上殺頭。在他的記憶裡，這60兩銀子只以使他的爹孃兄長不至於病餓而死，使他淪為孤兒乞丐，他也就不會被逼而反了。這個簡單的道理，讓他殺貪官毫不留情。在殺功臣方面，最大的是藍玉案，株連的人也最多。但看看藍玉們的表現，真的到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地歩，而功臣和權臣又連結成一張龐大的利益輸送網，活該倒黴，遇上了眼裡揉不得沙子的朱重八。

總結，劉邦和朱元璋之所以殺功臣多，撮其要。一，特定的時代背景。二，布衣出身，鞏固皇權的需要。三，隊伍整體素質偏低，危及國家穩定。

至於惡名，往往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後世文人，打著仁義的旗號，強加的。

最後補充一點，秦以後七大開國之君，漢明是農民起義。隋唐宋是門閥政變。元清是外族奪權。因為開國的手段不同，所以在鞏固皇權的方式上也不同，靠門閥和靠族群，較少出現殺功臣的情況，並不是誰仁慈善良，而是身居高位，利益趨同，素質整齊，抱團才能成功。他們的利益衝突往往表現在後代新君老臣的爭鬥中。

(完)

因為平民出生，背景不夠強大，後代壓不住功臣。為什麼劉秀，隋文帝，李世民不殺功臣？因為他們夠年輕，可以死在功臣後面，也有足夠的時間建立利益集團。隋文帝不年輕，我為什麼說他，因為他代表的是關隴集團，他不在了，集團內部為了自己的利益與權力平衡，肯定會選他其中一個兒子當皇帝。而劉邦他們就沒有如此龐大的集團，所以必須為後代掃清障礙